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旺，郭 毅

(1.内蒙古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与学科规划建设处，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2.内蒙古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业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施政热点，各种鼓励和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如何制定政策、提高政策效果，需要清晰支持集群成长的政策作用机理。但是，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外研究成果均偏重于集群形成机理的研究，专门针对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且以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迄今为止，还没有以定量研究找出能够有效提高集群成长绩效的重点政策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以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集群调研为基础，进行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的定量研究，找出集群成长的关键因素，揭示改善这些因素的具体关键政策，以解决集群政策的针对性与绩效性差的问题。

二、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概念模型的构建及研究假设

影响集群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其作用的性质分析，可分为动力与阻力两类。一个产业集群的成长一定是处于动力因素增强与阻力因素削弱的过程中，政府集群政策只有激发、增强集群发展的动力，削减、消除集群发展的阻力，才能够有效促进集群化成长。

(一)集群成长的动力与阻力因素分析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对西部地区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分管产业集群的政府官员以及集群企业的经理进行调查，分别收回的有效问卷80份、83份、70份，共计233份。问卷分析表明，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12项 (其中，包括“政府政策”因素。考虑到“政府政策”是本课题专门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要研究该因素对其他11个因素的作用机理，所以下表只列出其他11个因素)，其中，动力因素9项，阻力因素2项，如表1所示。

表1 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前9项动力因素，根据其作用进一步鉴定为三种不同的作用力:

第一，原动力。包含的因素有: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聚集企业之间的协作与配套、独特或者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本禀赋，这些因素是集群存在的原始动力，其形成主要依靠市场自身“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功能，政策作用的空间与效果比较有效。

第二，推动力。包含的因素有:基础设施的完备、生产要素配置。这些因素对集群存在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政策作用的空间与效果比较大。

第三，提升力。包括的因素有:企业间基于信任的非正式交流与合作、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和学习的环境、知识外溢。这些因素多属于“服务平台”，对集群发展水平具有提升作用，政策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其效果与“服务平台”实力密切相关。

第四，阻力。即阻碍集群成长的要素所构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包含的因素有市场垄断和企业恶性竞争。

(二)支持集群成长的政策分析

王缉慈认为，尽管产业集群一般是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形成的，但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与措施来促进、调控、影响和促进集群的发展［15］。李力等研究欧盟产业集群政策，认为营造集群的环境政策，如提供基础设施保障的政策，提供集群发展条件的政策，支持产研合作的政策，克服系统失灵的政策如实施政府采购等对欧盟产业集群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6］。魏后凯研究美国产业集群政策，认为科技政策、鼓励发展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都促进了集群的健康发展［17］。产业集群政策可分为三类:(1)扶持政策。提供集群成长的初级条件与动力，即解决集群成长的推动力问题，这类政策以政府直接扶持产业集群为特征。(2)促进政策。这类政策以驱动集群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和引导集群化成长为特征。(3)规制政策。这类政策解决市场失灵时产生的问题，也即解决产业集群成长的阻碍力的问题的政策。根据国内外集群政策的文献研究表明，各类政策均包括一些主要内容，如表2所示。

表2 集群政策分类

(三)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P－F－E模型和量化概念模型

图1 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P－F－E模型

文献分析表明，政府政策对集群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进一步认为其作用机理是政府政策通过产业集群成长的关键因素 (动力与阻力)，促进企业集群成长。如前所述，集群的成长是一些关键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支持政策若能够对这些关键因素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支持产业集群政策的目的就达到了。基于此推理，本研究建立了如下模型，如图1所示。图1中，集群支持政策简称集群政策 (P)，产业集群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简称关键因素 (F)、集群成长简称集群绩效 (E)，该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模型简称P－F－E模型。其中，集群绩效体现为集聚能力、开放能力、竞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18］，集群政策包括扶持政策、促进政策和规制政策，集群成长的11个关键因素包括原动力、推动力、提升力和阻力四类因素。那么，依据三者的理论假设关系，形成了下述支持西部特色产业集群化成长的政策作用机理的量化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该模型说明，企业集群政策的扶持政策、促进政策和规制政策分别作用于集群成长的原动力、推动力、提升力和阻力四个关键因素，在集群政策的作用下，集群成长关键因素进而作用于集群成长，表现为集聚能力、开放能力、竞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四种能力的提高。由关键因素作用的性质可知，扶持政策、促进政策和规制政策是推动企业集群化成长的自变量，集群成长关键因素是推动企业集群化成长的中间变量，集群化成长 (集群绩效)是因变量。

