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槐松 李建琴

(1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北京 100125; 2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 310027)

我国是世界蚕桑业的发源地，养蚕取丝已有5 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数千年来，“农桑并重”，蚕桑生产演绎了厚重的农业发展史，更架起了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茧丝绸曾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创汇商品，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70年代我国茧丝产量和出口量超过日本之后，长期位居世界第1。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蚕桑生产管理体制多次变动，导致我国蚕桑生产统计数出多门、年度断线、地区不全。这不仅使我国蚕桑生产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十分困难，而且也不利于为我国蚕桑产业发展提供正确的决策。

为真实反映我国蚕桑生产发展的历程，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组织有关省(区、市)蚕桑生产管理部门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有关师生搜集、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蚕桑生产数据。经过2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汇编成《新中国60年蚕桑生产情况资料汇编》［1］，并于2014年6月出版发行。

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蚕桑生产情况资料汇编》中对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18个省(区、市)1950—2010年蚕桑生产的统计数据，综合分析新中国60年蚕桑生产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总结我国蚕桑产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1 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蚕桑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桑园面积、发种量、蚕茧产量、经济收入均相对稳步增长，蚕茧产量自20 世纪70年代超过日本后，一直遥居世界首位，目前年产茧量和产丝量均占世界总产量的80%左右。根据1950—2010年我国蚕桑生产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从桑园面积、发种量和蚕茧产量、蚕农收入、蚕种生产经营、蚕桑科研教育等方面的变化，阐述60年蚕桑生产的发展历程。

1.1 桑园面积逐步扩大后稳定了13年

从图1 看，1950—2010年，我国桑园面积的变化分2个明显的阶段:1995年以前，桑园面积持续扩大，从1950年的14.91 万hm2增加到1995年最大面积126.91 万hm2;1996年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茧价下跌，桑园面积大幅减少至92.11 万hm2，后来几年继续减少，至2000年桑园面积缩减到72.14 万hm2;之后缓慢增加，基本稳定，2002年以来桑园面积维持在80 万～90 万hm2。

1.2 发种量和蚕茧产量经历3 次波动持续发展

图1 1950—2010年全国桑园面积及其变动率

从图2、图3 看，1950—2010年，我国蚕桑生产发种量、蚕茧产量总体上都是呈波浪式增长，发种量从242.88 万张(盒)增加到1 611.61 万张(盒)，增加了5.64 倍;蚕茧产量从3.90 万t 增加到66.14 万t，增加了15.96 倍。与此同时，蚕桑生产经历了3 次较大的波动:第1 次是1958—1962年，蚕茧产量从1958年的7.25 万t跌至1962年的3.69 万t，跌幅达49.10%，其中1962年比1961年减产35.64%;与此对应，发种量从1960年的553.90 万张(盒)减少至1961年的304.55 万张(盒)，1962年进一步减少至226.52 万张(盒)，1961年和1962年的减幅分别为45.02%和25.62%。第2 次是1994—1996年，蚕茧产量从1994年的73.10 万t跌至1996年的43.29 万t，跌幅达40.78%，其中1996年比1995年减产38.85%;与此对应，发种量从1995年的2 730.95万张(盒)减少至1996年的1 548.48万张(盒)，减幅达43.30%。第3 次是2007—2009年，蚕茧产量从2007年的82.23 万t 跌至2009年的58.63 万t，跌幅达28.70%，其中2009年比2008年减产17.41%;与此对应，发种量从2007年的2 154.37 万张(盒)减少至2008年的1 782.15 万张(盒)，2009年进一步减少至1 462.10 万张(盒)，2008年和2009年的减幅分别为17.28%和17.96%。

图2 1950—2010年全国发种量及其变动率

图3 1950—2010年全国蚕茧产量及其变动率

1.3 放开茧价后蚕农收入大幅增加

从图4 看，1950—2010年，全国蚕茧总产值从0.48 亿元增加到204.30 亿元(按当年蚕茧价格计算)，增加426.47 倍。相对而言，前45年蚕茧总产值基本稳定，但是受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水平较低;后15年蚕茧总产值大幅增加，但是，蚕茧总产值波动也较大。主要是1995年蚕茧价格管制逐渐放松后，受市场供求和物价水平上升的影响，一方面蚕茧价格总体上涨，另一方面，蚕茧价格的波动也越来越大。

