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纪念性历史博物馆与口述历史

2014-12-09张正霞

重庆与世界 2014年3期

张正霞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 400043)

198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言21世纪将会出现第三次浪潮。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来衡量，而是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博物馆是文化的复合体，是传播历史文化的圣殿，是社会进步、文明的窗口。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口述历史走进了纪念性历史博物馆，这一新的记录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将对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建设、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一、口述历史概述

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它是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194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首次提出了Oral History的概念，翻译成汉语即“口述历史”。1948年，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并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记录美国显赫人物的回忆。从此，口述历史在欧美、新西兰、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出版了斯坦利·维斯塔尔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上帝的全部危险》、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等作品。

口述历史的兴起，不但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如今，口述历史作为记录人类记忆和学术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综观口述历史，具有以下特点。

(一)哲学意义

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主要以官方保存的文献、档案等传世文献为研究对象，岂不知今世之典籍已非昨日之文献，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便可想而知。20世纪初期，埋藏于地的甲骨文、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出土，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谬传、伪托，震惊了学术界。钱穆惊呼:要重写中国学术史!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汉简，结合《史记》《汉书》等传世典籍，对汉代边塞和烽燧进行考证，成就卓著，对学术界裨益很大。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我国学术界的治史观念，丰富了治史方法，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其为“示来者以轻轨。”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赞誉其为“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完全是近代式的。”

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口述历史，其哲学意义如同“二重证据法”。口述历史是以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叙述，以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为证据来对过去历史进行研究。这种新方法与“二重证据法”一样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既丰富了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又拓宽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是现代重要的治学方法。

(二)不可再生性

21世纪的主要资源是再生性资源，不可再生性资源极为稀缺，属于抢救性保护资源。口述历史资料，主要是运用访谈方式收集受访者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观点或经验，或者其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或者其生活经历、重要故事等等。这些史料具有三亲性，是宝贵的历史资源。随着受访者的去世，采访所得的口述史料是不可再得的，具有不可再生性。

(三)真实性

史料的真实性是一切学术研究之根本。博物馆是传播文化的神圣殿堂，真实性是其灵魂。口述历史所收集的史料，大都是受访者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经历或故事，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当然，由于受访者的社会历史地位、教育、情感等因素的制约，受访者所谈的经历、事件、观点与文献、档案的记载乃至于他人的口述史料有异同，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影响口述史料的真实性。

(四)生动性

口述历史收集的是当事者亲身经历或经验，是一个人的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记录，具有极强的情感价值。受访者栩栩如生的描述，再现了历史的细节，使历史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二、纪念性历史博物馆概述

博物馆是个舶来品。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语Mouseion，即供奉缪斯及从事研究的处所。19世纪传入我国，汉语译为“博物馆”。1946年世界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成立，初步确定了博物馆的定义。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的定义一直处于不断更新中。1989年，国际博协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和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

博物馆的种类很丰富，国际博协根据博物馆藏品所属学科进行主导分类，分为历史类、艺术类、自然科学类和综合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是个大类，它关涉发展变化着的人类社会有关的方面，如历史博物馆、名人纪念馆、名人故居、民俗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遗址博物馆等等。历史博物馆的数量很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博物馆有大不列颠博物馆、墨西哥民族博物馆、匈牙利历史博物馆等。纪念性博物馆又是历史博物馆中一个重要类型，大多是为纪念重要人物或者重大历史事件而建立的博物馆，如美国的林肯博物馆，中国的抗日战争博物馆、太平天国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大多具有如下个性特征。

(一)现场性

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大多依托于重要人物的故居或者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具有真实的、客观的现场性。如美国的福特剧院和邻近的彼得森公寓博物馆，是纪念美国历史上著名总统林肯的纪念地。这两处依然保持着林肯遇刺时的旧貌，成为世界人民纪念林肯的一座活博物馆，参观者一进入剧院或者彼得森公寓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一座纪念被侵华日军残酷杀害的中国人民的纪念馆。该馆的馆舍建立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民的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让参观者一进入纪念馆便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成为世人受教育的活教材。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全景式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中国代表团驻地等革命纪念地，以及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等烈士牺牲地。观众一走进革命纪念地红岩村，便能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怀;走进歌乐山革命烈士殉难地，便能强烈地感受到革命志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二)纪念性

