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的两种书写: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

2014-12-10张祖群

电影评介 2014年12期

张祖群

电影《归来》剧照

“伤痕”题材有文学书写和影视书写两种类型，从《伤痕》到《紫禁女》作为一种文学书写，而《陆犯焉识》则是“伤痕”的另类叙事，从小说文本向影视文本则反映伤痕的转型。文章重点分析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创作风格和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归来》只是改编了《陆犯焉识》后20页，呈现一种“小众和大众”的关系。在这部新的伤痕书写电影中，张艺谋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归来”影视风格。反思“伤痕文学”，它是后来人铭刻时代的伤痕。重要的是记住过去，更重要的坦然珍惜当下，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

一、“伤痕”的文学书写

(一)从《伤痕》到《紫禁女》

“有多少梦幻如尘埃般飘散，有多少希望熄灭后重燃。多少次拼搏历经苦难，多少年奋斗终于见到光芒。”这绝对是一首好诗。正是这希望熄灭后重燃的文学之火，使青年的我阅读《伤痕》和《紫禁女》，在阅读中思虑彷徨。我们这一代是没有经历“文革”的一代，是幸运的一代。然而这却不是我们逃避时代成为幸运一族的借口，而是使我们深思那个时代的原因和背景的理由。距离20世纪初期的20多年前，还在复旦读本科的卢新华以小说《伤痕》引发和开启了文学及思想解冻之潮。社会刚刚脱离那个时代的土壤即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便有了“伤痕文学”的一发而不可收拾。我记得曾经在自己读初中、高中的时候阅读过高晓生的《年轮》、叶辛的《孽债》这些典型的“伤痕文学”，另外像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其实也有“伤痕文学”的影子，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笔者按:这一思路系2004年笔者读书札记，后投稿与刊载于网络文学杂志《青草》2014年第21期)。

“伤痕文学”的开山鼻祖卢新华自1978年发表《伤痕》之后很少再为文，尽管离开文学事业从商或者从政甚至漂洋过海，远在没有经历“文革”的异国他乡，但他的内心对文学始终不敢忘怀。20多年过去了，世易时移，回头看，又该如何评价当时的文学地理环境?20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事事休，沧海桑田，人生并不能真正留下点什么，除非永恒的人文遗产，一切因缘际会罢了。正是在这种文学心火的驱动下，才使卢新华多年离开文坛后又再次回归文学，构思近三年成就了《紫禁女》。《紫禁女》凝聚了他旅居海外近20年来，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国家命运的一些宏大思考。很有幸我在西大的南门书摊上读到他的《紫禁女》。一个秋天长时间的阅读，在短暂中我试图理解和深入到作品的背后。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形似寓言，亦真亦幻，以一位先天封闭的女性“石玉”寻找爱情的过程，象征百年中国走向开放的痛苦历程。《紫禁女》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反思而凝结出的一个果实，洋溢在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1］

《紫禁女》虽然涉及男女情爱，却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美学价值，笔者认为有二:一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所谓“身体写作”和性文学。而是努力把女主人公的故事写得含有世俗气息，并尽可能地“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于一炉，以期能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试问，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能够长久永驻成为一个文学主题么?二是，它也不同于一般轻松搞笑、无病呻吟的“伪”文学。浮躁和虚幻的网络中充斥的那些没有文学滋润的文字，只能以背离生活常识的离奇故事让人看一遍绝对不会再看第二遍，甚至根本连第一遍也不想看，这就是文学的肤浅。

笔者惊诧，虽此去经年，也确实经历了坎坷人生的卢新华，但他心里，虽然有不同的职业，以为“自己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文学”。文学如他是一个永远未泯灭的儿童梦和成年之后的文化编年史!《紫禁女》这部小说，是他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思索，尤其他的美国之行，在他者和我者之间不断变换，欲尝试着用一种非我者的全新视角来反观东西方文化碰撞。这比从东方的我者之间看待自我，要深刻得多。偶然又看到一则消息，王小波1980年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跟随许倬云修习其课程时候，思想大受启发，对一些现代观念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许倬云称之为“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2］［3］

