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卫

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少阿拉伯国家进入变革与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国家治理与发展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要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老党还是新党，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伊斯兰政党，甚至一些无政党的海湾国家，都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都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同样，我们也一直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形势发展，对“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内外影响、发展走向等进行研究，并与地区国家的政党、政要和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努力探究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背后的经验教训，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建言献策。与一般性的经贸合作相比，理念交流虽然不会给中阿双方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更富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它可以带给双方思考和启迪，甚至可以影响双方的政治理念、发展思路和政策规划，有利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同的发展任务。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阿拉伯国家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与转型，面临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任。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中阿双方的共同愿望，也是今后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在国家治理和发展方面，双方可以将如何妥善处理以下几组关系作为交流探讨的重点。

一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停止不前，就会弄得人心思变;没有发展，很难实现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国家富强;没有稳定的环境，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无从谈起。过去几年，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家发生的一切也说明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性。

二是民主与民生的关系。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实行民主，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相适应，否则很可能造成水土不服，甚至可能引发灾难。美大力推进“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导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让各国人民深受其苦。当前多数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仍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如果过分强调民主而忽视民生，则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秩序失控，社会各界难以就国家发展形成共识，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很可能出现“有了自由，却没有面包”，甚至会再度引发民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最终遭殃的将是各国人民。

三是内部团结与外部干涉的关系。在中国有两句话几乎人人知晓，一是“团结就是力量”，二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又一条经验。在一个家庭里，几个兄弟秉性脾气各不相同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不但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外人也不敢欺负。相反，如果兄弟之间矛盾重重，甚至水火不容，外人肯定会乘机挑拨离间，一个家庭最终很可能四分五裂甚至家破人亡。在这方面，阿拉伯朋友有着深切体会。现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分天下，各不相让，导致美西方和周边邻国纷纷插手，恐怖暴力活动此起彼伏，民不聊生。黎巴嫩以真主党为首的“3·8”阵营和亲西方的“3·14”阵营针锋相对，总统职位长期空缺，社会矛盾和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长期对立，不仅进一步加剧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得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迟迟得不到实现。阿拉伯各国要实现和平稳定发展，阿拉伯民族要实现振兴，不仅需要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阿拉伯各国内部也要团结起来。

四是维护伊斯兰形象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关系。伊斯兰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当前，一些极端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不仅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安全威胁，也极大损害了伊斯兰教的形象和声誉。我们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挂钩，极少数极端组织的所作所为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但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极端宗教思想滋生蔓延，对恐怖主义推波助澜。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要努力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肩负的任务更重，既要大力宣传伊斯兰教的温和教义，引导广大穆斯林信奉正道，摒弃极端宗教思想和暴力恐怖行为，又要积极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看待伊斯兰世界，避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切实维护伊斯兰教爱好和平、反对暴力、友爱互助的良好形象。

五是坚持本国特色与借鉴外来模式的关系。世界上没有一种统一的制度模式，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实践证明，中国正在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一种制度。我们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要交流过程中，在全面客观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强调每一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应生搬硬套。同样，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和先进经验，各国也可以学习借鉴，但要结合本国实际，以我为主。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本身也是一个向世界学习借鉴、与各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方始终尊重阿拉伯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愿学习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这种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坦诚友好的态度基础上的交流，得到了阿拉伯各国政党政要的高度赞赏，也赢得了阿拉伯朋友们的尊重和信任。

六是处理好传承民族文化与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关系。如何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捍卫民族特性和文化属性，是阿拉伯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世界，信息化高度发达，青年人已成为“网络一代”，西方文化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弱势更加明显。中阿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各国均面临严峻挑战。这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中阿双方需要认真思考、积极应对。与此同时，由于中阿在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合作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双方还无法及时、充分、准确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很多时候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第三方加工过的，有时容易导致双方之间的曲解和误解。面对西方媒体和文化的强势地位，中阿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构建更多直接沟通的渠道，不仅要让对方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明白自己的意思，更要让对方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愿意传播自己的故事。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西亚北非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苏童）

