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们已进行了九年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微观搞活。在微观初步搞活之后，我们发现宏观出现了失控现象，需要加强控制。宏观加强控制后，又影响了微观搞活，可能出现某些萎缩现象。为什么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很难协调呢？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宏观控制常常是通过行政力量。改革前，基本建设投资都通过计委、财政部。历年的计划项目的确定，不是经过科学论证，而是计委同部门、同地方讨价还价决定的，有许多是钓鱼项目，所以投资一再突破。改革后，计委的控制范围缩小了，财政部的投资比例也缩小了，把一部分财政拨款转到建设银行。过去的财政投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定后不能改变。而银行投资则是由国家控制信贷限额，萝卜数由国家决定，选什么坑可由银行自己决定。现在看来，除了国家分配的信贷基金外，银行还可以自行吸收资金，设法扩大萝卜数。比起过去由计委、财政部控制投资来，银行比较接近市场，可以随时变更资金投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过去银行管理也是行政管理，依靠上级分配信贷指标，在指标范围内去投资，不善于自筹资金。因此，银行信贷也发生了一刀切现象。总之，问题的关键都是出在用行政方法管理，而不是用科学的、经济的方法管理上。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建立类似中国投资咨询公司这样的中间机构，通过这样的中间机构把中央的宏观决策贯彻到地方、企业，宏观微观之间的矛盾就能较好地解决。

现在各地方、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很高，积极性高的另一面就是盲目性很大。解决这个问题靠国家计划，靠财政拨款是很困难的。银行比较接近市场，靠贷款解决比较容易。但如果银行也采取行政手段，靠控制信贷资金的办法来解决，仍然免不了一刀切，该压的没有压，不该压的压掉了。比较好地解决办法是，银行设立一个强大的咨询机构，对投资项目一个一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评估。咨询机构按照中央的各个宏观决策，站在国家、全局，也就是宏观的角度，审核投资项目是否有经济效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宏观决策。银行设立的这个咨询机构，就是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间机构。没有这个中间机构，我们就只能照过去的行政办法执行宏观决策。宏观决策尽管是对的，比如，压缩基建投资，压缩银行信贷，仍然只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不能对投资方向进行正确的选择。所以，要在投资方面真正作到宏观不失控，微观又放活，必须建立起一大批强大的投资咨询机构及行业协会等中间机构，通过它来贯彻中央压缩基建的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合理规划地区生产力布局的政策，以及其它宏观决策，把中央的政策真正贯彻到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是投资方面宏观与微观的中间机构，在其它方面也应建立类似的中间机构，以解决“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老大难问题。

十三大后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要精简国家领导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大批干部精简下来怎么办？我建议，请这些干部充实类似咨询公司这样的中间机构。我们将来的体制改革应该走这样一条路，即决策机构尽量缩小，尽量少管具体业务，而咨询机构则应扩大充实，通过它们用科学的、经济的手段来联系决策机构和基层企业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手段的作用。

还要强调指出的是，将来国家把投资交给了建设银行，建行不但在分配投资方面担负更大的责任，保证投资合理，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对这些投资的管理也要负担。我们的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后，经营权怎样行使，厂长怎样，工会怎样，党委怎样，已有几个条例落实了。但所有权到底谁来管，至今不明确。财政部在过去三十年投资已有六千亿到八千亿元，名义上这笔财产应由财政部管，但实际上财政部就没有一个健全的管理机构。现在的情况是，全民所有制财产属于全国人民，但没有人来代表全国人民管理这笔财产，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将来国家把投资交给建设银行后，建行不但在建设过程中要审核各个企业的投资是否合理，而且在建设完成以后，还要负起管理这个资产的责任。不仅把新建设投资认真管理起来，还要对老的投资，老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把它的资产搞清楚，以后年年报告。总之，要有一个部门来管理国家的公共财产，使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能够真正实现。

（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