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58）

四川省传统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回顾和总结四川省建国初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举措和经验，对于构建我国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现状

公共文化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在外延方面，公共文化主要是指具有群体性、共享性等外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其特征是以文化站、群众艺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为依托，借助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资源，发展群众参与性、资源共享性的文化；在内涵方面，公共文化是指在文化的精神品质上具有公平性、公益性等内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

基于不同视角，西方学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文化不仅只是新的生产方式，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映 （Richard Hoggard，Raymond Williams，1956）；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机制和私人机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途径 (Burton.A.Weisbor，1972)；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认为公共管理（包括公共文化管理）“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理应以尊重公民权，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强调政府与民众的平等对话（Janet.V.Denhardt，Robert.B.Denhardi，2002）。

2005年，我国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此后，我国学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却起步较晚。一般来说，对四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和报告，多注重于现实层面，如李昊的《四川新农村建设现状分析》、徐碧英的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和对策――以四川为例》等；干德明、傅敬蓉的《四川全面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同时，一些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如聂华林等编著的《中国西部农村文化建设概论》；郑晓幸主编的《文化四川：文化体制改革与四川文化强省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谭继和、唐永进等著的《四川文化资源与文化强省建设》等。不过，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四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目前学术界对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是从何种维度，对四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多注重于现实层面，鲜见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我国西部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并从现代公共服务的视角全面考察其发展过程；无论是从何种维度，研究多集中在2006年之后的单一的样态上，鲜有对四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分析与考察，也很少去关注不同样态下的服务模式在运行上的差异性问题。

二、建国初期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及其分析

建国初期，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十分薄弱，起步甚差，这集中表现在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缺乏上。1950年，新的四川省政府接管了3个“民教馆”、3个图书馆，并将它们改造成了6个文化馆；此时博物馆、图书馆则尚未建立。经过近10年的努力，到了1959年，四川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集中表现在基础文化设施、经费拨付等方面。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共建成文化馆820个，文化站2036个，俱乐部75512个，业余剧团15027个，图书馆（室）15324个，公社书店2064个；在经费方面，四川省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为66043万元，其中国家下达280.5万元，地方自筹239.35万元，主管部门及企业自筹54.3万元，上年结算72.38万元，其他13.5万元。这年年底，财务拨款545.85万元，财务拨款占全年计划的82.66%。 由此可以看到，经过近10年的发展，四川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

（一）建国初期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

1.文化馆、文化站的定位以及功能。建国伊始，四川省就开始了对文化馆站的建设，对文化馆站的定位为：“文化馆、站是政府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而设立的事业机构。”并强调“一般县、区文化馆、站应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并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为工作重点”。 主要工作包括进行时事政策宣传、传播科学卫生知识、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文化艺术活动。

文化馆成为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事业单位。根据文化部和团中央的联合指示：“文化馆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力经常深入农村（城市馆应该是工矿）去开展或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文化馆应该用本身的工作向农村俱乐部 （或工矿俱乐部）示范，并且组织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到馆参观学习。”

为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工作，自1956年开始，四川省用民办公助的办法成立了农村文化站687个，并规定每站每月由政府补助8元，作为文化站半脱产干部的生活补助。

2.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开展。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俱乐部在四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俱乐部是综合性很强的群众业余文化组织。以1955年雅安县大兴乡前进农业合作社俱乐部为例，俱乐部内有文娱组、体育组、幻灯放映组、板报组、收音读报组、图书组、文化学习组、生产技术研究组等文化功能一应俱全。

截止至1956年7月，四川全省除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已建立了37000个农村俱乐部。通过农村俱乐部，全省农村有几十万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参加到俱乐部的宣传活动中来，他们广泛利用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和歌话剧、音乐、舞蹈等来开展活动，不少农村俱乐部还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经常开展小型分散、灵活多样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