图4 1950—2010年全国蚕茧产值及其变动率

1.4 蚕种生产经营在艰难中发展壮大

1950—2010年间，在国家投入很少、扶持不多的条件下，全国蚕种生产经营在艰难中不断发展壮大，蚕种场由1950年的208 家增加到1995年的337家，之后通过改革、改制、改造和兼并，蚕种场数目逐渐减少，2010年减少至173 家;职工人数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由1950年943 人增加到最高的1990年21 631 人，后又逐步减少到2010年的10 743人;蚕种年产量由253 万张(盒)增加到1992年的2 828 万张(盒)，后又逐步减少到2010年的1 463 万张(盒);蚕种年产值由251 亿元增加到55 385 亿元，固定资产规模也由251 万元增加到114 356 万元。

1.5 蚕桑科研教育在发展中萎缩

我们统计了全国26 家蚕桑科研机构、13 所从事蚕桑专业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和17 所从事蚕桑专业的大、中专学校的基本情况(表1 －2)。从表1 － 2 看，我国从事蚕桑专业科研、教育的人数1950—1990年是增加的，1990—2010年是下降的。1950—1990年，全国蚕桑科研单位职工人数、科研人员分别由838 人、173 人增加到4 493 人、1 313人，全国蚕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校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分别由76 人、348 人增加到203 人、1 547人，大、中专教育在校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分别由31人、642 人增加到133 人、3 303 人;1990—2010年，全国蚕桑科研单位职工人数由4 493 人减少到3 347人、科研人员有减无增，全国蚕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校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分别由203 人、1 547人减少到165 人、1 279 人，大、中专教育在校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分别由133 人、3 303 人减少到113 人、891 人。

表1 全国蚕桑科研机构基本情况(包括桑蚕和柞蚕)

表2 全国蚕桑专业教育基本情况(包括桑蚕和柞蚕)

2 发展特点

根据1950—2010年我国蚕桑生产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在我国蚕桑生产规模波浪式扩大的过程中，概述蚕桑产业发展所呈现的一些特点。

2.1 生产布局呈现东部缩减、中部稳定、西部扩展的格局

根据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范围，结合我国的蚕桑主产省(区、市)的区域分布，以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构成蚕桑生产的东部蚕区，以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 省构成蚕桑生产的中部蚕区，以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5 省1市2 区构成蚕桑生产的西部蚕区［2］。

从图5 看，1950—2010年，东部蚕区桑园面积占全国桑园面积的比例不断下降，由1950年的88.63%下降到2010年的24.40%;而西部蚕区桑园面积占全国桑园面积的比例持续上升，由1950年的7.43%上升到2010年的62.59%，其中自1987年开始超过东部蚕区的比例;中部蚕区桑园面积占全国桑园面积的比例虽然有较大的波动，但相对而言，占比较小，并逐渐趋于稳定，近10年稳定在13%左右。

图5 1950—2010年东、中、西部蚕区桑园面积占全国桑园面积比例的变化

与此对应，1950—2010年，东部蚕区的蚕茧产量占全国蚕茧产量的比例呈波浪式下降，由1950年的80.43%下降至2010年的36.73%，其中自2004年开始跌至50%以下;而西部蚕区的蚕茧产量占全国蚕茧产量的比例呈波浪式上升，由1950年的15.37%上升至2010年的54.80%，其中自2009年开始上升至50%以上;中部蚕区的蚕茧产量占全国蚕茧产量的比例较小且较稳定，由1950年的4.20%上升至8.47%，其间经历了倒U 型的变化，1994年所占比例最高时达14.68%(图6)。