(四)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分析和构建的概念模型，提出如下假设:

H1:集群政策对集群成长关键因素有显著影响。

H2: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对集群绩效有显著影响。

H3: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在集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调查

1.问卷发放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设计质量，首先在内蒙古进行了一次小样本预测试 (N=150)，收回有效问卷120份，根据问卷分析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形成知识问卷。之后，课题组成员分成四个调研小组分赴陕西渭北苹果、宁夏枸杞、陕西榆林红枣、宁夏牛羊肉加工、云南的花卉、四川的旅游业、宁夏马铃薯产业集群、内蒙古乳品业、内蒙古盐化工、内蒙古稀土产业集群和贵州修文扎佐药业产业集群，发放正式问卷650份，收回有效正式问卷400份，回收率约为62%，达到了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数量标准。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允许自变量与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测量模型更有弹性等优点，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采用AMOS18.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采用SPSS16.0软件完成数据的其它统计分析。

2.信度和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采用Cronbach α系数进行检验，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值均大于0.6，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本研究的检验结果是稳定和可靠的。

效度采用因子分析进行检验。使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运用主成份和方差极大旋转法并取特征值大于1，对样本数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来确定样本数据的多维结构。由于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接近或大于0.5，各量表KMO值均大于0.8，每个变量的维度均可解释总变异量的60%以上，因此，观测变量对于相应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问卷质量较高。

(二)假设检验

按照最初理论模型的假设，建立结构方程，利用AMOS18.0软件得到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各拟合指数值和路径标准化系数表，并据此计算结果进行假设检验。

1.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之间关系假设检验 (H1假设检验)

表3列出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数值。从表中三大类指标与检验标准的比较可以看出，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是比较理想的结构模型。

表3 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数值

表4列出了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临界值和P值。

表4 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表

2.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之间关系假设检验 (H2假设检验)

表5列出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数值。从表中三大类指标与检验标准的比较可以看出，集群政策与集群成长关键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是比较理想的结构模型。

表5 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数值

表6列出了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结 构方程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临界值和P值。

表6 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与集群绩效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表

3.集群成长关键因素中介效应假设检验(H3假设检验)

在中介作用的统计检验上，Baron和Kenny(1986)指出可以通过多次回归分析来实现。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集群成长原动力、推动力、提升力和阻力的中介作用检验汇总表 (N=400)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P－F－E模型构建整体成立，并需要完善

首先，集群政策对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研究显示:扶持政策对集群成长的原动力、推动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最为显著)，对提升力的作用不显著，对阻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促进政策对集群成长的原动力、推动力和提升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最为显著)，对阻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规制政策对集群成长的原动力、推动力和提升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阻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检验结果与理论假设基本吻合，假设检验H1成立。

其次，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对集群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研究显示:原动力对集聚能力、竞合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开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不显著;推动力、提升力均对有集聚能力、竞合能力、开放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阻力对竞合能力、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集聚能力、开放能力的作用不显著。检验结果与理论假设基本吻合，假设检验H2成立。

最后，集群政策对集群绩效发展的作用是部分通过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发挥的。研究显示，原动力、推动力、提升力和阻力在集群政策对集群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与理论假设不完全吻合。为什么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推测集群政策在消除“市场失灵”与“系统失灵”等方面，不完全通过集群成长关键因素发挥，应该存在另外的作用途径——政策直接作用于集群内企业。所以，P－F－E模型修正为图2(图中其他因素略)。

图2 P－F－E修正模型

2.集群集聚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及其配置的关键政策

集群集聚能力提升的更重要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的关键因素有“集群内企业从业人员增长”、“集群内同一或相关产业链企业数目增长”。而促进每一关键因素改善的政策配置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为:第一，促进集群内企业从业人员增长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要素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2)促进政策:搭建信息收集与发布平台;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3)规制政策:建立质量监管制度与体系。第二，促进集群内同一或相关产业链企业数目增长的政策。(1)扶持政策: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完善要素市场，提供资金援助与财政扶持。(2)促进政策:引导、推进建立行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交流;设立创新基金与专项投资，鼓励创新;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建立公共研发机构，推动产学研结合体系建立。(3)规制政策:市场监管，规制恶意竞争与垄断;建立质量监管制度与体系。

