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源

湖北省咸丰县土家族与周边区域民族的交互影响

◎张 源

咸丰县少数民族部分情况在前文已有所介绍，据1990年的县志记载可知其民族成分是：人口占最多的有土家族、汉族、苗族、侗族4个民族，又有少量的回、满、蒙古、朝鲜等居住在这一地区，共有18个民族。土家族主要聚居地在黄金洞、清坪、大路坝等6个乡镇，苗族主要居住地在小村、黄金洞、大田坝、杨洞等4个乡镇，侗族主要聚居在大田坝、清坪、活龙坪等乡镇，汉族则主要居住在龙潭河以南地区，其他民族则散落地杂居各地。

湖北省咸丰县一带，土家族是最早迁入此地并定居，其人口规模也是最大的，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的人口普查情况显示占全县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他民族中，汉族占总人口的三成左右，苗族和侗族人口总数合起来占总人口数的一成，剩余为其他民族。上文在介绍人口分布时，整体而言显示出，土家族、苗族与侗族多居住在龙潭河以北，虽呈现主体聚居，但各族间却是交错杂居。

土家族与汉族长期毗邻而居，交往甚早。所以首先从语言分析汉族对土家族文化上的影响。据县志记载，大约在南宋时期部分地区有“巴汉语相混”的现象。大规模的汉族迁入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因明朝政府对西南统治需要，在1390年迁军民千户于咸丰县一带，并派流官驻守。至清朝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又有大量汉族自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迁入此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西迁，众多的政府公职人员、学校师生与难民涌入西南地区，部分汉族在这时迁入此地，并自此安家落户。建国后，全国上下响应中央对农村建设的号召，大批汉族党政干部、军人军属、知识分子等源源不断进入本地区并大量定居。以上是汉族迁入咸丰县一带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情况。汉族的大量迁入，也将汉族的文化传播进入该地区。自明朝始，汉语在咸丰县地区就已经成为必要的语言工具。至明万历年间，第一所汉学学府在唐崖土司的支持下开办。而至清末民初，该地区就仅能在山高地险的土家寨子（如活龙、尖山等地）听到土家话的使用，至建国初就只有少数高龄老人仍能使用部分土家话了。其次宗教信仰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在本文多次提到，土家族的传统信仰是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思想为核心产生的巫文化信仰，但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当中，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由汉族传入此地并被广泛地接受，最终融入了土家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当中。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显学，也深刻影响着土家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譬如前文所提到的土家族婚俗的变化，从自由恋爱的自主婚姻演变成为“婚姻大事，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为之”的循“礼”而为带有显著儒家礼教文化的汉族式婚姻礼仪行为，其中“成婚六礼”更是儒家所认定婚姻礼仪不可或缺的。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的“雁礼”由“大雁”变成实实在在的实用物品“猪肉”也确实是犷悍的山里土家人对儒家礼教的实事求是的活用。另外在诸如服饰上也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传统土家族服饰，仅以头饰而言，土家族的服饰文化中不论按男女都有“包头帕”的习俗，男人将2至3米青丝（或布）帕包成人字形，女人则将2米的青丝帕包成一字型。后受汉族文化影响，在中华民国时期除了老年人外，年轻人都已不包头帕了。土家族人从生活到文化、从教育到信仰都深受汉族的影响，就本人的观察，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在汉族的文化中没有“闹丧”“跳丧鼓”的习俗，但在咸丰县地区本人曾观察到有汉族老人过世后请“土老司”按照土家族丧葬仪式举行丧事活动。

在苗、侗两个民族迁入此地后，生齿渐繁，开枝散叶，融入该地区。他们与土家族、汉族相互交通，相互影响，就其结果而言。其一在于语言，苗族、侗族都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但由于人口、社会地位等历史因素，在居于该地区后，于历史中渐渐放弃民族语言，广泛而深刻地接受汉语。其二，在服饰文化上，该地区侗族男女与土家族类似头部包裹青纱帕；而苗族由于迁入此地本为避祸，所以很早便放弃了极具民族特色的苗族服饰，以求不引起官方的注意。其三，该地区饮食上而言，土家族、苗族与侗族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喜事酸味，土家族饮食前文有所介绍，苗族喜鲜酸肉，侗族喜酸鱼；其四，在其他诸多方面，民族之间的交互影响都存在，例如丧葬仪式活动，该地区的侗族和土家族基本相同，只是侗族丧家有斋戒等要求；在苗族也有对逝世老人“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区别对待，比如在停丧方面，两个民族都只有正常死亡的老人才能停放于堂屋，而非正常死亡的老人不能停放在堂屋的习俗，有所不同的是在该地区苗族中正常死亡的老人反而没有土家族“闹丧”中大量宗教性质的丧葬仪式活动，亲友将老人后事商议妥当即可安葬。

当然各民族在历史中长期的杂居共处之下必然还有诸多的相互影响，涉及建筑、农事、道德要求等，难以一一叙述清楚，在此不做过多叙述。但咸丰县地区土家族与汉族、苗族、侗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从经济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物质方面到思想方面广泛地存在相互影响交融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