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婧楠

背负饥饿的女人
——郭素娥与六六形象分析

◎仝婧楠

路翎在《饥饿的郭素娥》中，以郭素娥在饥饿困境中的挣扎与灭亡，实现了其对“饥饿”主题的探讨；虹影则在《饥饿的女儿》中，以少女六六对身世之谜的探寻为主线，完成了对“饥饿”这一主题的重构与反思。女性主人公在承担苦难与追求幸福中所体现出的强烈自我主体意识，极大丰富了小说叙事对“饥饿”这一主题的表现力。

饥饿 女性 自我意识 主体意识

一、食物匮乏——饥肠辘辘的女人

对食物最低限度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条件和首要条件。由食物的极度匮乏带来的生理上的饥饿感，是饥饿最浅层次的表现形式，更是文学叙述表现饥饿时不可回避的母题。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命运灾难是从一场食物匮乏的饥荒开始的。她本是陕南一地主家的女儿，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一次持续的可怕的饥馑，终于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驱逐了出来”[1]，流亡之中，“她饥饿，用流血的手指挖掘观音泥，而就在观音泥的小土窟旁边，她绝望地昏倒了。……两天后，她被一个中年的男子所收留，成了他的捡来的女人。”[2]陷于饥荒之中的郭素娥清醒地知道自身处境——“一个人活在世上，一生总在挨骂，遭打，这是凭啥子！为啥子要挨下去呀，我恨煞他们，这次再不成，吃不饱，挨穷，我就杀死了[3]”，并凭借求生本能作出种种反抗的努力，却只迎来了困死于饥饿的结局。饥肠辘辘的生活是郭素娥一生想要挣脱却又不得挣脱的现实。

虹影《饥饿的女儿》中，六六虽未亲历“饥荒”，却带着对大饥荒的好奇，在父辈亲历者的叙述中继承了这份沉重的饥饿记忆，“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病、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六六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便是从这模糊的饥饿记忆中出发的。

二、精神残缺——“他世界”中的弱者

饥饿除体现在浅层生理感觉外，还反映着深层精神上的不足。并且由于精神饥饿常掩埋于内心深处，埋藏在错综复杂的生活表象下，长久得不到认识和解决，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人的一生。

以《饥饿的郭素娥》为例，在郭素娥“以一种包含着权威的赤裸裸的声调说出‘我——要’[4]”的时候，在她把张振山丢给她的二十元纸币“捏在发汗的手掌里”“望着窗洞外的晶莹的天空，发出了她的沉默的狂叫[5]”中，在她的“假若能够挣出饥饿的苦境，她又为什么要干那些得罪人的，败坏的事呢[6]”的疑问里，郭素娥所面临的精神困厄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郭素娥与六六共有的女性身份更需引起重视。“饥饿”本是一个面向全人类的生命问题，然而在文学中，女性却往往成为“饥饿”这一命题的最佳代言。从老舍《月牙儿》中的韩月容喊出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到刘恒《狗日的粮食》中那个被杨天宽用粮食换来的被唤作“瘿袋”的女人的死，再到莫言《丰乳肥臀》里的乔其莎……这些女性对“饥饿”命题的演绎可谓触目惊心，可以说她们是“饥饿”的最彻底的牺牲者和受害者。

恰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指出的：饥饿其实更多源于一种权利关系的失衡。“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7]在郭素娥和六六身处的男女对立的世界中，处处表现着这种“失衡”：《饥饿的郭素娥》中，矿区总管马华甫将妻子视为“一个里面装满了赌牌和儿子的，丑陋的面粉袋”[8]；在对郭素娥进行道德审判时，软弱无能的丈夫刘寿春竟变为“最刮毒，最贪婪的幽灵”[9]等，处处体现着女性面临的夫权压制；《饥饿的女儿》里，六六在生父、养父、历史老师三个男人的漩涡中跌跌撞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父权”在六六、女性生命意识架构中的巨大力量。郭素娥的“假若能够挣出饥饿的苦境，她又为什么要干那些得罪人的，败坏的事呢[10]”；六六的“我是爱上他了，他是有妇之夫，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也许潜意识中，这正是我爱他的条件[11]”“我从来都爱不可能的东西，越是无望，越能烧灼我的情感[12]”都是她们在“他世界”里的无助与迷失的佐证，是她们“精神饥饿”的体现，更是她们要求建立的完整自我意识对传统社会定义下的女性形象、道德权威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叛。