(二)“伤痕”的另类叙事:《陆犯焉识》

1．自由与爱情的主题。在20世纪的大历史背景下，深刻地思索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进而挖掘、审视与表现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是《陆犯焉识》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4］《陆犯焉识》是严歌苓的第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它置身于20世纪风云变幻的背景，展现了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轨迹。自由与爱情作为小说《陆犯焉识》的双重主题，交织着人性善恶的较量。在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自由，就无法尽情绽放人性之美;如果没有爱情，就缺乏人性之善。自由与爱情，包蕴了多少真善美的内涵。［5］一方面，陆焉识的终极追求是自由，他四次逃亡(离家赴美留学、抗战时期逃亡、从西北荒漠监狱逃到上海去看发妻婉喻、“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回到上海的家，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断突围爱情、婚姻及人生之围城，见证了围城与反围城的实践与寓言，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亦于一次次突围中得以呈现。［6］无数个“陆焉识”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被击倒，体现人与政治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但他们始终怀抱着希望和追求，始终在坚守身体里最后一点傲骨，最终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也为自己寻找到最后的心灵归宿。［7］由于农场管理者、狱友和大草原的接触与融洽，陆焉识拥有必要的人格和尊严，青海农场是他精神上雨露阳光，这与政治无关，而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农场干部和一同改造的难友共同的心灵需求相关，而上海那个家庭、那个社区于他而言才是精神荒漠。［8］另一方面，一个做了犯人的男人，曾经忽略他妻子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以前的种种好和美德。多少年之后他回到家，这个妻子却不认识他。失忆是其中关键之环节，体现爱情悲歌。这个故事内核引爆了一段政治的记忆和失忆的历史:前半辈子自己错过了，后半辈子被迫错过了，最后又因为失忆再次错过。这两个人始终矢志不渝，女人矢志不渝了一个世纪，男人矢志不渝了半个世纪。这种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书写，超越了过去的伤痕文学，直接投射到历史的深处。冯婉瑜的失忆是因为历史不堪重负，她在历史要终结的时候终结，她几乎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再去回忆历史的过去。［9］失忆是一个巨大的虚无，她要用一个巨大的虚无和失忆来彻底否定和质疑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也再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历史的重演。

2．独特的多维度叙事视角。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以两条平行交错式的叙事方式颠倒布局，在时间的流动中利用切换视角重新打造空间域场，在电影化的镜头中细化情节和人物，从而完成对传奇人物“陆焉识”一生的精彩演绎，深刻诠释和深沉传达了人道主义关怀。［10］小说以中年陆焉识的生活和境遇为线索，穿插补充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往昔与眼下互为铺垫，运用大段的“闪回”手法，伴随着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运用“画外音”，如同《陆犯焉识》里陆焉识的孙女，她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作者没有隐藏自己讲故事人的身份，并时不时地站出来，指点和评判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第二章就陆焉识与冯婉喻的婚姻和爱情写道:“这一切不是当时30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50岁、60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为以后的种种叙事埋下了伏笔。两人经过漫长艰难分离之后，陆焉识重新认识到妻子的美德与娇羞，读者需要不断阅读不断发掘两人之间的纠葛。全书结尾处冯婉喻的失忆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两人的爱情始终没有面对面，这样也是一种人生，苦中有甜，苦中带涩。［11］严歌苓出国后，以“内聚焦”视角呈现“多维化”，以海外华人视角反观大陆，更能从人性的角度来旁证，反证“人”性本身。体现视角的空间性得到拓展，视角主体选择性增强，视角选择呈现相对性和内外相融性。《陆犯焉识》穿行着“我”的自知视角，在历史悠长的全角描述和自我真切感悟中，以外聚焦叙事做引导，客观叙述外祖父时代的生活。直到“我”出现在外祖父生命中，重新以内聚焦叙事，体现历史沧桑和生命感悟。《陆犯焉识》百转回味，是严歌苓的小说从精致开始走向大气的标志。［12］

