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强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并为之鼓与呼，他们浑然不知新常态下其实也有种种潜在风险

最近这两年，“新常态”这个词被经常使用，但对其内涵的表述却不尽相同。

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给新常态概括出了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了这样的新常态。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什么是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潜在风险？现在，很多人都沉浸在对新常态正能量的宣传之中，但就经济学家而言，对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潜在风险无疑应深入探究。

GDP增速有滑出新常态底线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年均GDP增速近10%。但因这个奇迹是依赖投资和出口双驱动创造的，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骤减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也被打断。GDP增速从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14.2%不断下降，到了2013年已经降到7.7%，几乎降了50%。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2009年，上届政府曾经推出了一个四万亿刺激方案，并放出了10万亿贷款，打了一场著名的GDP增长保卫战，史称“保八”。服用了这种“强刺激”药方的中国经济，2009年GDP增长率实际达到了9.2%，随后的2010年又实现了10.4%的两位数增长。但药效过后，经济又开始下行，2012年GDP增速降到了7.7%，2013年也未见好转。

有鉴于“强刺激”的保增长措施给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太大，本届政府改用了持续“微刺激”的办法，以期实现经济“稳增长”。但从当前的消费、投资、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持续“微刺激”也未能阻止GDP增速下行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为7.4%，预计全年也难以达到2013年7.7%的增长率。

对于今年前三个季度GDP同比增长7.4%这个结果，政府强调，经济增速仍然处在合理区间——7.5%左右。习近平认为，“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如果说7.5%左右是合理区间的增长率，那么，习近平所说的7%左右就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的底线，也就是新常态的底线。然而，7.4%和7%相比较，仅仅相差0.4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并未见好转的情况下，GDP增长有没有滑出新常态底线的风险呢？

“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习近平说。

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看，中国政府确实有能力把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控制在7.5%左右，或7%左右。但上届政府的四万亿“强刺激”和本届政府持续“微刺激”的结果证明，政府干预的作用只能是短期有效，时间越长政府干预的效果越差。这个道理不是很难懂，因为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潜在增长率，或称自然增长率，这并不是由政府决定。

政府为中国经济确定了一个7.5%左右的合理区间，又设定了一个7%左右的底线，但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现在尚无定论。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远未脱离传统的增长方式，纠错工作尚未结束，而且还伴随着结构失衡等种种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经济下行突破新常态底线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转方式调结构依然是个难题

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中国人并非不知道。这个话题从“九五”时期就开始说，一说就是20年。虽然历届政府为此都做了大量工作，但转方式调结构至今还是没有完成。

习近平说：“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习近平举出的数据证明，中国经济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化。但经济结构和以前相比有所优化，并不说明结构已经合理。而且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些微弱的好转，很可能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再次付之东流。请看下表：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例如，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分别为：消费贡献率39.6%，拉动5.6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42.4%，拉动6.02个百分点；净出口18.0%，拉动2.56个百分点。

很显然，金融危机前国内总需求已经严重失衡，投资远大于消费。中国怎样平衡国内需求消化不了的巨大投资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外需。所以，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驾举足轻重的马车。但这驾马车在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灵。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外需骤减，巨大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一时间无法消化，中国经济遭遇了重创。2008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18.0%下降到了8.8%，拉动GDP增长从2007年的2.56个百分点下降到0.95个百分点。受其影响，GDP增速也从2007年的14.2%，一下子降到了2008年的9.6%。

情急之下，2009年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救市方案。海量投资暂缓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结构失衡却因“强刺激”而更加严重。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可谓世界奇观。

经历了2009年的海量投资，结构调整已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了。通过调整，2011年、2012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居然连续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这本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在增速下行的重压之下，政府又重抄旧业，不断地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得而复失。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4%，又超过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今年“1-3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司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这个数据来证明经济结构的改善。但2012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8个百分点，不也是在2013年被逆转了吗？

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两大弊端：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货币超发。这两大弊端就像孪生的癌细胞一样长期折磨着中国经济，并使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选择。要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去产能去杠杆，但去产能去杠杆经济下行则不可避免；如果为了稳增长不去产能不去杠杆，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则又变成了空谈。

尽管政府已提出今后不再以GDP论英雄，但在这次APEC会议和G20峰会上，中国政府还是表达了实现7%以上中高速增长的强烈愿望。这个中高速增长靠什么实现呢？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动力，稳增长又是必须的，那么，转方式调结构的成果就很可能再次付之东流。

改革和创新遇到的新问题

一年前，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强调：“增长动力从哪里来？我的看法是，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李克强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曾强调：“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年后，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再次强调：“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习李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创新和改革两大动力。习近平还把改革比喻为创新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点火器，也就是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驱动力。

关于创新对中国的意义，我们早已知晓。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但创新主要是微观领域的事情，要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创新需要持续投资，投资量大、周期长，风险也大。中国企业不堪忍受，只好依靠引进技术来发展，实质上是把创新的任务交给了发达国家去完成。这样的发展方式，虽然把GDP搞上去了，但企业却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创新乏力”是对中国企业整体状况的精准概括。

由于创新乏力，导致中国现在还很少有世界级知名品牌。“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境，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写道，“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为了突破创新的瓶颈，为了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中国政府决定向德国工业4.0学习，制订《中国制造2025》规划。工业4.0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强调智能制造。这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新工业革命，意味着大众创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草根成了创客（Maker），大众创新就是创客运动。但在中国掀起创客运动，我们似乎还缺少思想、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准备。例如，大众创新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但这一点官方尚未接受。再如，大众创新要求有与其相匹配的金融市场，比如众筹，但我们在监管上还有太多的限制。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习近平说，一定要用改革这个点火器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中国经济一直由政府主导、控制，市场很难发挥作用。所以，改革首先就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将政府权力向社会、企业及个人转移，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的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显然是个难题，因为政府并非愿意放下手中左右市场的权力。

近两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有所加快，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所以，有很多“硬骨头”的确难啃。

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改革的一大难题，国企改革同样也是一场攻坚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混改”方案，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存有疑虑，国企不敢改，民企不敢进，至今国企改革难以深入。

此外，还有资源要素价格、利率汇率、资本项目放开等多项改革尚未完成，这些都是改革的深水区，打的都是攻坚战。

创新乏力已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如果改革不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创新这个引擎就发动不起来，可持续增长就实现不了。所以，针对改革的难题，习近平说：“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唯有这样的魄力，改革才有希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