图6 1950—2010年东、中、西部蚕区蚕茧产量占全国蚕茧产量比例的变化

2.2 生产规模向大省、大县、大户集中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通过计算一个产业中各竞争主体的总收入(或总资产)占产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的百分比的平方之和获得。HHI 值越大，表示产业集中度越高。如果用各省(区、市)来代替蚕桑产业中的各竞争主体，那么通过计算各省(区、市)的蚕茧产量占全国蚕茧总产量的百分比的平方之和，则可以得到我国蚕桑产业的HHI。

从图7 看，1950—2010年18个蚕桑生产省(区、市)的HHI 在1988年以前比较稳定，但是1988年以后不断下降，2009—2010年再次上升。这说明改革开放后，至20 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省内、省际蚕桑生产区域的转移，我国蚕桑生产的集中度不断下降，而随着“东桑西移”的推进，尤其是江苏、浙江等东部蚕区生产规模的快速萎缩和以广西、云南为代表的西部蚕区的迅猛发展，我国蚕桑生产的集中度再次提高。

图7 18个省(区、市)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的变化

1950—2010年，我国蚕桑生产县(市、区)、乡(镇)、村和农户数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其中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蚕桑生产县(市、区)、乡(镇)、村和农户数较多的时期。以蚕桑生产县(市、区)和农户数为例，从图8 可以看到，蚕桑生产县(市、区)从1950年的268个增加到1992年最多的1 034个，2010年又减少至593个，其中1980—2000年平均达923个;从事蚕桑生产的农户从1950年的60.65 万户增加到1994年最多的1 374.59万户，至2010年又减少至500.22 万户，其中1980—2000年平均农户数量达1 036.45 万户。而1950—2010年间，我国蚕茧产量是在波动中持续增加的;因此，我国蚕桑生产规模具有向大县、大户集中的趋势。

图8 1950—2010年全国蚕桑生产县(市、区)和农户数量变化

从图9 可以看出，1950—2010年全国蚕桑生产县(市、区)的平均蚕茧产量在波动中不断增加，由1950年的平均蚕茧产量145.65 t 增加到2010年的1 115.32 t，单个县(市、区)的平均蚕茧产量扩大了6.66 倍。因此，随着全国蚕桑生产规模的扩大，虽然全国蚕桑生产县(市、区)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蚕桑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蚕桑主产县(市、区)。

图9 1950—2010年全国蚕桑生产县(市、区)平均蚕茧产量

从全国蚕茧产量500 t 以上县(市、区)蚕桑生 产情况(表3)看，全国蚕茧产量500 t 以上的县(市、区)的数目由1970年的50个增加到2010年的205个，蚕茧总产量及其占全国蚕茧总产量的比例、平均蚕茧产量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2010年，全国205个蚕茧产量500 t 以上的县(市、区)的蚕茧总产量达56.30 万t，占全国蚕茧总产量的比例达85.12%，单个县(市、区)的平均蚕茧产量为2 746 t。

表3 全国蚕茧产量500 t 以上县(市、区)蚕桑生产情况

2.3 春期生产量缩减而夏秋期生产量增加

从图10 和图11 看，1950—2010年间，全国发种量和蚕茧产量都是以春期为主逐渐转向夏秋期为主的变化过程。蚕桑生产发种量中，春期所占比例从63.48% 下降到36.52%，夏秋期所占比例从40.46%上升到59.54%;全国蚕茧产量中，春期所占比例从65.43%下降到42.26%，夏秋期所占比例从34.57%上升到57.74%。

2.4 蚕茧价格波动加大

从图12 看，在1994年以前，我国沿袭计划经济的蚕茧价格管制政策，鲜茧销售均价低且平稳，仅在1988年由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致使当年的鲜茧销售均价比1987年上升了66.31%。1994年以后，随着我国茧丝绸行业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鲜茧销售均价越来越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波浪式上升趋势，而且波动频繁、幅度变大、周期拉长。