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文物较之普通历史博物馆具有更多的纪念内涵，是被纪念者精神面貌的物质载体，能使参观者睹物思人，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能实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之目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庋藏的文物主要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革命志士的物品，如“周恩来致范元甄函”、“新华日报社印刷机”、“杨虎城出国纪念锦旗”等。这些文物虽不是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见证物，或者一个王朝的重器，但这些革命文物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见证物。“周恩来致范元甄函”是1941年7月周恩来给范元甄的复函。范元甄是《新华日报》的一名女记者，当时远在陕北延安学习。信的主要内容是告知范元甄“皖南事变”的真相及重庆红岩、曾家岩、虎头岩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积极工作的情况。这封看似普通的信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崇高精神的历史见证物。

(三)人物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因其自身的个性特点，展览展示的对象主要是人物或者事件，因此人便可视为博物馆的“文物”，而这种特殊意义上的“文物”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文物”更具生动性、形象性和复杂性。故人物性是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独有的个性。

三、口述历史有利于推进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工作

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如同其他博物馆一样，都具有征集保管、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的功能。随着口述历史在博物馆领域的运用，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将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

(一)口述历史有利于丰富纪念性历史博物馆藏品资源

藏品是博物馆的主要特征，没有藏品就不是博物馆。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苏东海曾将博物馆的藏品资源比喻为树木的根，认为“根扎得越深，树才能长得越大”［1］，并说“一个博物馆的软实力主要是藏品和人才，藏品是软实力的核心。没有一流的藏品不能成为一流的博物馆”［2］。可见，藏品资源建设是博物馆建设的第一重任。然而，由于客观原因，文物之于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却是短板，往往是除了纪念地的不可移动文物之外，可移动文物少而普通，因此也制约了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发展。仅从2012年全国一级博物馆评估结果看即可知。2012年，全国有89家一级博物馆被评为合格，排名靠前的大多是藏品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而纪念性历史博物馆虽勉强合格，但排名大多靠后。因此，为了弥补藏品资源的贫乏，纪念性历史博物馆需要挖掘潜力，寻找出路。口述历史的出现，无疑是困境中的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救命稻草，采访历史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便可获得丰富的口述史料，从而丰富纪念性历史博物馆藏品资源，推进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工作。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曾经开展过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资料的蒐集工作。2001年至2003年，该馆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侯方岳、刘澄清、刘昂、童小鹏、张黎群、罗青等120多人，拍摄DV视频11 700分钟，照片1 980张，采访记录120多份，10万字。①刘立群.南下北上，艰辛征集，数百件珍贵革命文物资料展现在红岩纪念馆——纪念馆拍摄、采访暨文物征集工作侧记.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研究，2002。如今，大多数受访者已不在人世，这些口述历史资料是该馆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藏品资源。有了这些珍贵的藏品，将会极大地推进和发展该馆的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工作。

(二)口述历史有利于推进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工作是博物馆的基础，没有科学研究，博物馆便没有灵魂。历史上，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因无文物重器，科学研究一直是其短板。随着口述历史的出现，科学研究工作日渐成为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重要工作，通过陈列展览、论著、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实现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情感价值和思想价值。

(三)口述历史有利于推进陈列展览工作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博物馆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衡量博物馆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3］。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的，进行直观教育、传播文化科学信息和提供审美欣赏的展品群体［4］。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大多采用复原方式陈列，复原历史遗址或在展厅中复原历史场景，用以突出表现杰出人物或者烘托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时代气氛，以此实现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情感价值和思想价值。随着口述历史的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口述历史资源应用到陈列中，既可丰富陈列展览内容和形式，又可烘托展览效果，从而实现纪念性历史博物馆的价值。

(四)口述历史有利于推进社会教育工作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亦叫博物馆体验，是博物馆与观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责任。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它是通过陈列者—陈列—观众这种铁三角关系来实现观众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口述历史的运用，将会丰富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在多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口述历史静态的陈列会变得鲜活起来，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博物馆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