二、伤痕的转型:从小说文本向影视文本

(一)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创作风格

严歌苓作为一名敏感的女作家，她的《雌性之地》、《扶桑》、《弱者的宣言》、《小渔》、《红罗裙》、《主流与边缘》一直致力于书写女性身上特有雌性，她用“母性”来颠覆传统男性与女性的强弱观念，从情欲的本能扩张来考察她们灵与肉的争斗，以能否自然绽放的雌性特征来衡量女性的人格完整，从而她的小说文本中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魅惑氛围。［13］她的小说文本中的阐释魅力来自于形式与内容的整合。阐释者价值观念上的不确定性隐含在叙述方式里，阐释者的多个主体性和抒情性决定了他思想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叙述方式只是形式性的，需要依靠现实内容来依托，纯粹的故事不能产生出审美效果。［14］她的创作从“生命移植”意义出发，以独特人格建构充满了红尘男女的悲情体验，体现“冷静的忧伤”的浓郁风格。她独创了一套奇异语言系统，充满了惊人敏感度、意象灵动、智慧俏皮和神经质细腻，驾驭文字的功底让人惊叹。［15］总之，严歌苓的历史书写不仅仅意在展露复杂人性，更重要的通过个体经验重构历史，从而寻求文化身份认同。她的“穗子”系列书写与以往和联系普遍文化记忆的身份取向不同，提供了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身份取向和新思路。这一取向来源于作家独特历史意识与差异性个人体验，并为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认知。［16］

(二)从小说到电影改编

表现“文革”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让人感慨万千。

1．电影改编了小说的后20页。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首次以男性作为主人公，以政治作为庞大的背景，展现以陆焉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以个人命运和家族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乱象，体现出深远的济世情怀。［17］原著《陆犯焉识》的时间跨度从193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讲述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迁。涉及1960－1970年代劳改犯人的处境和主人公在多个历史环境下所遭受种种伤害。《归来》则屏蔽了这大部分情节，只是把小说的结尾部分(大约20页)改编成电影。相比影视作品中呼天抢地的爱情悲歌，原著《陆犯焉识》(严歌苓，作家出版社，2014年再版)浪子回头式的人生痛悟更具后劲和说服力。

2．小说和电影是“小众和大众”的关系。读小说毕竟是小众，诚如严歌苓说的那样:“像《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上最伟大文学著作一再被搬上银幕，导演希望用自己个性的手段来诠释文学大师的作品。”［18］而在当今这个转折时代，文学出版物很多，甚至可以用泛滥来形容，读者不知道如何来选择阅读。张艺谋用一种有号召力的方式教会观众挑选阅读，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小说和电影的差异，发现对于电影《归来》的评价分为两个极端:未读过原著的，评价较高;读过原著的，普遍失望。笔者认为，张艺谋的《归来》实际上是对小说《陆犯焉识》的一种文学延续。从小说到电影改编不一定要忠实于原著，重要的是体现一种时代转折背景，通过艺术加工和影视语言凸显一种悲剧情怀。

(三)张艺谋导演创造的“归来”影视风格

1．政治题材的另类再现。这到底是一部关于宽恕的电影还是一部关于不能宽恕的电影?泪水本身不会思考，如果我们没能从浮萍命运中看透罪孽之源，这场集体感伤就如同偶尓袭来的感冒，好了之后仍会继续。某些政治禁忌无法以艺术形式再现，《归来》以克制的散落的手法表现出诸多令人心恸的细节，评判历史感恰到好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和非人性历史定格在一个个瞬间。“那个年代对成长于新世纪的我们来说只是教科书中的几页课文和一些隐隐约约的忌讳，散发着不该有的神秘气氛。试着想象贴近这个有些陌生故事，发现那个年代的爱情如此动人与艰辛。”(访谈样本1，2014年6月)当《红色娘子军》的大红画面和激昂音乐响起之时，观众被立刻带入到那个沸腾年代。瓷杯、脸盆、闹钟、自行车、收音机、大字报、革命标语这些元素，安安静静地闪现，绝不刻意打扰镜头。这些是那个年代最难以磨灭的符号印记。