图10 1950—2010年全国春期、夏秋期发种量占全年发种量比例的变化

图11 1950—2010年全国春期、夏秋期蚕茧产量占全年蚕茧产量比例的变化

图12 1950—2010年全国鲜茧销售均价及其变动率的变化

2.5 单产和效益不断提高

2.5.1 蚕种的单产和效益 从图13 看，1950—2010年，我国张(盒)种蚕茧产量和产值总体都是不断提高的。具体而言，张(盒)种蚕茧产量在20 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有过1 次较大幅度的下降，1960年降到谷底，仅11.07 kg/张(盒)，其余年份基本上是持续提高的，其中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提高的较快，达到41.40 kg/张(盒)，是1950年15.68 kg/张(盒)的2.64 倍;与蚕茧价格的变化相对应，1994年以前，张(盒)种蚕茧产值低而稳定，1994年之后，受蚕茧价格波动加大的影响，张(盒)种蚕茧产值波浪式大幅度上升，2010年张(盒)种蚕茧产值达1 267.69 元/张(盒)，是1994年447.73元/张(盒)的2.83 倍。

图13 1950—2010年全国张(盒)种蚕茧产量和产值的变化

2.5.2 桑园的单产和效益 从图14 看，1950—2010年，我国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量和产值总体上是在波动中提高的，2010年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量达到777.16 kg/hm2，是1950年162.09 kg/hm2的4.79 倍;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有过2 次较大幅度的下降，1961年降到谷底，仅179.86 kg/hm2，1996年由1988年的767.81 kg/hm2逐渐降至492.22 kg/hm2;与蚕茧价格的变化相对应，1994年以前，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值低而稳定，1994年之后，受蚕茧价格波动加大的影响，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值波浪式大幅上升，2010年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值达到24 006.43 元/hm2，是1994年9 651.47元/hm2的2.49 倍。

图14 1950—2010年全国单位面积桑园蚕茧产量和产值的变化

3 经验和教训

回顾新中国60年蚕桑生产发展历程，分析蚕桑产业发展特点，旨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我国蚕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3.1 以市场为导向、力求产销平衡是防止蚕桑生产大起大落的唯一途径

我国蚕桑生产的几次大波动都是市场供求变化的结果。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大部分农产品逐渐市场化之后，蚕茧依然是价格与流通受管制的少数农产品之一，而蚕桑丝绸产业链的终端产品主要在国际市场销售，其价格完全由世界经济波动及国际丝绸产品市场供求决定，这更加剧了茧丝价格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而由于桑园进入盛产有一定的生长周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经济率先发展地区的农民在其他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有较多的选择机会;因此，一旦蚕茧价格大幅下跌，农民大量砍桑后，桑园再次恢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为此，一方面要认清蚕茧的市场化趋势，全面放开蚕茧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另一方面，从整个产业来讲，应该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行业组织的协调功能，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力求产销平衡，防止蚕桑生产大起大落。

3.2 提高养蚕比较效益是保持蚕桑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措施

我国江苏、浙江等东部主产省蚕桑生产规模萎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种桑养蚕的比较效益的下降［3］，而广西、云南等西部省(区)的蚕桑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则是因为在这些省(区)蚕桑生产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益。随着我国3 次产业结构及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即使在农业产业内部，也只有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单位面积土地和单个劳动力产出及效益较高的农业产业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为此，一方面要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生产，努力提高桑园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桑园的蚕茧产出与蚕茧收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蚕桑生产中未被利用或未被充分利用的桑果、桑枝、蚕蛾、蚕蛹、蚕沙、桑园、蚕室等资源，通过变废为宝，开发和利用蚕桑生产的废弃物;改变用途，开发新产品，增加原有资源的附加值和提高原有资源和设备的使用效率等途径［4］，积极拓展产业多元化发展空间，以提高农民种桑养蚕的比较效益，进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综合效益。