四川省的农村俱乐部是在特定的时期采取特定的措施快速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毋庸讳言，它对于宣传党的政策、繁荣农村文化、丰富农民生活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3.农村电影放映小队的工作。看电影是建国初期四川城乡居民的主要文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四川省就积极推进电影放映工作，以满足城乡居民的文娱需求，不少地区还明确制定了“面向工矿区、面向农村”的电影放映方针，针对住所较为分散、路途不便的山区居民，电影放映小队发挥了很大作用，满足了农村老百姓的观影需求。

以当时放映条件极为艰苦的西康省 （当时还尚未合并到四川）农村地区为例。建国初期，西康的人口分布特别分散，且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当时西康省最大的城市是雅安市，也仅有人口57，000余人；康定约万余人，最大的乡镇富林镇只有人口4900人。其余居民多散居农村。农村人口中，又大约有60万人居住在山区。 如何让山区的老百姓看到电影？活跃在农村的电影放映队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1年前，西康省尚未建立电影放映队，老百姓观看电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1951年2月，西康省成立2个电影放映小队，至1953年，已增加至18个队，1954年，发展为25个队，至1955年，西康全省已基本做到每县1队，农村居民平均每人能在两个月里至少看一场电影。

从1953年起，西康省开始规范电影放映队工作，要求每个放映队都必须制定放映工作计划。为了方便农村群众更好地理解影片内容，在放映前，还会用海报、大字报（或黑板报）、连环画说明书、快板等方式进行宣传，介绍内容。1954年，西康全省农村共放映电影2829场，观众达1，605，983人次，使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在量与质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4.文化干部深入农村工作。建国初期，四川省各县市的文化馆广泛开展了“送文化下乡”活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组织了小型的文化轻骑队、文化宣传队、文化服务队，或者自己挑担、推车、带上图书、图片、幻灯、文艺演唱资料和节目，深入农村，深入生产队，帮助农村基层组织建立业余文化团体。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文化干部坚持实行“四同”：白天与农民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休息时就为农民群众教唱歌曲、读报，并搜集当地的新人新事，编成演唱材料，利用晚上放映幻灯进行宣传；同时还抽出时间辅导业余文化活动，传授业务知识和文艺节目。

以遂宁县文化馆为例，1962-1965年，遂宁共组织了八次文化服务队下乡，先后到了60个公社，单是文艺宣传演出的观众即有42万人次，占全县人口的一半。同时，他们采取了就地开办短期、小型的训练班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当地的农民文艺骨干。

（二）建国初期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特点

1.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文化服务。建国初期，四川省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时，即积极践行群众路线，使公共文化服务更贴近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比如，四川省许多县市组织的文化服务队在发现农民有多种需求之后，下乡时不仅提供文化服务，还与其他部门联合，为农村提供其他公共服务，如医药，教育等，以真正实现便民，惠民。以下是原川北区1952年5至8月份农村文化工作队工作情况表。

项目数量戏剧演出图片展览口头宣传 医药 合计次数85 21 89 195服务人数234120 193600 17200 3670 234120

再以1955年普格县文化站为例，该站在工作中通过调查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产需求，发动群众采集了野猪草89种，家猪草35种，并以此为主题开办展览与讲座，邀请专家进行讲解，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称赞。当地的很多人，特别是彝族老百姓说：“现在已经认得了，免得尽拿粮食喂（猪）划不来。”

2.根据农村特点，坚持开展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建国初期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中，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文化干部们发现，并不是只有演戏唱歌、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才算活动，“其他如出黑板报、土广播、田间快报等小型的、行之有效的、在农忙期间也可以开展的文化活动”，是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例如，一些农村在举办群众文化活动时，选择开展灵活多样的田间说唱活动，鼓励男女老幼都参加，营造愉快的劳动与生产氛围，使得“田间院坝皆是歌声”。 还有的将当地农民的先进事迹，编成花鼓、快板或者宣传稿，在山头、田间进行表演，既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又推动了良好的道德风气。

3.重视农村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建国初期，四川在开展农村公共文化工作时，由相关的乡、村或者农业合作社，抽调一位领导骨干或者活动骨干进行短期培训，此项任务由各县市的文化馆担负。为了支持各地的训练工作，保证农村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四川省各县市普遍采取这个办法来培训骨干。