3.集群竞合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及其配置的关键政策

集群竞合能力提升的更重要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的关键因素有“促进产业链形成”、“优化区域内企业竞争程度”、“促进区域内行业协会/园区管理委员会完善”、“促进区域内专业金融、咨询、物流机构发展”。而促进每一关键因素改善的政策配置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为:第一，促进产业链形成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要素市场政策。(2)促进政策:引导、推进建立行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交流;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3)规制政策:市场监管，规制恶意竞争与垄断。第二，优化区域内企业竞争程度的政策。规制政策:市场监管，规制恶意竞争与垄断。第三，促进区域内行业协会/园区管理委员会完善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要素市场政策。(2)促进政策:引导、推进建立行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交流;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搭建信息收集与发布平台。第四，促进区域内专业金融、咨询、物流机构发展的政策。 (1)扶持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促进政策:引导、推进建立行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交流;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搭建信息收集与发布平台。规制政策的作用不明显。

4.集群开放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及其配置的关键政策

集群开放能力提升的更重要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的关键因素有:“优化区域内获取生产所需资源、劳动力指标”、“促进企业品牌影响力”，而促进这两个关键因素改善的政策配置(根据相关系数确定)为:第一，优化区域内获取生产所需资源、劳动力指标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2)促进政策:搭建信息收集与发布平台，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第二，促进企业品牌影响力的促进政策。建立公共研发机构，推动产学研结合体系;设立创新基金与专项投资，鼓励创新;建立公共营销体系。扶持政策、规制政策的作用不明显。

5.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及其配置的关键政策

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更重要的关键因素有:“利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创新”、“促进研发能力提升”、“促进企业间技术信息交流”，而促进这三个关键因素改善的政策配置 (根据相关系数确定)为:第一，利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创新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促进政策: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第二，促进研发能力提升的政策。(1)扶持政策:完善要素市场。(2)促进政策:建立公共研发机构，推动产学研结合体系;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设立创新基金与专项投资，鼓励创新。(3)规制政策:市场监管，规制恶意竞争与垄断。第三，促进企业间技术信息交流的促进政策:建立专家咨询团队，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扶持政策、规制政策的作用不明显。

(二)启示

第一，尽管集群政策包括扶持、促进与规制三类，但是针对不同的集群成长关键因素，重点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区分并突出这些重点政策，才能够提高集群政策绩效。第二，政府集群政策既要加强集群的推动力和提升力，同时也要削弱集群发展的阻力，前者无法代替后者。第三，集群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作用于集群的政策;另一类是通过作用于集群成长的关键因素而间接作用于集群的政策。

(三)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本文仅研究了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政策，未来需进一步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做实证分析。第二，本文重点研究了雏形期的产业集群政策，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集群政策的作用机理是否相同，需进一步比较研究。

［1］阿尔费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节刚剑，陈志人，张荣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Michael，H.B.Th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Renewal of American Industry［M］.Cambri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苏悦娟，孔祥军，孔璎红.基于地理标志培育资本禀赋型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研究［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8，(2).

［6］牛艳梅，郑宽明.基于资本禀赋的产业集群融资问题研究［J］.中国商贸，2010，(4).

［7］Thomas，B.，Siegfried，G.The Dependence of Innovativeness on the Local Firm Population:An Empirical Study of German［R］.Patents Economics＆ Evolution，Max Planck Institute，2003.

［8］邓旭东，杨月锋.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扶持与社会化服务建设［J］.企业经济，2005，(6).

［9］黄勇，邱婷.产业集群视角下的区域品牌［J］.特区经济，2006，(10).

［10］黄河.浅谈产业集群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J］.梧州学院学报，2008，(1).

［11］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M］.曹莲翻，吴敬琏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

［12］谯薇，宗文哲.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原因的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4，(3).

［13］刘恒江，陈继祥.国外产业集群政策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1).

［14］陈佳贵，王钦.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5，(9).

［15］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李力，曹雄军，宋毅英.欧盟产业集群政策及其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8，(1).

［17］魏后凯.中国产业集聚与集群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376－387.

［18］李兴旺，李会军.我国“雏形期”产业集群的识别指标体系及判定方法［J］.财经问题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