?成? D ? ? p] ?V ?苏库尔德政治组织。第三阶段（1946—1990年）是库尔德问题深化发展和库尔德人斗争全面高涨阶段。库尔德斗争的中心由土耳其转移到伊拉克，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多次爆发激烈内战，并一度达成允许库尔德人自治的协议。但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人被伊朗和美国出卖，再次遭到严酷镇压。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又因支持伊朗而遭到萨达姆政府的严酷报复，其聚居区甚至被施放毒气;在土耳其，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成立后，于1984年开始武装斗争，自此土库尔德问题进入激烈武装冲突阶段;伊朗库尔德人曾于1946年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马哈巴德共和国”（Mahabad Republic），它被视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第一次正式尝试，然而成立不到一年就因苏联与美国妥协，决定从伊朗撤军而失败。这一时期，相关国家大民族主义日益泛滥，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化政策、土耳其的土耳其化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而外部势力更加深入介入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成为美苏在中东争霸直接利用的工具。第四阶段（1991—2010年）是库尔德人斗争高潮阶段。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严重冲击了中东地缘政治，重大政治事件频发，如苏联解体，美国开始独家主导中东、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引发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开始实施以反恐为中心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以及2005年启动加入欧盟谈判和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等，直接或间接地对库尔德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从被削弱到被推翻，伊拉克库尔德人也从美军保护下的自治到正式获得联邦自治主体地位，伊拉克形成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库尔德地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同时，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开始成为地区库尔德人的流亡中心，伊库尔德人的成功也极大刺激、鼓舞了周边国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斗争日益激烈，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库尔德问题不仅成为土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库尔德人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仅刺激“库尔德人的觉醒”[2]，推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库尔德人发起不同规模的要求扩大民族权利，实行民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一些国家也被迫调整库尔德政策，以缓解压力，这些使库尔德人状况得到好转;同时“阿拉伯之春”还致使地区陷入大动荡，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传统政治地理边界剧变，库尔德人所在国大多深陷动荡与变动的漩涡中心，也为库尔德人扩充实力和加快独立步伐提供了机会。可以说，“阿拉伯之春”正日益演变为“库尔德人之春”。[3]

从国别看，这场“库尔德之春”主要表现是：在土耳其，2011年春爆发大规模库尔德抗议运动，库尔德人的“和平民主党”（BDP）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呼吁土库尔德人仿效阿拉伯人，占领广场，搭建“民主解决帐篷”发动抗议。2011年11月，土总理埃尔多安对20世纪30年代政府军屠杀上万库尔德人表示道歉，这是土历史上首位政府总理对这一事件道歉。2012年，埃尔多安宣布允许公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这是土历史上首次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库尔德语教学。2013年12月，土耳其第一个带有“库尔德斯坦”名字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并得到官方批准。2013年9月，埃尔多安政府重启库尔德倡议，实施一系列国家民主化改革方案，允许在竞选中使用库尔德语，降低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此外，2012年10月土政府秘密重启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谈判，并于2013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库尔德工人党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并撤离土耳其。

在伊拉克，随着美军于2011年底撤离，美军存在时期形成的政治平衡很快被打破，伊内部原有宗派政治斗争加剧，由此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矛盾加深，库尔德人开始绕开政府管道自行对外出口石油，中央政府停止向库尔德地区政府拨款。尤其是2014年6月“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中央政府近乎瘫痪后，库尔德人离心倾向加强，乘乱占领了基尔库克以及两处油田，并再次发出了寻求独立的呼声。2014年7月，库尔德地区政府（KRG）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公开表示，“伊拉克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决定我们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能坐等由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声称将在库尔德人自治区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9月17日，库尔德地区政府外长法拉赫·穆斯塔法·巴吉尔对新组建的阿巴迪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若不能在三个月内就石油收入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库尔德人将走向独立，并强调“这是最后的机会”。在“伊斯兰国”崛起，中央政府失控的大乱局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加大。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正取得前所未有的事实上的自治地位。2011 年3月，随着叙利亚危机不断恶化，巴沙尔总统宣布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下令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30万无国籍库尔德人问题。随着内战爆发，政府军主动从库尔德地区撤出，以换取库尔德人在内战中保持中立。而库尔德人乘机取得了对库尔德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积极组建库尔德政党和武装。2011年，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NC）成立。2012年7月，该组织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达成协议，成立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统一协调叙库尔德事务。2013年11月，叙库尔德人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统辖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地。对此变化，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努里·布瑞姆表示，“在阿拉伯人统治库尔德地区上千年之后，当前重要的一点是库尔德人开始控制该地区。现在库尔德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了”。