在培训方式上，一种是分片或集中在县级文化馆培训；一种是“送上门去”，分头到重点乡办短期培训班，既不花钱（或少花钱），又不耽误农民群众的生产。培训的具体内容，一方面学习文件，在学习中理解和认识农村文化工作的性质、任务及活动方针；一方面交流经验，如田间生产鼓动牌的制作、图书管理常识、黑板报、土广播制作、怎样开展田间读报活动、如何办展览等。

4.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时，始终贯彻“业余”、“勤俭”的原则。以四川省建立农村俱乐部为例。建国初期，四川省在建设农村俱乐部时，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简可繁、不要强求一律”的办社精神，既反对追求形式盲目开展活动，也反对消极保守限制开展活动，尤其强调“业余”、“勤俭”的原则。

“业余”即指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一切群众文化活动都应安排在业余时间里进行，鼓励排演节目时将时间化整为零。“勤俭”并非片面强调节约，而是“能自己做的东西，就不要去买”。以灌县（现都江堰市）石羊乡永义俱乐部为例。永义俱乐部建立后，俱乐部逐渐开展了黑板报、生产展览、土广播、生产快报、群众创作、图书阅览、山歌、幻灯、文艺晚会、光荣榜、象棋、跳棋、羽毛球等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以上各项活动包括晚会和放幻灯的灯油及一些简单的设备开支，总共花了“二元多钱”。 该俱乐部的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在确立了“勤俭办社”的思想后，用干树枝和斑竹磨成跳棋和象棋，晚会没有幕布和挡子，就用被单缝成幕布，用竹笆子糊上报纸就成了硬挡。要办黑板报，没有做黑板的经费，就买了八锭墨（四分钱一锭），用酒把墨融化，涂在板壁上，又黑又亮，写粉笔还不滑，又易擦掉，“就这样花了四角多钱就制出了21面黑板”。 这样，既解决了农村文化活动经费紧张的问题，又更广泛地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

（三）建国初期四川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存在的不足

1.部分地区存在文化活动的面窄，活动不经常，不平衡的现象。在开展范围上，由于对群众文化活动中“群众为主体”的认识不强，部分地区存在文化活动的面窄，活动不经常，不平衡的现象。例如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联合青年团四川省委，组成了三个工作组，分别对泸县、广汉、雅安、天全等县的农村文化工作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个别乡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时，对开展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重视不够，但生产队却有不少文化积极分子经常集中在俱乐部学习各种文化业务。“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带动大家开展经常性的活动，而是为了遇有重大节日或中心工作举行舞台演出时，使自己当演员，别人当观众。”

2.在工作作风上存在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特别是发展农村俱乐部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的农村文化工作存在铺张浪费的倾向，也有些地方存在消极主义的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个别乡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高、偏大的急躁情绪，引起了下面（基层）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偏向……对勤俭办俱乐部的方针强调得不够，”有“脱离实际‘规格’的思想”。 如涪陵县某乡中心农业社第一社，因为驻社干部想“搞出个大俱乐部来‘示范’、争面子”，便抽出合作社的大批现金，发动群众做了400个义务劳动日，给俱乐部修了一楼一底的四间房子，还买了留声机、唱片（光这一项就花了108元）和篮排球、乒乓球、扑克、篮球圈等，共用去现金200多元。这个合作社春耕急需添置的耕牛、农具、各种肥料等共需开支700多元，就是不修俱乐部，也还要差100多元，修了俱乐部之后，社里只有330元现金了。

