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若

拾草

◎韩兆若

我60年代出生在鲁中山区。自打记事起，一直到80年代“大包干”之前，村子里的近两百户人家基本上都是每年有一两个月红薯没得吃，柴草也没得烧。因此，讨弄吃的是大人们的责任，储备烧的就成为孩子们义不容辞的工作了！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经常随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去“农业学大寨”。每次跟着父母下地整“梯田”，母亲都要随身带一个腊条筐，到了田间地头，往我眼前一放，嘱咐道：“好好拾草，拾满了筐，咱们就回家吃饭！”大多数情况下，每次我都是拾不满跟我个头差不多一样高的筐的，除了少小贪玩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满山遍野光秃秃的，根本无草可拾。为此，我不知挨了母亲多少次责怪。那时的我，经常暗暗地恨父亲为什么把筐编得那样大，恨母亲为什么老是逼着我拾草。

少小贪玩，不愿意上学，逃了几次学后，小脚母亲把我从家里追到了村外一里多路，看看实在追不上了，就撂下一句重话，头也不回地走了：“不去上学可以，但必须每天拾三筐草回家，拾不了三筐草，就别想回家吃饭！”每天拾三筐草，这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顽皮不羁的我，竟吓得乖乖回家，拿着父亲给我准备好的新石板，开始了当时对我来说十分痛苦的上学生涯。

在农村大锅饭的年代，凡是牲畜能吃的，如地瓜秧、花生叶、玉米秸之类的东西，生产队都要储备着饲养牛马驴骡，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那个年代，牛马驴骡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比人都高。牲畜不能吃的如刺槐、豆秸之类的东西，生产队才按人口分配给各家各户当柴烧。吃的和烧的，是当时每个农村家庭最重要、最头痛也最难解决的两大棘手问题。

那时候，农村的小学下午放学早，老师又不布置家庭作业，闲暇时间，孩子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拾草。所以，一到寒暑假和下午放学的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拾草的孩子。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寒暑假就是玩耍快乐的日子。孩子没放假，父母就为他（她）们谋划好了假期里的活动日程：或走亲访友，或培训学习，或培养爱好，或增加阅历，条件好一点的，还可能由父母带着到欧美国家玩一玩、转一转。可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寒暑假简直就是“磨难”，或者说是另类“历炼”。暑假里，除非刮风下雨或身体不适，每天都要外出拾两捆青草回家，上午、下午各一捆，三十多天下来，脸被炎炎烈日烤得黝黑黝黑的，手被青草的颜色染成了绿色，洗都洗不掉，开学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本来的面目。寒假里，青草枯萎了，用手拔不了了，就只好或用手捡，或用耙子搂，或带着镐头去山上刨草的根子，去土晒干后当柴烧，一个寒假下来，手心层层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手背被寒风吹得如“榆树皮”一样粗糙。

为备足当年冬天、来年春天的柴草，每年的农历六月份一过，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们就开始上山忙活开了，虽然一大捆青草晒干后变成了一小捆干草，燃烧起来火苗不大，狼烟滚滚，但总归有柴草可烧。所以，在青草枯萎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山上就已经变得光秃秃的了，几乎看不到柴草的影子。

为了让青草有充足的生长期，也为了防止雨季来临时，山上因缺少植被保护而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每年的农历五月份开始，各生产队就划定一定的区域，用白石灰水划上标志，派上专人看管，名曰“护草场”，作为禁草区，秋后草老叶黄的时候，划分给每家每户一小块区域，作为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柴草，因各区域柴草高矮稀疏不同而引发了许多矛盾与纠纷。

在柴草作为农村烧饭取暖主要能源的年代，拾草可能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了。为了能多拾到一些柴草，往返十几公里的山路是常有的事，虫叮蛇咬更是家常便饭。因为找不到比较茂盛的草源，草拾得不够多，或者根本就没有拾到草，经常天黑了也不敢回家吃饭，害怕母亲唠叨。有一年，因为到生产队的“护草场”偷草，被护草员逮住后报告了学校，白白丢掉了当年的“五好学生”奖状，对此，我懊悔了很多年，也记恨了很多年。有几次，因为将晾晒在自家院子里的草偷出去，再装模作样地从外面背回来，被母亲发现后，挨了好一顿揍。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富裕了，农村人用玉米高粱秸烧饭取暖都嫌灰多烟大，晒干的青草就更没人烧了。每当回老家看到齐人高的草丛和地上覆盖着的厚厚的杂草枝叶，我每每会产生无限的遐想：“当初要是有这么多柴草拾就好了，那不知要少挨母亲多少责骂、多少巴掌呀！”

拾草的年代已经远我们而去了。我们的后代，我们后代的后代，永远不会有我们那代人和我们那代人以前的无数代人才拥有的经历了，更不会有我们那代人和我们那代人以前的无数代人才拥有的苦涩记忆了，这得感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或许他们也得沿着他们的父辈和他们父辈的父辈走过的路走下去。

（责任编辑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