库尔德人独立

建国前景依然不乐观

可以说，中东大变局极大改善了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扩大了其活动空间，为库尔德人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作为“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大动荡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库尔德人的兴起将重新塑造地区相关国家以及地缘政治秩序，改变地区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在“新中东”拥有更大发言权，无疑将成为21世纪中东最新的重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库尔德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总体实力日益增强，库尔德问题解决的内外环境日趋转好，库尔德人距离独立建国的梦想日益靠近，但是短期内一个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仍不太可能出现。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库尔德人分居四国的这一政治和地理现实在可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即使最有可能率先建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第一，库尔德人所在国难以允许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各国之间虽然彼此有矛盾，但是在共同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问题上目标一致，态度坚决。历史上，各方曾多次联手对付库尔德人。第二，从库尔德人内部看，自身存在巨大缺陷。如地理上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对外隔绝;缺乏团结，内讧严重，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历史上，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各国库尔德人之间曾相互争斗，甚至大打出手，而这一弱点又常常为外部所利用;对外部势力过于依赖，将自身命运寄托于外部力量身上，导致自己命运往往为外界所掌控;各国库尔德人斗争目标各异，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并未成为所有库尔德人的共同目标，第三，缺乏有力外部支持。目前，除以色列公开表示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外，其他国家均态度冷漠或表示反对。库尔德人的境遇在西方虽然引起广泛同情，并得到一些政治家和组织的支持，但从中东现实考虑，西方不愿改变中东政治版图，担心损害与中东盟友关系，因而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要求基本持否定态度。美国及西方表面上同情库尔德人，实际上利用库尔德问题插手、干涉中东地区事务，谋取自身利益。

最后，最新的军事打击“伊斯兰国”也给库尔德人独立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伊斯兰国”的出现，对库尔德人既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和考验。作为美国所依仗的主要地面作战力量，随着美国及西方国家纷纷向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库尔德人也抓住机会借力整合提升了自身武装力量，向国际社会证明了自己是维护地区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强化了与西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库尔德人赢得了国际合法性”[4]。叙利亚政治学教授、库尔德反对派政治人士卡瓦·阿齐兹称，“这是库尔德人的历史契机，他们正好可以用来实现变革。”但是，库尔德人也面临新的考验。这突出表现在伊拉克辛贾尔山中的亚兹迪人（被视为库尔德人的一支）遭屠杀和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科巴尼之战两起事件上。7—8月份，“伊斯兰国”不断发动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进攻，并占领摩苏尔等地，一度逼近库尔德自治政府首府埃尔比勒40公里处。库尔德武装节节败退。大量亚兹迪人遭围攻屠杀。9月，“伊斯兰国”开始猛烈进攻叙土边境的科巴尼及周边地区，库尔德武装长期孤军奋战，造成库尔德人大量伤亡和集体逃难。科巴尼之战背后是各国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既需库尔德武装充当打击“伊斯兰国”的地面先锋部队，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必须“适度”，因为它必须维护巩固美土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土耳其的支持，并确保伊拉克的安全与领土完整这一中心目标。为此，美迟迟不对围攻科巴尼的“伊斯兰国”发动袭击，这让库尔德人寒心。土耳其坚持反对施以援手，并阻止救援，是出于对“库尔德之春”的担忧。土真实意图是“坐山观虎斗”，让“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相互残杀，借此遏制库尔德人。土耳其此举遭到国际社会普遍批评，国内库尔德人纷纷抗议，并引发流血冲突。人们担心科巴尼事件可能逆转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解决进程，促使库尔德工人党重新拿起武器，致使国内矛盾再次升级。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巴伊科公开警告土可能重新爆发内战。虽然土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妥协，但仍有保留。而伊朗虽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但底线是支持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主要成员沙鲁迪表示，伊朗和伊拉克不会接受伊拉克的分裂，“谁企图分裂伊拉克谁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从辛贾尔山到科巴尼，从库尔德人遭屠杀到西方及地方国家迟迟不出手救援，既凸显库尔德人实力明显不足，军力仍很孱弱，建国准备远不充分，也彰显出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对库尔德人见死不救，仍将库尔德人作为利用工具的真实心态。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库尔德人等待“战略性的盟友，真诚的朋友”。[5]

总之，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但总的趋势是库尔德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处境和地位将会不断改善与提高。但是，伴随这一进程，中东地区尤其是相关国家的主权与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第二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

（责任编辑：苏童）

[1] Claire Berlinski ，“The Arab Spring is Now the Kurdish Spring”，July 29，2012 ，Gatestone Institute. http：//www.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2/7/turkey4056.htm（上网时间：2014年11月5日）

[2] ?mer Ta?p?nar，“The Arab Spring and the Kurdish Awakening”， Today's Zaman，September 2， 2012（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5日）

[3] ERTU?RUL ?ZK?K，“The Arab Spring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Kurdish Spring”，July27，2012.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he-arab-spring-has-transformed-into-the-kurdish-spring-.aspx？pageID=449&nID=26443&NewsCatID=401#.UBIzXlcA7d0.twitter（上网时间：2014年11月20日）

[4] “Kobane：The battle For Kurdies legitimacy”，Fikra Forum，Nov14，2014. http：//fikraforum.org/？p=6033（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5日）

[5] Benjamin Kweskin ，“Wanting strategic allies， needing genuine friends”，The Jerusalem Post，Oct20，2014（上网时间：201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