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平

六、“烧冷灶”

用“烧冷灶”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可以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它表明执政党的对外交往不像国家关系特别是峰会那样引人注目，更多的是为今后深入交往做铺垫。另一方面，它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对象不仅限于对方中央政府的执政党，也包括参政党、合法的反对党、地方执政党，乃至智库、民间团体和媒体。因此，党际交往尽管不那么立竿见影，却可以有更多的交往对象，能更深入地了解对象国，交更多的朋友，探讨更多的合作领域与方式。党际交往的这些优势在对印度的工作中有全面体现，下面举例说明。

（一）同左翼政党的交往。2009年9月，印共（马）和印共的外事负责人联名致电，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将在印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一时期中印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风波：达赖喇嘛窜访藏南，印度一些媒体乘势鼓噪，不友好的舆论甚嚣尘上，双边一些高层互访未能如期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派观察员出席会议，同时广泛接触印度政界，推动双边日程。11月19日，我们一行抵达德里，当天下午就会见了已回国任外交秘书的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她在会见中释放积极信号，表示印度政府最高层有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的强烈政治意愿。她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党外交在中印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同印度主要政党保持联系，党际交往有很大发挥作用的空间。20日，我们出席了由印度左翼政党主办的会议。会后，印共（马）总书记卡拉特和印共总书记巴尔丹在会见我们时表示，中方的大会发言有助于与会代表更好地理解中共和中国，中国的实践与成就使印方深受鼓舞。他们还表示，随着大量外资进入印度新闻、娱乐行业，印度一些媒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其不实报道背后有国际推手。他们认为，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经贸和民间交往，增加互信，进一步夯实友好基础。我们还同印度其他各主要政党进行接触，商定来年交往计划。

（二）同反对党的交往。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成立于1980年4月。成立之初，在人民院545个席位中只有2席，之后迅速增加。1996年达到160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受命组阁，但得不到稳定多数支持，首次组成的政府仅存在13天。1998年第12届人民院选举中获181席，组成以其为首的联合政府并执政至1999年5月。1999年9月第13届人民院选举中获182席，由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组建中央政府。2004年5月第14届人民院选举中失利下野;2009年5月第15届选举中所获席位进一步下滑。印人党以教派主义色彩浓重著称，曾宣称对所有拒绝接受“印度教至上”的政治势力“进行猛烈而持久的抨击”;在国际上曾于20世纪90年代公开宣扬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潜在威胁”。1996年11月，该党副主席克利希纳·穆尔蒂率团访华，同中国共产党开展直接交往。此后印度核试使双方来往受到影响，后逐步改善，在执政期间双方保持正常来往。下野后来访减少，但中国重要代表团访印都要会见该党领导人。同时，该党在许多邦执政，在地方有广泛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同印人党交往的突破性进展也是通过接待印度地方邦首席部长实现的。2009年9月，印人党领导人、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叶迪乌拉帕应邀访华。卡邦是“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所在地，邦政府首席秘书苏达尔·拉奥是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的丈夫，他们夫妇着力推动首席部长来华访问，顺便为来年1月卡邦“全球投资洽谈会”招商。我全程陪同这次访问。访问最后一站是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会见了叶迪乌拉帕一行。他愉快地回忆起前一年访问印度卡邦时同叶迪乌拉帕会见的情景，表示对印度巨大发展潜力留下深刻印象。代表团在沪举行“卡邦推介会”，重点介绍招商引资优势，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愿望。叶迪乌拉帕本人曾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对我国农村情况十分关注，访问嘉定区华亭镇毛桥村生态农业示范点时认真听取介绍，详细询问土地制度、农作物产量效益、农户经营方式和收入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叶迪乌拉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制订了经济特区建设规划，将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努力保证特区健康发展”。访问后，卡邦决定安排1000名印度农民赴华考察访问。尽管未必立竿见影，但会有潜移默化作用。《今日印度》称此访旨在将中国的“成功故事”引进卡邦。

2010年8月，我第一次以中联部副部长身份率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其间会见印人党主席加德卡里。他为人开明，在孟买等地政绩突出;视野开阔，曾赴东南亚学习发展经济的经验;对外交往务实，不拘泥于“礼宾规格”。2011年1月，我们按约定接待他访华。李长春同志在会见该团时表示，加德卡里是两党开展正式交往15年来印人党主席的首次访华，意义重大。他还说，自己曾在河南工作过八年，河南洛阳郊区有个白马寺，是东汉时期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皇家寺院，两位印度高僧曾在那里译经，死后就葬在那里;他们同玄奘一样，都是中印交流的使者。他表示，赞赏和支持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祝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加德卡里在会见王家瑞部长时说，通过此次访问深刻体会到党际交往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特殊重要性;作为印人党新一代领导人，高度赞赏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印人党在九个邦执政，希望加强这些邦同中国的合作;在2014年的下一届大选中印人党有望在中央执政，届时将继续努力推动印中关系向前发展。

