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欧阳修晚年所撰《归田录》，内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官场轶闻等，且多为作者亲见亲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归田录》对《唐国史补》的法，在于其裨补史缺、不记志怪，其不法则体现在书前自序所言“备闲居之览”①3的初衷，“不书人之过恶”的变化，他对具有史料价值的见闻轶事的处理手法也与李肇有一定的不同。

一

《归田录》所载大多是北宋前期太祖至仁宗朝的逸闻轶事、典章制度等，由于内容多系欧阳修亲见亲闻，且记述生动自如，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欧阳修具有极高的史学修养与成就，是《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主修者，与李肇同样具有裨补史缺的意识。李肇在《国史补序》中说明其创作原则：“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②欧阳修在取法《唐国史补》时主要着眼两点，即内容的史料价值与摒除神仙志怪。

《归田录》中有较多关于北宋前期几位皇帝与朝臣的记载。如太祖之精于权术，可见于卷一关于李汉超的记载：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侵，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赀材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之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死以报。①8

此事颇见太祖之权术。李汉超作为戍边大将，能力出众，但所为确已过分。太祖面对前来状告的百姓，机智诡辩，息事宁人，另一方面对李汉超恩威并施，虽然赏赐银两，使其感动并发誓效忠，但实际上也在提出警告。一个棘手的难题，在太宗手里得到了完美的解决，不仅消解了矛盾，而且各方都很满意，确实可以证明太祖的为政能力。

《唐国史补》中对唐代名臣事迹多有反映，《归田录》也对宋初名臣有较多记载。如卷一载王曾事：“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①7此则将王曾刚正磊落的形象展现出来。同卷记载了张齐贤与晏殊的轶事，颇为有趣：

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淳化中罢相知安州，安陆山郡，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啗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视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饮食甚微，每析半饼，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头一茎而食。此亦异于常人也。①12

张齐贤与晏殊都身居高位，他们的饮食习惯一类轶事，难见于正史记载，欧阳修以此记述，有补于正史。

《归田录》中也有很多内容反映了北宋前期的政治事件、典章制度等方面。如卷一载：“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①5此则记载对钱币铸造流通的情况有所反映。此外，卷一关于仁宗改元原因的记载也可补正史之缺。

二

欧阳修《归田录》书前自序曰：“《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①3可见其初衷虽是记朝廷之遗事，但也不准备公之于世，只是作为自己退隐闲居的消遣读物。这与李肇创作《唐国史补》强烈的史官意识有所不同。欧阳修的记述在客观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因其创作是为个人消遣，所以更加随意，文学色彩较为浓厚。如卷一载：“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①3冯道、和凝均是无气节可言，嬉笑蒙混之人，欧阳修虽侧面写出了此二人的真实面目，但也出之以轻松幽默，可资谈笑。

欧阳修在卷二末小序中声明“不书人之过恶”，以“掩恶扬善”为宗旨，综观《归田录》全书，欧阳修极少用直接的语言表达其褒贬之意，记述人物或事件时多是客观地记录人物行为或事件发展，其是非评判寓于记述之中。如卷二记庆历八年宫中叛乱事：内臣杨怀敏明明受旨“获贼勿杀”，却匆匆杀掉案犯。一场看似莫名其妙的叛乱，以失败告终，杨怀敏的行为极为可疑，欧阳修虽未言明，但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

《归田录》不法《唐国史补》之处还在于对具有史料价值的见闻轶事的处理手法上。欧阳修叫李肇，更多地采用轻松嘲谑的记述风格，也常以个人视角，从亲身参与者、经历者的角度记述一些人物事件。《唐国史补》中也有出之嘲谑的记载，如：“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③而《归田录》中则极多嘲谑之事，这些记载虽以嘲谑的形式存在，但仍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官场轶事、风俗人情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卷一载石中立事：

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鵩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①2

石中立和杨亿互相开玩笑，都以贾谊《鵩鸟赋》中的一句来回答对方，巧妙风趣，反映出宋代名臣普遍较高的文化修养。

《唐国史补》中有很多关于科举制度的记载，而欧阳修从自己亲历的视角，以新的方式反映科举情况。如卷二记欧阳修等第之后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气、文人之间的交游情况，由此可见，确可补正史之缺。

三

《归田录》对《唐国史补》的法与不法，其原因或可从其曾被删改和较晚公之于世探求。欧阳修于书前自序提到《归田录》书成于英宗治平四年（1701年），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载：

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所记述有未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④

可见欧阳修并未能实现其作《归田录》以“备闲居之览”的初衷，而原书因为作为个人创作，自然不能直接呈献给皇帝，只好进行删改，而书后小序似是删改后所补。其中提出取法《唐国史补》，看似是后来应付皇帝而作，实际上欧阳修作为出色的史官，其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坚持着李肇以来正统的史家观念为主导，对于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有极高的追求。其不法的原因可以从书前自序的内容推知，欧阳修虽将这段话写成是自己与“闻而诮余者”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他的自述。欧阳修具有极高的史学修养及成就，他实现了历代文人都梦寐以求的修史理想。《归田录》最初也包含“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这些遗闻轶事自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因为其间很容易有些不足为外人道之处，公布之后会得罪很多人，所以欧阳修选择做出一定改变，不一味取法《唐国史补》，使《归田录》更加平和，不然本已“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的自己，将如何安稳呢。

《归田录》对《唐国史补》的法与不法，是欧阳修对唐代以来笔记小说传统的延续，也是基于其自身特殊原因而做出改变的结果，它使《归田录》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能够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注释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3.

② 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③ 隋唐嘉话·唐国史补[A]//盛钟健,等,选译.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17.

④ (宋)朱弁.曲洧旧闻[M].四库全书本.

[1](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宋)朱弁.曲洧旧闻[M].四库全书本.

[3]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4]邱昌员,袁娉.欧阳修《归田录》述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