2．细微之光，细腻之笔。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才能读懂很多张艺谋的细致处。陆焉识引以为傲的多国语言和一手好钢琴本是他风流倜傥的资本，在电影里只用一两个场景一笔带过:他与医生交流时关于“déjà vu“(法语:似曾相识)一词的发音纠正，他唤醒妻子记忆的一支钢琴曲。张艺谋用最为朴实的语言，摒弃浮夸的语言和场景，只留下巩俐和陈道明的内敛表演和情感表达。特别是陆焉识弹钢琴用音乐唤起冯婉瑜记忆，冯婉瑜把手搭在陆焉识的肩上。两手往肩上一搭只有几寸，对两人来说却穿越几十年的遥远时空距离。［19］我们拨开电影时代的外衣，没有了原著中的铺垫与羁绊，《归来》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在于它一直着力于细微之中感人，细微之中煽情，通过一堆旧时代电影道具和男女主人公的深情演绎来怀旧，在言说中规避和抛弃了那个时代。电影中冯婉瑜接站、陆焉识读信等场景重复多次，这些动静交错的镜头，提炼了主题，也放大了艺术渲染力。两位演员用高超演技掩盖和削弱了“文革”镜像叙事本身，用爱的温情稀释、消解对“文革”叙事的理性思考与犀利质疑。

3．黑色审美。《归来》透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所折射一个沸腾时代的社会家庭伦理的急剧异化，在一种历史叙述中包括对历史的反思，引发观众极大的“黑色”审美愉悦。在“文革”那语境之中，陆焉识、冯婉瑜两个人至死不渝的爱情，如同“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虽然没有经历“文革”，但影片中那无需音乐渲染的静静的情感流露，足以触动人心，已经归来和一直盼望的归来含蓄却深沉地诠释着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无需天长地久，无需山盟海誓。火热争斗之中的都市，千里之外的青海，相隔天涯。冯婉喻为陆焉识积攒20年的整箱子信笺，即使她已经不认得最牵挂最惦念的近在眼前的丈夫，却用劫后余生的每月5号去车站接他的丈夫，风雨无悔。那个就在他身边的男人却成为一个历史反衬，给了历史一记响亮的耳光!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文革”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人伦悲剧。

4．中国本土艺术片再次回归。自《英雄》(2002)之后，张艺谋的导演之路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他是第一个为中国大片时代剪彩的人。《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及《金陵十三钗》作为商业片的代表，屡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多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张导从武侠片的过分繁华和满是鲜花之后，开始从人性里寻找真情。如果说20多年前，张艺谋用《红高梁》启发观众:电影可以有一种全新的叙事选择;那么10年前，他用《英雄》开启了中国商业喧嚣的大片时代。当我们都预感到大场景、大制作支撑的宏大叙事和超级搞笑、无厘头营造的影视泡沫终将沉寂之时，张艺谋尝试不同的东西。在如今被丰富国产电影庸俗内容抢占的市场，他敢用不同的视角引导观众，再次以《归来》迎接了中国电影艺术上的一次心灵、心理、心性的回归。

三、“伤痕文学”的再反思

(一)“伤痕文学”是后来人铭刻时代的伤痕

大陆文坛从“伤痕文学”开始，从不同的方面透视“文革”现象;海外作家对“文革”题材表现出极大关注，塑造的悲剧人物命运明显地表达出作家们对“文革”的否定和排斥，以求宣泄和净化对“文革”的恐惧心理，构成“文革”作品的一道独特亮丽风景线。［20］

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个人血泪，是认真的、真实的书写。从《伤痕》到《紫禁女》，间或由于“伤痕文学”的社会控诉和社会表达，一种弱者对过去个人经历的时代悲剧的诉情姿态，一种经历我者和他者角色转换的温婉而感伤的语调，令人思虑彷徨。我要告诉我的那些没有阅读过《伤痕》和《紫禁女》的朋友们，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誉，总有那么一类文学，以其记录的真实情感、生活与经验的历史、现实，而吸引我们的目光、攫住我们的心灵，打动已经许久不曾震憾的灵魂。毕竟我们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理解那个时代。

