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安立志

“金瓶梅定理”何以残延至今

文_安立志

即使在21世纪的中国，这条“定理”仍然在某些阴暗角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金瓶梅定理”是一种充分拔高了的说法，它所确指的其实只是《金瓶梅》中的一句话——“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句中的“邓通”，系西汉文帝时的宠臣。文帝曾赐之以铜山，许其铸币，以致于“邓氏钱”一度大行。在这里，邓通则是金钱的同义语。

《金瓶梅》问世之后，一直被历代的统治者视为秽书之祖、淫籍之尤而屡遭禁毁，以致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以读《金瓶梅》为耻，谈《金瓶梅》色变。不过，自朱明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却对《金瓶梅》另有所见。康熙朝的青年士人张竹坡就是其一。该先生以“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为宗旨，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完成了对这“天下第一奇书”的批注，并评之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定理”总是抽象的，它需要的是生动曲折的确证和实例。《金瓶梅》第30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西门庆在当朝权奸蔡京生辰之际，煞费苦心，耗费了300多两黄金白银，打造金壶、银人，置办了一份极为豪奢的寿礼，由其家人来保和吴典恩径送东京，以至于蔡京这位国家重臣见到后涎垂三尺。在进行了一番“这礼我是不好受的，你还是收回去”的装模作样之后，即照单全收。作为回报，蔡京当即利用朝廷赋予的几张“空名告身劄付”（干部任职名额），将西门庆这个兼流氓、淫棍、奸商、恶霸于一身的家伙“安排”到山东提刑所任“理刑付千户”，以执掌当地的执法机关。

作为连带效应，西门庆的两个“腿子”也祖坟生烟；一个做了清河县驿丞，一个则成了郓城县校尉。“金瓶梅定理”的那句话，就是在这一节出现的。徽宗一朝，“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贴。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鲁迅先生指出，《金瓶梅》书“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书中“骂尽诸色”，无不切綮。由此来看，张公谓《金瓶梅》书乃《史记》之说，诚非戏语。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作为一种“社会定理”，内中有深意存焉。“功名”是权力的代称，“邓通”是金钱的借喻。不弄“奸巧”难以谋取炙手之权，不是“邓通”何以获得如许之钱？即以是书为例，蔡京拥有的是权，西门庆拥有的是钱。蔡京的“富贵”——数百两金银（尽管这只是一部分），由权而获得；西门庆的“功名”——“理刑付千户”，因钱而谋取。在这里，蔡京与西门庆以权、钱为媒介构成了“共损共荣”的生态链，自上而下，这条生态链上的每一条社会蠹虫都在噬咬着这个社会的枝干和根基。历史上，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肆虐的北宋王朝，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靖康事变”，进而覆亡。

《金瓶梅》描述的时代早已过去，照理说，由该书所揭示的这条“定理”也应因物换星移而失去意义。很遗憾，从近期揭露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腐败案例来看，其中道理已经充分说明，即使在21世纪的中国，这条“定理”仍然在某些阴暗角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看看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各类“老虎”，甚至如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腐败高官，何以“老虎横行街市，苍蝇扑面而来”？无他，盖因“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由此可见，权钱交易，钱权互市，权能捞钱，钱可买权，在今日之中国的不少地方和领域仍然存在着。蔡京不过是北宋权奸，西门庆更是市井无赖。蔡京手中的权不过是皇帝的私相授受，西门庆手中的钱——不管其来路多么“黑”，毕竟是私有财产；而在今天，一批被揭露出来的社会蠹虫们，无异于当代的“蔡京”与“西门庆”，却冠冕堂皇地在公共媒介上频频出现，而且他们玩弄的权力本来属于人民，动用的金钱也是人民的公共财产。以人民之权换人民之钱为一己私钱，以人民之钱换人民之权为一己私权，诸如此类，较之蔡京、西门庆之流，又岂仅是难分伯仲，不相轩轾而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