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洁

浅析“仁”
——兼论“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原因

◎孔令洁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论语》中孔子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仁”的思想。其中“巧言令色”作为“仁”的反面出现过三次，孔子认为“巧言令色”是可耻的。本文从“仁”的思想本身入手，对“仁”的基础进行考察，探究“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原因。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

“巧言令色”在《论语》里共出现三次，皆是作为“仁”的反面而出现的。在《论语》中的位置分别为[1]：《学而篇第一》1.3、《公冶长篇第五》5.25、《阳货篇第十七》17.17。根据何晏、邢昺的注疏，“巧”与“令”都解释为“善”，“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可以译为：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的仁德是不会多的。但《论语》字字珠玑，并未明确说明为何“巧言令色”就会“鲜矣仁”。由于“巧言令色”是被孔子用来作为仁的反面而谈的，本文对“仁”的基础进行考察过后，“鲜矣仁”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一、“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之心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但“仁”却并非由一套深奥的哲学道理衍伸而来的，“仁”的根本在于有一颗爱人之心，发自内心的与人之爱就是“仁”。孔子的道德观念正是以爱人之心为根本，进而推衍到其他道德之上的。早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爱人”的说法。《国语·周语下》记悼公为公子时适周，“言仁必及人”。韦召注曰：“博爱于人为仁。”当时的人推许他“爱人能仁”。韦召注：“言爱人乃为仁也。”[2]可见当时“爱人之心”已经是“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孔子对于“仁”这一观念的发展趋向持肯定态度，“爱人”之心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颜渊篇第十二》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朱熹训为：“心之德，爱之理。”钱穆说：“有一颗爱人之心便是仁。而这颗爱人之心却是人所固有，所同有。换言之，这是人心之本质。”[3]这也就是说，“仁”是出于自己对他人的爱意，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孟子也在《告子篇》中说道：“仁者，人心也。”

孔子从不认为“仁”是需要向外部去求得的，所以他在《述而篇第七》中：

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钱穆对此也有一条著名的评论：“仁道出于人心，故反诸己而即得。仁心仁道皆不远人，故我欲仁，斯仁至。惟求在己成德，在世成道，则难。”

由于“仁”的根本在于人心，所以孔子认为，“仁”要从“孝”开始。《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的一个特点是，有些话未必出自孔子之口，但传达的却是孔子的主体思想。这一章正是如此，内容是讲“孝”是“仁”的基础，人只有做到孝敬父母，才可能拥有实践“仁”的基础，也只有这样他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做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其原因就在于“孝”是人最基本的一种感情，是人所共有的，因为人人都有父母，所以人人都有一份孝心，如果一个人连孝心都不存在，那就很难想象他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了。“仁”基于孝，所以人人可以“仁”。孔子注重孝悌之道，他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梯”。“孝”本身就是人所共有的一份爱人之心。

尽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仁”的基础，但却并非谁都能做到“仁”。在如何才能做到“仁”上，孔子也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观念，“忠”与“恕”。论语中有这样一些论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第四》）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篇第六》）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十五》）

根据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4]“尽己”是尽自己的心，“推己” 是以自己内心为基础推想到他人，进而成全他人。这二者的出发点都是“爱人之心”。从“恕”的角度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人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就应该自然地想到他人也不会喜欢，于是就不会勉强加于别人。“恕”可以理解为宽容，孔子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篇第十四》）就是在传达这种宽容。“忠”则类似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从内心出发，会自然地考虑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人也想要，于是也就会懂得成全别人。由是可见，孔子所谓的“爱人”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爱人”恰恰是源于自己的心。人不会对自己没有感觉，于是就不该对别人没有感觉。如果一个对自己也没有感觉了，那就是麻木不仁，能对自己麻木不仁，自然也无法做到爱他人了。如钱穆所说：“那这一人的心，只可说是兽心，非人心。”[5]

二、“仁”需要抛却“利”的因素

《子罕篇第九》谈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会谈到利，却赞成命，赞成仁。“利”可泛作“功利”、“利益”、“利害”，孔子极少谈论到“利”，但却间接谈到一些，这一章也被后儒用以排斥工商，讳言“私”、“利”。[6]孔子对于“利”的态度是不太注重的，其实在统领全书的《学而篇第一》的首章，“人不知而不愠”就已经表达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即一个有仁德的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所做的事情为自身谋取了多少好处，关键是一个人是否遵从于内心的仁德来做事。

《公冶长篇第五》谈到：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公之，朋友公信之，少者怀之。”

这一章中谈到仁者行事之时对于“利”的态度。子路的话比较具体而粗浅，他愿意把自己的经济物质分给大众和朋友来使用，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可惜。颜渊没有从具体的物质上思考，他愿意对人有善意，付出自己的劳力，但是心里觉得好像全没有这回事。而孔子的话是讲，他不仅要在自己心里觉得没有这回事，更希望别人也会觉得有这回事。孔子所希望的是与人相处，不要为一己之私而打算，要忽略掉自己的利害得失。

三、“巧言令色”与上述二点相违背

由于“仁”是发自内心的，是来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所以这种感情往往来源于自觉，是源自心灵深处的一种关怀。而“巧言令色”注重的是表面上的曲意奉承，与发自内心的关怀隔了一层。在现实生活中，善于“巧言令色”的人常常会讨人喜欢并且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因为“巧言令色”的特点是曲意奉承，人们总是喜欢自己被赞同，不愿听到相反的哪怕是正确的见解。而“巧言令色”之所以令孔子觉得可耻，也并非完全是因为这种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发自曲意，还在于它往往是基于一层“利”的考虑。由于“巧言令色”并非发自内心，所以它还蒙着一层欺骗的性质，欺骗与私利密不可分。但“利”却易令人目光变得短浅，胸怀变得狭窄，与生发自内心、忘却个人得失的“仁”也是全然相反的概念，所以“巧言令色”者，常常“鲜矣仁”。

孔子所谈的“仁”是以“爱人之心”为根本的，从“仁”的基础“孝”，直到实施“仁”的做法“忠恕”，无不是在强调从内心出发的仁爱。而在《论语》中孔子三次谈到的“巧言令色”注重的却不是内心之爱，而是表面的圆滑，背后往往隐藏着主观的意图，这是与孔子“仁”的观念相违背的，也就是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原因。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3,51,185

[2]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133

[3]钱穆:《中国思想史》[M],九州出版社,2011,10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中华书局，1983,72

[5]钱穆:《中国思想史》[M],九州出版社,2011,11

[6]李泽厚:《论语今读》[M],三联书店,2008,243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