无论是早期的“伤痕小说”《伤痕》还是晚期的《紫禁女》，大多把上山下乡运动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作品中充溢着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转折人生，丑恶嘴脸、相互欺骗，欺诈倾轧，相互利用，以及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绪的宣泄。“表现中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这成了今天文学书写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这种浓重的伤感情绪，充斥着经历过这个时代悲剧和没有经历这个时代悲剧的人，使他们(她们)对当下和未来产生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的追求和奋进。于是有一部分觉醒，不再沉沦，他们(她们)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与整个大社会大文化地理背景的联系，从而获得一种在另外地理土壤对特殊文学命题根基于特殊地理土壤的理性分析。

作为一个小说家，严歌苓探索政治严酷高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有意规避权威话语，有意逃离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转而反思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与精神际遇。历史反思一旦离开了国家、民族与政治等宏观意义上的关照，陆焉识的命运反思就会变得孤立，削弱了文学的审美价值。［21］《陆犯焉识》中政治与人生的互渗，体现政治制衡下日常生活、平常人生的执拗，体现历史的冲动与情感纠扯，实际上是大历史与小情感的纠缠不清。男女主人公——陆焉识与冯婉喻被囚禁的自由与遭阻断的情爱，反映了自由与情爱的双重悖谬，他们的爱情是一种空缺情爱和想象满足。［22］而作为小说的延续，《归来》则立体型呈现了一种银幕伤痕，书写的历史“失忆”［23］，是后来人铭刻前人所经历时代的伤痕。

(二)过去，当下和未来

“文革”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最可怕的还是在于当今人们的思想、精神和心灵上种下无法抹去的过去的伤痕，时刻生活和苑囿于一种过去的惨痛记忆中。“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本质上挖掘文学人性、文学内心的空间。“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反思，也许文学主题将进一步发酵，进一步升华。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历史印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单向思维思考问题，它必须坦然面对过去，坦然面对未来，它必须从多方域和利益平衡角度来整体思考。这段历史在一个方面使那一代人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那一代人补偿。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或许对许多“他者”来说，“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伤痛。既然无法逃避现实既定的尖锐，也不能死守现实主义的光明结局，不如大胆地踏入历史的纵深地带，去看整个历史悲剧所造成的痛苦人生个案，去宣泄整个悲剧时代里个体人压在心底的悲剧情感。以真实作为旗帜，以十年浩劫作为重新反思这个主题的地理土壤，与其说文学在想象，不如说文学在记实，在发酵。而在这不重想象重纪实的现实主义复归文艺思潮中，“伤痕文学”无疑处于源初。“伤痕文学”既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文革”环境中心灵创伤的记录，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学重新出发的起点。当然，要记住过去，更重要的坦然珍惜当下，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逝者如斯俱往矣，何为之止于幸福，不让我们的后代再重复和经历前辈的悲剧!

［1］汤吉夫，卢新华．从《伤痕》到《紫禁女》［N］．天津日报，2004－10－29(13)．

［2］李怀宇．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N］．南方都市报，2006－12－21．

［3］李怀宇．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王春林．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与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3):137－144．

［5］冯晓莉．《陆犯焉识》主题探析［J］．小说评论，2013(4):178－181．

［6］张彩霞．《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围城世界解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36(5):7 －8．

［7］李丹．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存在意义的探寻——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2(12):48－51．

［8］李伯勇．《陆犯焉识》的“头轻脚重”问题［J］．小说评论，2013(4):172－177．

［9］龚自强，丛治辰，马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J］．小说评论，2012(4):117－132．

［10］李丹．《陆犯焉识》的电影化书写探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3，23(7):871 －874．

［11］常溪．论严歌苓小说的影视化特质［D］．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导师:郑春，2013:28．

［12］陶丽华．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D］．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导师:白杨，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