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妮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论文化作用的无限放大

赵文妮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随着文化自觉观念的深入，人们开始习惯拿文化说事。其中不免出现文化滥用、文化作用夸大化的现象，一种是在不自觉、无意识之中误用文化概念；一种是为撇清责任而推脱到文化身上。前者的发生是文化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后者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从这两个现象当中，总结出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对于文化本身的复归是大有裨益的，更是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文化 作用 放大 文化自觉

自从文化批判理论出世以来，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危机、文化失控等各类词汇为人所熟知。以后人们就习惯了用“文化”的眼光来批判一切事物，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勾连起来，比如制度文化、商业文化、生态文化、消费文化等等。既然文化渗透在社会每个领域，不免有人就把政治、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内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文化”的症候，文化作用无限放大，文化成了“替罪羊”。

那么何为文化？文化的界定是什么？黑龙江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衣俊卿先生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一文中列举了四种普遍的说法：“一种是文化学家泰勒的观点，把文化和文明等同起来，用以涵盖精神的、物质的、制度的一切归属；一种是类似胡适和梁漱溟的观点即在人的基本生存模式或基本生存方式的意义上理解文化，把文化视作‘人们生活方式’或‘人类生活的样法’；还有人把文化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性、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有的学者区分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文化，其中狭义的文化指‘观念形态或精神形式的软文化’，而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1]等等。如此看来文化根植于一切人类活动之中，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是文化批判的温床。在中国知网中含有“文化缺失”主题的文章就有1136条，内容涵盖了教育、经济、医学、教育类，有如：《文化缺失：汉语古诗词英译之文化维度》（胡杰、胥瑾）、《“文化缺失”下亲属称谓语的英译》（李景瑞）、《“90”后传统文化缺失与教育问题》（贺伟、张小梅、干芳洁）；饮食类有如《中式菜名英译的文化缺失》（王冬梅）、《试论中国菜名的相对不可译及对策》（王才英）；艺术类有如《谈中国当代工笔画中流行现象的文化缺失》（李然）、《论河北梆子的原创精神和文化缺失》（赵惠芬）、《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缺失与理性回归》（孟昭雯、邱辉）、《视觉文化下的国产大片》（董晓）、《论宋祖英民歌翻译中的文化缺失问题》（王保令、秦美芳）；经济类有如《基于制度视角的家族企业内部诚信文化缺失与培育》（刘巨钦、易明）、《从历史审视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缺失》（王扬宗）；政治类有如《构建慈善文化对当今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常烨）、《慈善文化：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张维）、《腐败成因：一种文化视角的解读》（桑词友、徐永齐）等。

但是不免有些人将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儿都归结为文化的问题，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一种消极的回避，将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都理解为文化的失控，亟待知识分子想出一条拯救道德、拯救文化的道路。殊不知文化在各种社会现象中更多的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是一种稳定缓慢的心理感知。用文化去解释一切社会问题却是对文化的不公，我们需要“文化批判”的思维，但要切记不要给“文化”身上加上过高的砝码。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吾金先生在《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对“文化自觉”的元批判》一文中就批判了那些把一切问题都归属于文化问题的做法，反对以软绵绵、边界模糊的文化概念来说事。并且指出：“不适当地夸大文化概念起作用的范围是危险的。应当让文化概念退回到它实际上适合的范围内。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文化概念，但我们反对不受限制的滥用这个概念。”[2]这篇文章发表在2013年1月的《探索与争鸣》上，同年在《南方论丛》第3期上苗伟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也论“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该文虽然是以反对俞先生狭义的文化观为出发点，但是也提到了在“全民谈文化”过程中，“文化这个具有学术意味的概念被卷入到大众化的表达漩涡之中，也就难免出现文化滥用的现象”。[3]由此可见，关于文化的正确使用这一问题正在学术界被引起重视，但是像这类的文章却是微乎其微，这也正说明我们不自觉地会以文化的视角去看待一切事物，无形之中文化的作用得以夸张化，甚至出现了文化误读，企图用文化去解决一切问题。一些学者引以自傲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用文化去拯救世界；一些官员为撇清责任把问题推在文化身上；而普通大众则在全社会高唱文化主旋律、“文化软实力”的氛围下，把问题轻描淡写地归于文化。这种强调“他律”、抛弃“自律”的做法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对于解决事情无益，而且就文化本身而言也是一种戕害，因为这样一来显得正是文化堕落了，正是文化的缺陷导致了各种问题的产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呢？这主要是文化概念本身的界定就很模糊，人们尚未对文化这一概念达成共识，因而也无法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像西方哲学家对于美究竟是什么这一概念争吵不休、难以断定一样，文化的命题也是一个元命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理所应当对于文化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不断地补充完善，文化的特性也在于它的时代性、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文随时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化。唯有此我们的文化才得以生生不息，狭隘的文化观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就在这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摩擦之中，文化血液得以传承。当今的“文化热”正是国人文化自觉的表现，在这一自觉的初级阶段不免会出现一些文化误读、文化错位现象，正如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苗伟所言：“这种自觉（文化自觉）带有明显的盲目性、盲从性、非理性”。[3]我国的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文化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边界也相当模糊，“人们往往把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非反思’地冠以文学哲学的名义，而文化哲学的真正地平线则变得十分模糊、十分可疑，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提及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具体规定性”。[4]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文化哲学的宽泛性一方面不利于人们正确运用文化的视野去审视自我、审视社会；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在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文化自由的觉醒。在这个思想爆炸的时代，人们追求个性和自由，重视自我话语权，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从春秋诸子到五四运动，从改革开放到现如今的文化自觉，都少不了文化的撞击。在这之中有“同”也有“异”，关键是在这差异性和共同性的不断磨合之中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在这之中也不免会走弯路，会有一些盲目跟风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新生事物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在今后的文化研究工作中，文化的概念还将会继续调整。文化的界定需要社会各界认识的参与，文化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事情。我们需要一种大文化观，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自觉运用文化的同时，无形中充实了文化的概念。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摒弃那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把一切问题有意地归结在文化层面，这与个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大为不利的，是一种消极后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一种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映，也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更新的。故意地、人为地扭曲文化的定义，是一种被动消极的人生态度。

在文化自觉的时代，自觉而不歪曲文化的态度才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才体现了对“人”这一个体的切实关怀。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仍然需要文化指引着我们前进，就像我们学习需要老师的指引一样，我们不能把自身的错误归在老师身上。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问题归于文化本身。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文化的真正自觉，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走向文化的复兴。

[1]衣俊卿.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J].深圳大学学报,2003(1).

[2]俞吾金.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J].探索与争鸣,2013(1).

[3]苗伟.也论“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J].南方丛刊,2013(3).

[4]衣俊卿.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J].求是学刊,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