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旺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世界各国近代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有力助推器，而科学知识也只有借助正确理想信念的指引才能不断取得创新并发挥有益作用。就此而言，由于大学教育始终承载着知识创新和灵魂塑造的重大使命，因此能否成功培养具备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一代代青年大学生，便构成了一个国家能否持续拥有中坚建设力量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帮助当代中国大学生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绝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仅仅表现为响亮且空洞的道德口号，而是一项关涉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青年大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养成，固然离不开其自身成长过程中全社会多个方面的协同努力和共同耕耘，比如它既需要从小家庭良好道德环境的正确示范，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积极引导以及全社会良好道德氛围的积极熏陶等等。但笔者认为，在青年大学生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大学教育阶段，通过接受人类思想史上先进理论的有益滋养来实现先进价值观的塑造，是决定他们在深层思想意识中构筑自身精神支柱、丰富自身精神世界，进而真正养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处理个人与他人及社会关系的能力以及把握正确历史趋势能力的最为关键的教育环节。众所周知，人类的先进理论在历史长河中当然有多种表现形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又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积极超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理论创新的积极成果，大大丰富了人类把握世界与历史的方法与视野，并成为引领人类前行的重大理论资源之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身的鲜明写照。因此，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便始终成为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不可或缺的教育战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重大转型，这给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因而，在教学理念、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变化的教学创新路径，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层思想魅力和活的智慧凸显出来，将马克思主义树立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支柱，在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使其得到全面发展，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突出问题

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成为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的有益平台，需要我们对教学理念、方式及内容进行创新性变革。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等时代变化，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带来了如下无可回避的重大挑战与突出问题。

其一，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便捷化与内容丰富化。在当今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并普遍应用的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获取各种知识的途径变得更加便捷，获取知识的内容更加丰富，在互联网上仅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组成部分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内容就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定位还停留在简单的知识传承层面，而不能在深层次上把这些知识讲“活”、讲“透”进而开阔学生的思维视野，就很难激发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浓厚兴趣，而兴趣一旦丧失就无法达到能力提升的目的。

其二，改革开放引起思想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构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部内容，因而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为单一的话，那么当今时代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变化就体现为思想多元、文化多样以及信息多元并存的现实。在各种思想信息和文化思潮竞相涌入、众多思想文化流派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构筑青年大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与有益滋养，就需要在思想比较视域中呈现其思想力量和活的智慧，以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魅力和比较优势去赢得学生们的主动信仰，这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重点。

其三，根深蒂固的传统原理教科书叙述方式与思维习惯并未完全消除。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特殊地位，使得在当代教育背景下接受过初、高中阶段教育的青年大学生，在知识层面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概念和范畴，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等原理的基本内容应该说并不陌生。但由于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以俄为师”的路径依赖，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标准模式[注]参见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由此形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深入人心的教科书思维模式。在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我们曾长期习惯于固守教科书的结论，以教科书思维为圭臬进而采取“原理+论证”或“论证+原理”循环解释[注]《〈申辩与自省——对孙麾先生的回应〉》编者按，《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们接受的教育随之也深深地打上了教科书思维和理解模式的时代烙印，加之初、高中阶段更多地侧重于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内容和线索梳理，旨在使学生们初步形成观察社会历史时的正确导向，相较而言它并不侧重通过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质精髓进而提升学生们的理论视野与思维能力。因而学生们较难通过把作为活生生的方法论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来龙其脉和本真精神加以把握，进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层魅力的感知与理解而形成坚实的信仰。因此，如果不能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理论力量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深层精神和理论学习需求，当学生们重新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念和原理时反而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反感和畏惧情绪。而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则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难点。

其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主题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总体而言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它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反对人类社会的私有制以及阶级压迫和剥削，始终关注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中，指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必将到来，为此强调诉诸现实的力量通过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来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如果说在传入中国伊始，由于这些理论品格直接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救国图强”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相呼应，因而比较容易引起有识之士的接受、传播并扎根、发展的话，那么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如何架构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构建和谐社会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则需要我们进入其理论的深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其简单的结论上。

其五，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具有经济科技发展上的比较优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以先进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现实的力量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在具有更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更高生产效率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就现实总体而言，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具有经济科技发展上的比较优势，而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取得了巨大的改革发展成就，但仍面临着一系列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一现象作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诠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需要直面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面对的挑战虽然表现在上述诸多方面，但总体而言，应对上述挑战则取决于如下两方面理论问题的根本解决：首先，如何增强大学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兴趣和热情，进而为达到其综合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如何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力，进而在拓展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清晰把握和认知能力、化解学生们现实和理论困惑的基础上，让学生们作到“真知”“真信”，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分析、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能力与水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则必须探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创新路径，在教学理念、方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时代变革。

