董春岭

国务卿的职位“位置很高”

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国会通过了“重建外交部法案”，外交部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组建的第一个部，它不但负有处理外交事务的责任，还兼管货币管理、人口统计、掌管国玺等内政事务。由于职能广泛，国会将其改名为国务院，将外交部长改名为国务卿。《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成为美国首任国务卿。

200多年来，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不断完善，国务卿的内政职能逐渐弱化，目前只保留着掌管国玺、接受总统和副总统辞呈等少数职能，但国务卿的名称沿用至今，其作为内阁首席阁员的地位也延续下来。

依照美国宪法规定，国务卿是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第三号行政官员，也是次于副总统、参众两院议长的总统第四顺位继承人，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种地位是其他部长难以企及的。

国务卿的担子“分量很重”

美国国务卿地位显赫，责任重大。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政党，但需要更多地将国家利益，而非党派利益作为其工作指针。他们除了要熟悉外交事务，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为美国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外，还需要具备出色的政治智慧、协调能力与个人魅力，既能够与总统密切合作，又能紧密联系和协调国内势力。在做出重大的战略判断时，甚至要同时面对总统和舆论的双重压力。

例如美国第24任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面对沙皇俄国希望出售阿拉斯加的历史机遇，在总统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火速与俄国驻美公使谈判，最终以72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了近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美国领土面积扩展了20%。如今这里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占美国的1/4，仅这笔资源总价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可谓“一本万利”。但在当时，西沃德主持的这笔交易却不被民众理解，所购得的土地一度被讥讽为“西沃德冰箱”。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急剧提升，国际事务在美国总统的工作日程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国务卿的担子也越来越重。随着国务院的规模日益膨胀，雇员从建国之初的数十人扩大到目前的6万余人，预算规模达到了近500亿美元，如何统筹安排各项事务，维护整个外交系统的有效运作，保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力，都给每位国务卿的能力提出了考验。

前任国务卿希拉里被誉为“国务卿劳模”。在过去的4年里，她已经先后访问了超过100个国家，总行程超过了135万公里。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勤奋”时，她的回答是“因为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国务卿的履历“含金量大”

在美国，国务卿一职一度被视为“通往白宫的快车票”。在200多年历史中，国务卿卸任后当选总统者不乏其人，例如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美国“宪法之父”、第5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第7任国务卿詹姆斯·门罗，第8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第10任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和第17任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等。对于那些有意问鼎白宫的政治家而言，国务卿的岗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跳板。已卸任的国务卿希拉里或许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位。

国务卿在任上能积累大量的政治资本与人脉关系。卸任后，这些“无形资产”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很多国务卿卸任后仍是驻外大使，或是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美国重要的智库、基金会、高校任职。他们不仅继续活跃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余热，例如美国第38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卸任国务卿之后，还担任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和海牙法庭美国首席检察官，后来代表美国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条约的起草与签订工作，在海牙国际法庭的筹建以及限制国际军备竞赛的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国务卿卸任后著书立说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既是外交战略的规划设计者，又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更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录，不仅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还是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宝贵文献。如第32任国务卿约翰·沃森·福特斯所著的《美国外交百年》、第37任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与他人合撰的《林肯传》、第51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创作的《参与创造的世界》，以及第56任国务卿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白宫岁月》、《论中国》等都已成为世人推崇的经典著作和文献资料。国务卿的能量“千差万别”

美国至今已有68位国务卿，但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并不多。国务卿本质而言是总统的顾问而不是同僚，其能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能力，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总统的政治需求，与总统的关系，以及国际大形势的发展。

一些总统选择政治家出任国务卿，往往是为了获得强力盟友，增强总统的政治地位。美国独立之初的国务卿大多由政治家出任，“奥巴马&希拉里组合”也是这种类型。这类国务卿往往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其个人能力。

如果总统希望自己能掌握外交全局，贯彻自己的思想理念，则往往选择技术官僚出任国务卿。这时，国务卿只起到“助手”或“执行者”的作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第55任国务卿罗杰斯，他是一名法律专家，尼克松提名他只是把他当摆设，目的是自己主导外交权，在他任职期间很少有机会参与外交决策，就连基辛格秘密访华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是事后才被“礼貌性”告知。

如果总统不擅长外交事务，则国务卿的作用就会更加凸显，如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就把外交事务“外包”给了国务卿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大规模报复战略”等都是这位国务卿的“杰作”。

同时，与总统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决定着国务卿影响力的发挥，美国第59任国务卿黑格将军虽然在国内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但因为和里根总统的关系不好而在外交事务上备受冷遇，最后被迫辞职。而第64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由于和克林顿私交甚笃，其外交才华得以完全施展，才成就了她“铁娘子”的美誉。

“时势造英雄”，国务卿的历史作用也与美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熟知的第56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便是一例。当时，为了使美国从越战中抽身、重新掌握对苏战略主动权，基辛格提出了修复中美关系的构想，并在其推动下付诸实施，不仅改写了冷战格局，也开创了新的历史。基辛格的能力固然出众，但客观而言，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美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等因素为他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机遇。

（摘自《东西南北·看人物》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