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诗意的信仰
——论《哭摩》的精神诉求

张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2年金城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任主编的图书《哭摩》，全集辑录了徐志摩遇难后的相关报道、纪念文章，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旧闻新知”、“师友追忆”和“后世寻踪”,以史实为基础，试图重现历史场景。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现代文学中的徐志摩研究作一份资料汇总，更在于编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彰显出个体学术风范，乃至秉承徐志摩先生诗意的人生信仰，以孩子般的天真，对学术理想的虔诚来经营自己的精神世界。

《哭摩》 徐志摩 诗意 信仰

民国是个动荡的时期，现代文学史上因天灾人祸罹难的文学家不可计数，因空难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格外让人痛惜。1931年11月“新月派”的骨干徐志摩搭乘飞机途经济南开山附近，因飞机撞击山头而遇难。诗人仙游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题词并撰写追悼文章。徐志摩的猝然去世，引来了时人的关注，却未能给自己寻到一个真实、公允的评价。正如林徽因1935年所提到的，这些名流或评论家们“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诗人身后寂寥，因种种原因其全集出版屡经波折，日记、手稿离散不全，后人又远离故土，直至80年代后才出现了相关公允的徐志摩评传和研究论著。

时隔八十一年后，2012年金城出版社出版了《哭摩》一书，再次引起世人对徐志摩这位情感丰富、单纯炽热的民国文人的关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辑一为“旧闻新知”,收录1931年空难发生后主要报刊的原始报道以及上海公祭时的悼词挽联；辑二为“师友追忆”,主要收录了民国时期报刊中刊载的徐志摩师友对其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从所占篇幅上来看这部分为该书的重点；辑三为“后世寻踪”,收录了80年代以来诸多传记与寻访文本，其中包括近年来济南本地记者和编者本人对徐志摩遇难地的多次考证。编者王任竭尽所能地从第一手材料中寻求与徐志摩遇难相关的新闻报道、回忆文章及传记节选，试图以此扫清历史迷雾，追怀陨落的诗魂。全书以史实为基础，试图以细节重现历史场景，抚今怀古，警醒后人。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现代文学中的徐志摩研究作一资料汇总，更在于编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彰显出个体学术风范，乃至秉承徐志摩先生诗意的人生信仰，以孩子般的天真，对学术理想的虔诚来经营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任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他与徐志摩结缘于2006年，其时他就职的学校主校区搬迁至济南长清，长期浸淫于现代文学史料中培养出的学术敏感使他很快发现该地是徐志摩的遇难地，而在他动意前往悼念时，多方搜寻资料，发觉民国报刊及后来徐志摩亲友的追忆文章中所记录的遇难地多有讹误。几经考证，多次实地走访后，他在2010年5月的《温故》期刊中发表了万字配图长文，厘清了三种谬误说法，确认西大山为遇难地原址，多年来此山被误作开山，且已在出版地图中将错就错地标注。《哭摩》一书的封面即取自编者手绘的徐志摩遇难地草图。之后他开始致力于徐志摩逝后的史料收集，尤其是关于徐志摩遇难过程的描述。历经五年编成本书，本拟作为徐志摩逝世八十周年的纪念，却因时机不合，迁延至2012年才正式出版。

当今学术界有种偏见：往往认为编书易、著述难，而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则更是耗时费力而缺乏见识的做法。对史料文献的轻忽、蔑视导致当今学术风气浮泛，研究者多随着当今流行的理论飓风招摇，众多成果以理论为旗帜，史料则被随心所欲地剪裁出适合理论的各种规格。《哭摩》一书的出版，让久在理论漩涡中目眩神迷的我们又一次找到了脚下的基石，编者扎实的学风和勤勉的治学态度，尤其是其认准目标钻研不已的精神足以让我们为之赞叹。其天真质朴、理想主义的情怀正与他关注的徐志摩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诉求。以爱、美、自由为人生信仰的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言中写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将此句解读为：“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对于耗费五年时间和精力的编者来说，他所执著的现代文学史料收集、梳理工作又何尝不是挣扎于现世名利之外的，难以为世人理解的事业呢？

编者在学术上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务要做到字字有来历，不伪造、不夸大、不臆想，如胡适先生所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这一点在书中频繁出现的“编者注”中格外鲜明，编者不仅将民国白话文字与现代汉语不符的字一一标注，如第2页“谨”标注为“仅”，第9页“仓卒”标注为“仓猝”，第135页“明瞭”标注为“明了”等；且根据其他资料印证，不断更正报章中的讹误：如第22页编者将“朱凤糜”更正为“朱凤藻”，“生贯一”更正为“王贯一”等。另有报刊年代久远，字迹湮灭不可辨认处，编者按其字数列出空格，以示此处有遗漏。这些细节在读者看来只是一瞬的工夫，对编者来说则需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即便只有数十字的报道也需多时的翻检、反复的考证，才能确认无误，在彰显着编者细致求实的治学精神和与五四人文精神共振的精神频率。此外在篇目的编排上，编者煞费苦心，三个部分分别以“源头、媒介和传播”为主题，层层递进。而每个部分又各有不同的排序方式，如本书第二部分既不是按照时序排列，也并非按照时人与徐志摩关系亲疏远近来排列，而是根据论者对徐志摩的认识深入层次来排序。这种排列显然跳脱了材料的堆砌，彰显出鲜明的学术态度和观点。

公允地说，这是一本材料翔实却未必完整的集子，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该书定会有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这不仅是徐志摩研究者所企望的，更是我等读者所心念的。借此集，编者传达出的不仅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愿望，更多的是如徐志摩一般对学术乃至人生的诗意信仰。

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民国时期南京文学研究”(10ZWC01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sk201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