在2014年大选中代表印人党呼声最高并最终当选为总理的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既因古邦发生的教派冲突险些受到起诉，同时又数次被评为“最佳首席部长”。我们决定邀请莫迪访华，增进其对中国的了解。2011年10月，我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当面听取莫迪访华要求。古吉拉特邦是圣雄甘地的出生地，当地人有不少拜火教信徒，以善于经商著称。莫迪在会见时介绍说，古吉拉特是印度城镇化程度最高的邦，农业发达，工商业领先;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然，古邦仍面临一些问题，在许多领域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希望通过访华深入交流，了解中国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措施;同时古邦也需要引进中国的资金、技术来促进古邦产业发展;他欢迎中方企业到古邦开展合作，古邦政府将积极鼓励并提供必要的便利;访华时还将有他精心选定的数十名企业家随行，希望就具体领域的合作与相关部门和企业洽谈。莫迪还不失时机地介绍古邦的旅游资源，告诉我们古邦是古代“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玄奘曾在这里逗留讲学，还有多处其他宗教圣地，欢迎中国游客前往。这次古吉拉特之行让我看到莫迪“最佳首席部长”的称号确是实至名归。

（三）同“地方政党”的交往。印度号称“人口最多的多党民主制国家”，政党数量惊人。但是，所谓“全国性政党”只有六个，其他政党影响力基本集中在一、二个邦。但有些人口大邦由于在国家议会中议席较多，在这类邦执政的地方性政党在主要政党相持不下时往往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同印度人民党（团结派）的交往堪称同印度地方政党交往的典型。2011年，印度外交部通过两部交往机制推荐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斯·库马尔访华。库马尔是印度人民党（团结派）资深领导人，2010年第三次当选印度第三人口大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

我们已有接待多个印度邦首席部长代表团的成功经验。根据其主政地方的特点安排参观考察，有针对性地介绍情况，了解其发展经济的思路，为务实合作牵线搭桥。以比哈尔邦为例，我们注意到该邦有诸多佛教圣地，对中国游客有很大吸引力，该邦政府将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库马尔访华取得很好的效果，回国后积极推动与我党建立联系。同年11月，甘肃省委书记陆浩访印。2012年9月，该党主席夏拉德·亚达夫率团访华，两党正式建立关系。

（四）同友好人士、“智库”和媒体的交往。首先是同一些与政党有密切关系的“民间组织”和“智库”的交往，曾对开展和深化党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最典型的是同“拉·甘地基金会”的萨奇布和“德里研究小组”的维杰·乔利的交往。与之类似的是同一些与印度政府特别是外交部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机构的交往，如“世界事务委员会”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在外地参观访问期间，也尽量安排同地方民间团体会见、座谈、参观，既增加对印度的感性知识，又介绍中国，增进了解。扩大影响最有效的措施则是接受媒体采访。

七、依依惜别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已是2013年底，接替拉奥琪女士担任印度驻华大使的苏杰生先生也即将结束任期。12月2日中午，我设宴为他饯行。席间我问他怎么看在中国这四年，怎么看中印双边关系，怎么看党际交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告诉我，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曾在欧洲、美国、东盟和日本任职，如果没有在中国这四年，将是极大的缺憾;他为有机会这个时候在中国任职并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而感到庆幸和满足。对于党际交往的作用，他表示，2014年印度大选即将举行，目前没有人能对选举结果打包票，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选举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是印人党或国大党获胜单独组阁，或者没有一个党获胜而必须联合执政，下一任印度总理肯定已经应中联部的邀请来过中国。的确，莫迪和拉胡尔·甘地都曾率团来访，几个可能作为“第三势力”领头羊的地方大佬也不例外。

2014年2月，我最后一次以中联部副部长名义率团出访印度，也算是对印工作的告别之旅。我照例分头拜会各主要政党、有交往的民间团体和智库的领导人。不同的是印度人民党（团结派）总书记提亚吉出面，为我举行了一个政党、议会、媒体、智库和工商界“友好人士招待会”，印度前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现任议会事务和计划国务部长舒克拉和国大党、印人党、印共（马）、民族国大党、社会党、大众社会党领导人等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提亚吉在致辞中表示，印度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国内问题可能政见不同，但我们今天都因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往而欢聚一堂，这充分表明对华友好已成为普遍共识。与会各界代表纷纷即席讲话，强调印中同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双边关系是25亿人民、两大文明和两大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加强两国战略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利益所在;两国政党、组织、人员的交往已有深厚基础和积累，必将在新形势下不断深化和拓展。我被他们的肺腑之言所打动。

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交往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更无惯例可循。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双方客观存在的互补性日益显现。我们要无愧于时代、承担起责任，就要迎难而上，抓住机遇。政治交往是拓展交往、建立信任、推动合作的捷径。这些年来我同印度朋友的交往，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一个增加知识、建立信任、培养感情和深化友谊的过程。

（待续）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