首先，在教学理念上，应从既往的单纯知识传授转变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育人理念，把知识传授仅仅看成工具和手段，突出强调“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其次，要实现这一教学理念，则或许需要在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上相应地进行如下改革：其一，要着重从人的特殊性、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来凸显它与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深切关联，使学生们产生深入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兴趣和热情；其二，要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精深研读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史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在整体视野和更深层理论逻辑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理路、理论精髓和活的智慧，在比较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和厚度，进而开拓学生的境界与视野；其三，始终要做到理论探讨与现实关切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以先进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并引领现实前行的综合能力，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的当代意义。

二、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阐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要性

“哲学源于惊异”，学术兴趣、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培养并提升自身认识与把握世界能力、丰富自身精神世界的首要前提。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构筑当代大学生精神世界的信仰支柱，首先需要使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促进学生们养成学习自觉，而这需要从人的特殊性、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个人全面成长的必要性等方面加以阐释。

人的特殊性在于人是具有二重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这就表明，人在作为经验存在的同时又作为具有超验性的主体而存在，即既像自然存在物一样生活在经验现实当中又具有超越经验现实的理想追求，既受自然必然规律的支配又在社会历史领域具有主体自觉性，并始终在谋求社会历史领域中“客观规律”与“主体自觉”的契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这种二重性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就此而言，康德尽管从先验理性能力来看待人的本质有其偏颇之处，但也曾指出我们始终面对着两个世界：由自然规律所主宰的现象—感性经验世界，以及由自由规律所支配的理智—道德实践世界。[注]参见[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而只有理解人所具有的二重性存在特点，才能真正探寻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独特奥秘，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因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界中的其它构成要素一样始终遵循着自然必然规律。比如，按照能量守恒定律如果不吃饭的话任何人都注定将被饿死、永动机也是注定不会存在的；任何人像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有寿命的，“大自然仅仅给他规定了一个短暂的生命期限”[注][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因此企图寻找长生不老药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宏观低速运动中人和其他物体一样必须要遵守万有引力定律，在地球上任何物体只能作落体运动，只要我们发射太空器的速度低于11.28千米/秒就注定不能脱离地球引力冲出地球大气层而进入到太空之中；只要我们设计的程序和输入的信息正确，我们丝毫不必怀疑计算机的演算结果，等等。可以说，仅仅作为由自然存在物而构成的自然界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绝对的、普遍性的必然性，对这种普遍规律的研究则构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自然科学“不问事物的价值和理想的可能性，也不问它们的终极意义，只满足于说明它们的现状和作用，只把心思专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运动过程”[注][美]威尔·杜兰特：《西方哲学的故事》，梁春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2页。，换言之，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为人类的幸福提供物质保证，它既不追问世界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更不能直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信仰、道德等价值问题。因此首先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如果说对大自然必然规律奥秘的好奇是吸引无数科学家为之献身的话，那么，对有人参与其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秘密的好奇与自觉追寻，更应该责无旁贷地进入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关注视野。其原因在于：

其一，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是由有情感、意志、目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展开的领域，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关于伦理道德、人格修养、德性操守、公平正义等种种现象之运动规律的研究。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比自然规律显得更加复杂、更加充满表象上的变数与不确定性而令人难以捉摸，突出表现在构成该领域的各种因素(比如善恶与祸福、动机与效果、必然与自由等)之间并不存在像自然规律那样的绝对、普遍的必然联系，其间只存在相对的、偶然的普遍性[注]叶秀山：《哲学要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68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处可看到构成社会历史领域各因素之间存在的种种偶然联系，比如在构成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上我们看到，过去的辉煌并不能必然保证现在乃至未来的辉煌，例证之一便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并发扬光大，而其他文明都在历史长河中除仅存一些历史痕迹外均难逃湮灭的命运。同理，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辉煌也并不必然地保证它未来将永葆辉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始终强调居安思危、永葆先进性；还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困惑在于，“道德和幸福”、“动机和效果”等构成人们行动实践的要素之间也不存在必然一致现象，有德性的人未必可以获得现世幸福，反之亦然，一个人出于好的动机也并不必然保证获得相应的好的效果；一个人今天为善并不必然保证他明天依然为善；没有物质条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仅仅有发达的生产力也未必就能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按照自然规律只要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条件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即使我们按照设想创造出相应的条件也并不必然会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等等。正是因为构成社会历史领域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存在着种种偶然和不确定性，才引起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们的好奇与探寻努力，我国战国时代的屈原就发出“天问”，从寻求因果联系的视角探寻“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研究，试图化解经验世界中“德福不一致”的困境来为道德寻求依据；马克思更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真正致力于探寻消弭“自由与必然”之矛盾的有效路径。实际上他们都看到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而如果我们对人的特殊性、社会发展规律及其特殊性麻木不仁，那么人类就只能处于外在必然性的主宰之中而谈不上进步与发展，个人的发展也就只能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而受到宿命的支配。