3.在人员配置上，存在盲目求快的倾向。以四川省每区所设的民办公助文化站（即农村中心俱乐部）为例。前文已述，截止至1956年，四川省已有民办公助文化站687个。由于民办公助文化站内安置的是一位初中毕业的半脱产干部，在经费方面，由政府每月补助8元，其中3元为业务活动开展费用，5元为生活费。这些文化干部，待遇低，生活困难，又非国家机关的正式编制人员，使得这些民办公助文化站共同存在一个问题：即许多半脱产干部处在“生产顾不上，干部当不成”的状态，不安心工作，当时的四川省文化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下基层调研时，已发现此类文化站难以为继，“应当逐步收缩。”自1957年开始，四川省恢复了原有的公办文化站，将现有的民办公助文化站全部停办，并以此项经费改建公办文化站，全省共270个，作为各县的派出机构，对农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加以辅导。

4.部分地区存在对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不闻不问的现象。有些乡镇领导认识不到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唱唱跳跳、无多大意义，于是不闻不问，放弃领导。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活动会妨碍生产，就粗暴的加以制止”。个别乡镇以国家“勤俭办文化”的指示为名，如当时天全县、雅安县的个别乡，把“能开展的活动也停止了下来。”还有些乡镇，不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哪些活动就设立哪些组织，有什么人才就开展什么活动，而是在当地的文化活动内容不多的情况下，设立了庞大重叠的组织机构。例如：基层文化机构里有正副主任、有委员会、有许多专业股、股以下还有许多组， 有的俱乐部下设了7个股，其中除两个股起作用外，其余皆成了空架子。

三、四川省发展农村文化服务建设的历史及经验所带来的初步思考

建国初期四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历程、获得的经验以及所产生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概推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发展轨迹。尽管建国60年来四川省的农村文化服务工作在服务内容、供给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上世纪50年代的实践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树立“大文化”的概念，加以综合推进

在农村地区究竟应如何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由于大部分农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居民居住分散、城市的辐射效应减弱，单纯的休闲型娱乐与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不相适应。对当地农民群众来说，长远来看，文化生活固然需要，但他们同样急迫需要解决与民生联系紧密的经济发展、医疗教育等问题。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更应树立“大文化”的观念，融知识性、娱乐性、实用性于一体，将文化与其他公共服务项目捆绑在一起，综合推进，在向农民提供文化产品时，把向农民传播知识、技术、信息摆在重要位置，在提高其文化素养的同时，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前文所述建国初期四川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就是如此。再比如近几年来，四川省扎实推进“1+6”村级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将医疗、文化、体育、公共服务由单一功能向综合服务转变，使农村公共服务综合能力得以提高，也是将“大文化”的概念落实到了实践之中。

（二）政府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舵手”，群众路线是重要手段，实地调研是重要工具

建国60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农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向更高层次动态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要随时了解工作中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并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经常进行实地调查，及时了解农村群众在文化生活上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梳理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初期的四川农村文化建设基础虽然薄弱，但农村文化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与当时的文化工作者经常下农村调查，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充分了解农村文化的真实需求关系密切。以前文所述建国初期的西康电影放映工作为例。西康境内多为5000-7000公尺高的大山，有些地方走八九天也不见人烟，并且每年十一月左右即开始降雪，在降雪季节道路堵塞，气候严寒，给农村的电影下乡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难度。不仅如此，西康山区农村的人口居住特别分散，且居住地大多大山环绕，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困难很多。但由于建国初期的四川农村放映队多次实地调研，在电影放映时充分考虑了当地老百姓的要求，不仅使得西康的农村居民的观影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还通过一系列“面向农村”的服务，进一步增进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也值得我们今天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借鉴。

（三）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更应注重内容建设

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资金和阵地建设固然重要，但文化活动更应注重内容建设。建国6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文化需求仍有较大缺口，资金、人才、阵地建设上的相对不足，成为困扰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建国初期的四川农村在文化工作上所强调的 “业余”、“勤俭”原则，也能为今天的农村文化工作的更好开展指出一条道路。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而言，内容比形式重要，组织管理工作做得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硬件建设的不足。农村的文化工作者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时，应结合当地实际，量力而行，不盲目追求“面子工程”，而是考虑怎样开展文化活动更能充分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开展文化活动更能让农村居民增加“幸福感”和凝聚力，以此真正发挥“文化带动”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