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

我不敢称李敦白先生为“老人”，因为他对“年龄歧视”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

两年前第一次在西雅图见到他，他开着一辆凌志从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狐狸岛”到华盛顿大学接我们，再开车十来公里到一家餐馆用餐。当时不知道他的年龄，心想，这老先生看上去怎么也七八十岁了，还能开个车到处跑，真神！

开始进行“李敦白口述历史”访谈工作是在2012年5月。商量工作日程时，李先生对我提出的紧密时间安排毫无异议，一旁的夫人王玉琳老师看不下去，出声道：“都91岁了，悠着点。”李先生马上说：“我抗议，我90岁。”“8月份不就91岁了，还差这3个月！”“那也还不到！”后来，他在审阅初稿时，看到“24岁来中国……现在已经92岁高龄”的叙述，提出“严正抗议”，郑重声明“本人年方九十一”。

这样一位幽默、可爱的“老人”，在中国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创造，一生的巨大幸福和刻骨痛苦也在中国遭逢。所以，他总是觉得无法简单按国籍身份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而是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李敦白在中国近35年的时间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对历史抱有非常真诚、谦逊而豁达的态度，即使说到他曾经的牢狱经历。

他认为，1949年他被牵连进“斯特朗间谍案”，坐了六年牢，当然完全是冤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背景，以及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导致误解的缘由之一。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曾经是一个美国军人，主动积极地接近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延安，与中共高层亲密接触，而中共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自己所讲述的，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既然如此，他被怀疑，不是很正常吗？何况，他还有不少在坚强的中共党员面前相形见绌的弱点。

国民党对延安的大轰炸，让他吓破了胆。他惊恐万状，好像身不由己，一有风吹草动就拼命跑，到处躲，经常不跟队伍一起走。到达太行山后，他与爱慕已久的姑娘魏琳结婚，沉浸在巨大的新婚快乐中，为了个人幸福，甚至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新华社各部门当时分散在西柏坡周围的十多个村子里，他所在的东柏坡离播音室所在的沙河村大概有四五里路。按规定，已婚夫妇周末才能团聚，而他无法忍受新婚的别离，每天都到播音员妻子那里去过夜。电台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说播音室是个严格保密的地方，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像他这样外貌惹眼的外国人，在周围来来去去，危险万分。而且，这是组织纪律，谁都得遵守。但他借口需要在晚上辅导魏琳英语，照去不误。事后检讨，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他把自己置于共产党的事业中，把自己受冤枉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来处理，以此疏解长期单独监禁导致的心理问题。他说，这个个案错了，但他们的事业没有错；他们对他这个人搞错了，但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犯点错误不可避免，这个错误犯在他的身上，让他痛苦，让他受难，确实倒霉，但是，既然这些错误在发生，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呢？他既然自认为是他们中间的一员，那不是意味着分享他们的光荣，同时分担他们的苦难吗？如果他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高尚的。这种把自己作为整个事业一员的想法不但安慰了他，而且鼓舞了他，让他在缩小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放大了，放大到能够包容那些迫害他的人。

他说，能够参加中国革命，是他一生的幸运，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但是，确实有一件事情让他追悔莫及，那就是，他在“文革”中积极造反，一度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他多次说，不应该参加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懂得多少？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极“左”言行，认真清理思想根源。他对自己，真是毫不留情。他说，如果不讲实话，又何必留下历史？

但李敦白先生对中国革命无疑有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46年他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到被围困在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的李先念、王震部送粮时，从与周恩来一起实地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美方上校处，获悉了重要军事情报，并向李先念“告密”，在中原突围大局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这件事，李先念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李敦白先生自己的态度则很谦逊，他对相关叙述加了好几个“一点”，如提供了“一点”情况，起到了“一点”作用，尽量淡化自己的角色。

他描述的细节超乎寻常地准确

尽管已91岁高龄，但李敦百先生有超好的记忆力。如果说，随口念出“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并不让人惊讶的话，完整流畅地背诵白居易的《买花》就令人叹服了。在讲到1940年代由刘良模指挥的纽约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时，他还说得出几首曲目，发现我们不知道其中的《锄头歌》，便唱了起来：“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而且说，电影《寒夜》中树生和文宣在江南水乡油菜花田间教小朋友唱的，正是《锄头歌》。果然。

他描述的细节超乎寻常地准确。著名播音员丁一岚是他的同事和好朋友，两家常有走动。他说起丁的丈夫邓拓喜欢收藏字画，受失眠困扰时，爱挂一张画在面前，神游其中，往往能够平静入睡。我问，您记得有什么画吗？他说，有一幅苏东坡的画，最为邓氏所珍爱。后来检视邓拓捐赠书画册页，果然有苏东坡的《竹石图》。

以“我们”称呼中国和美国

他也是个非常深情的人。在中国，两次坐牢消磨了16年光阴，其间苦难，一言难尽。但他早已超脱了个人痛苦，说起不堪的日子，照样谈笑风生。

整个访谈过程中，我只看到他有一次擦眼泪，那是说起他所敬爱的陈毅元帅的时候。他对周恩来也有非常深挚的感情。他说，周恩来是一个政治天才、组织天才、外交天才，他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人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很聪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诚恳。

他说，周恩来是民族英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批判了自己最好的代表人物，那太可惜了。他还说，1973年三八节，周总理在对外国专家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表示道歉时曾提到他，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一般认为，这是周对李的否定和抛弃，李却看作对他的保护，因为“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的罪名比“美国特务”要轻得多。他说，他对周恩来的爱戴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曾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呢，还是个美国人？他答：我想中国、说中国是“我们”，想美国、说美国也是“我们”，我是个中国的美国人。确实，从他的言行，很难判断他的国籍。

李敦白先生曾获得美国华盛顿州中国委员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一个“四分钟讲演”，博得满堂掌声。他说：中美两国真正相互需要，世界真正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只有在对方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不可能按美国的愿望行事，反之亦然。

他对妻子的表白让人动容

生活中，他的深情最完整地体现在对自己的妻子身上。

他说，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这个天使被化妆成一个中国女人，而且化妆得并不怎么好，却具有高洁的灵魂和神奇的力量。他年轻的时候，并不觉得王玉琳有多美，跟她结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她出身工人家庭，她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她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梅益局长的机要秘书，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可以帮助他不犯政治错误。

到后来，他却越来越感觉到妻子的美丽，喜欢静悄悄地看她。他说，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把两人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他还说，甚至他从商时对客户的选择，都有一条秘而不宣的标准：如果客户只重视他，不重视他的妻子，他就不把这个客户看得很重要；如果客户很重视王玉琳，他会比重视自己更慎重地对待他……他认为，他们俩能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拥有亲密的夫妻关系。

这样的表白，让我的年轻同事颇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