三、困于“饥饿”——“饥饿悲剧” 原因初探

纵观两部小说，郭素娥和六六的“饥饿”问题的产生虽都有着食物匮乏、天灾人祸的客观原因。然而其“饥饿悲剧”的根源都来自于其“精神饥饿”，源于她们在“物质与精神饥饿”转换间的迷失。

于郭素娥而言，能够正视自身对物质生活的极大热切和迫切欲望，是她觉醒的一面；然而在愚昧落后的大环境下，她只能将自己对“新生活”的寄托、对“劳动世界”的渴望全部放在了张振山身上，却没有意识到张振山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解救的人，这是郭素娥的“饥饿悲剧”。六六的“饥饿”固然来源于童年“失败的家庭养育”：母亲对自己“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13]”，父亲的沉默寡言、满腹心事都让六六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14]”。带着这种“零余者”心态成长起来的六六，没能有足够的心理能力承担其个人身世的残酷真相，更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便是六六成长中自我形成的“饥饿悲剧”。

四、正视“饥饿”——饥饿主题的书写意义

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作家在对饥荒的残酷性进行不遗余力地揭露同时，更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饥荒下人性的顽强。如《饥饿的女儿》写母亲在饥饿与道德非议的双重重压下仍不忍打胎，生下六六；生父自己生活艰苦却仍竭力接济六六一家；作船员的养父节省下自己出海时的伙食带回家给妻儿；六六母亲虽没文化，但即使在饥荒年代依然坚持着她“不能吃人”的原则……在诸如此类的细微之处，人性的自然流露显得如此难能可贵、发人深思。《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虽然最终在与饥饿的顽强抗争中丧命，但“她的命运却扰动了一个世界”[15]：张振山带着对未来的疑惑，终于走出了五里场矿区；魏海清被奴役麻痹了的良心得到了觉醒，向黄毛发起了颇有几分悲壮意义的反抗；在历史发展的天空下，五里场的男女迎来了希望和新生活……在这样的叙事建构中，不难看出路翎对“饥饿”主题寄寓的深刻寓意，恰如作者路翎所说：“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16]

同时，在当代文学建构与分析中，“饥饿”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意义，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符号。默德在《饥饿的艺术家》一书中指出：“饥饿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饥荒、战争、革命、疾病、精神症状、节食、宗教虔诚等等。在不同的情境下指代的意义非常不同：在当代社会，饥荒带来的饥饿不是世上没有食物，而是没有购买食物的能力；在宗教的斋戒中饥饿所显示的自我牺牲，是神圣的铭记；在为苗条理想而节食的体验中，饥饿提示了主体的自我控制与成功的体验[17]”，更为我们解读“饥饿”主题提示了新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挖掘“饥饿”的深层内涵指出了新方向，更为赋予“饥饿”主题以更多时代内涵提供了新的可能。

虹影在对《饥饿的女儿》进行自我评价时曾说：“我说的‘饥饿’，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饥饿，整个民族的饥饿。书中所写的‘饥饿’，是我个人的生存饥饿、精神饥饿，甚至性饥饿，也是一种民族记忆的饥饿。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六十年代的，实际上，是我们欠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下一代，我们以后年代的一笔债：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18]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时代而言，了解饥饿记忆、充分领悟饥饿带给我们的民族创伤都是必要的。

书写饥饿意义更在于它提示我们要在“饥饿”主题下挖掘更大的人性图景，充分正视和面对真实内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把握自我，确立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避免迷失在更大的“精神饥饿”的空间中。只有在充分正视物质与精神饥饿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饥饿问题”，才能不辜负那些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背负过饥饿的女人们的存在。

[1] 路翎. 路翎文集（第三卷）·饥饿的郭素娥[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6.

[2] 虹影. 饥饿的女儿[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3] 谢有顺. 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著名作家虹影专访[N].羊城晚报.2004-10-12（23）

[4]（印）阿玛蒂亚·森. 王宇,王文玉译. 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梁晓声.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J].杂文月刊2012.6（下）

[6] 郭守运.饥饿的时代和精神救赎——当代文学“饥饿”主题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第25卷.第5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