3.3 实行以质论价、优质优价是稳定提高蚕茧质量的有效措施

影响我国蚕茧质量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能“以质论价、优质优价”，从而导致即使是浙江、江苏等本该生产优质茧的省份，其生产的蚕茧都无法作为缫制优质生丝的原料。其根本原因在于蚕茧市场机制不健全。随着蚕茧的市场化，一方面，和大多数农产品一样，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对接，种桑养蚕的农民经常性地面对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市场风险及自然、气候、环境等因素所产生的自然风险［5］;另一方面在区域市场化过程中，由于蚕茧所具有的丝绸工业原料的性质和蚕茧自身的鲜活性等特点，蚕茧收购方的相互竞争往往导致蚕农提早采茧，影响蚕茧质量。为此，一种办法是建立蚕农与收购蚕茧的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农户+基地+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公司”等产业化模式，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行“以质论价、优质优价”机制;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提高蚕农在蚕茧市场的交易地位，或者通过小型烘茧机的使用直接出售干茧，则可以待质而估，待价而售。

3.4 开拓国内外丝绸市场需求是发展蚕桑生产的源动力

蚕茧只是茧丝绸产业链上的初始原料，丝绸产品才是这个产业链上的终端产品;因此，只有不断开拓市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蚕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生产国，我国的茧丝绸产品以出口为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结构的升级，近几年，国内市场上蚕丝被、丝绸家纺等丝绸产品，桑果酒、桑叶茶、桑枝食用菌等多元开发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开拓。因此，开拓终端市场，不仅要进一步开拓国际丝绸市场需求，而且要适应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的转换，不断开发出适合国内市场的各类丝绸新产品和蚕桑多元化产品。

3.5 加快机械化、省力化管桑养蚕技术研发是稳定蚕桑生产队伍的唯一办法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生产国，但20 世纪70年代被我国超过后，其蚕桑生产逐渐衰退，到20 世纪90年代已几近消亡。许多学者分析日本蚕业衰退的原因，认为蚕桑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不能机械化、工厂化生产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6］。综观古今中外，世界蚕丝产业具有不断转移的规律，表面上，蚕桑产业转移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后蚕桑生产区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的上升，根本原因却在于蚕桑生产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使蚕桑生产不能实行机械化、工厂化的大规模生产，从而无法摆脱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特点。20 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蚕桑生产的“东桑西移”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加快机械化、省力化管桑养蚕技术研发，提高生产效率，是面对种桑养蚕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的挑战、稳定蚕桑生产队伍、防治蚕桑产业继续转移的有效对策。

3.6 加强蚕桑科研教育是增强我国蚕桑生产后劲的可靠保障

人才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蚕桑产业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是我国蚕桑科研、教育的繁荣时期。而随着蚕桑丝绸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小，国家层面对蚕桑教育和科研的重视程度渐趋下降，蚕桑专业教育日益萎缩，蚕桑专业人才越来越稀缺。当前面对蚕桑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只有加强蚕桑科研教育，加快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科技创新，促进蚕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一是加强国内区域间的种桑养蚕、茧丝绸加工的专业人才的交流与培训;二是鼓励西部地区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从国外引进茧丝绸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层专业人才及技术;三是支持和补贴国内相关院校开设蚕桑、丝绸等相关专业，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四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相关高等院校进行联合办学;五是积极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六是继续加大对蚕桑科研教育的经费投入，并进行有效管理，激励他们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大的成果，引领我国蚕桑产业水平独居世界高位。

［1］封槐松，李建琴.新中国60年蚕桑生产情况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2］李建琴，顾国达，封槐松. 我国蚕桑生产的区域变化——基于1991—2010年的数据分析［J］.中国蚕业，2011，32(3):28－41.

［3］李建琴，封槐松，顾国达. 能否稳定东部优质茧生产规模?［J］.中国蚕业，2013，34(4):1 －7.

［4］廖森泰，肖更生，施英.蚕桑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的新内涵与新思路［J］.蚕业科学，2009，35(4):913 －916.

［5］李建琴，顾国达.养蚕意愿、蚕业风险与应对措施——基于14个省91个县1 78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蚕业科学，2013，39(2):355 －364.

［6］黄先智，秦检，向仲怀.日本蚕丝业振兴路径给中国蚕丝业转型发展的启示［J］.蚕业科学，2013，39(3):599 －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