其二，社会发展规律相较自然规律而言不仅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而且对它的探讨的积极成果与人类社会进步、人的成长发展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重要和不可或缺。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考察社会发展规律而仅仅关注自然规律，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会造成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式微，必然走向科技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带来社会发展的惨痛代价和不良后果。因为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信仰与现实、财富与幸福、超验与经验之间的权衡与纠结之中，而只有自觉探讨社会历史规律才能有效回答个人自我价值能否实现、个人人生之路是否充实、个人能否健康成长以及个人能否具有责任担当等人生始终遭遇到的重大问题，否则我们就只能成为生活在自然必然性中的奴隶。特别是，我们党经历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国家正在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从物质贫乏的时代走向物质丰裕的时代，从思想单一的时代走向思想多元的时代，这使得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从同质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以及从伦理型社会向法治社会全面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呈现出“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的现实境遇，由此我们更是遭遇到如下发展中的矛盾：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中不同人群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纯洁崇高的精神追求与现实中一些人心中无敬畏、道德行为无底线现象大量存在的矛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与人与自然关系极度紧张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公共空间在不断扩大与人民群众公共生活不适应的矛盾；依法治国的时代需求与一些人制度意识匮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果不去自觉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求化解现实矛盾的可行路径，那么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就很难实现。而我们只有在反思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增强理性反思能力、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超越眼光能力等等，才能有效化解我们面临的上述诸多问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回答社会历史规律的先进理论，是指导我们化解上述困境的最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因而指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及其与人们生活、未来、个人发展前景的密切关系，其目的在于使当代大学生首先要自觉了解到，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会对自身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与养成，以及培养并提升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带来最为有益的思想滋养，进而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格健全、心智健康、精神充实、有责任担当的有用之才，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三、诉诸思想史比较视域和文本内在理路诠释来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真精神

实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变革，需要诉诸思想史比较视域和文本内在理路诠释来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真精神，进而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规律探求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这是我们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统解释、真正实现教学理念转变、让学生们作到“真知”和“真信”的有效途径和时代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们既取得了具有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同时在此过程中也积淀了需要反思与超越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传统理解范式。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理解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先进思想学说之所以能传入中国，是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这一外力作用而被迫现代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经历了在器物、科技、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进程之后，意识到思想文化现代化之重要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众多西方新思潮之一被引入国内，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最终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先进思想武器，始终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第一阶段，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乃至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身的价值诉求，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它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指出人类社会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不合理性及其被超越的必然性，倡导为成功实现目标须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暴力革命的方式，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以此作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的合理路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既包括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辩证法，又统摄哲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主义等方方面面内容的丰富复杂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前期传入中国之际，适值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正酣，国人“救亡图存”、“救国图强”意识逐渐觉醒，争取民族独立、完成民主革命以及实现人民翻身求解放凸显为中华民族紧迫的时代课题之时。因而只有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内容，才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危机而实现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从而奠定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的历史前提。因此，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组成部分时，就明确指出历史论是最根本的，而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阶级竞争说又是最核心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马克思——引者注)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毛泽东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曾直截了当地说，从《共产党宣言》等书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在第二阶段，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标准范式。因为苏联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在此后建立了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之当时的中国与俄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这就使先进的中国人把来自苏俄、经由当时的苏联学者根据自身认识水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所理解、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当作了拯救中国的现成理论工具，苏联哲学教科书随之成为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承担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载体和中介的历史角色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路径依赖关系和理论后果，这种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特定的时代背景、“以俄为师”的路径依赖关系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自身的理论局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摆脱了封建保守意识、专制文化和等级观念的束缚，破除了愚昧迷信，彰显了科技理性，大大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进而唤醒、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及时地统一并武装了干部群众的思想，为处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国进行了及时、必要且深刻的思想文化启蒙，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修筑了牢固的思想阵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而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被我们作了机械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诠释与解读，在对其进行阶级斗争论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它进行了预成论、决定论、目的论、经验论等传统理解，在实践上也出现了因照搬苏联模式而带来的僵化计划体制以及极“左”路线等消极后果。[注]李成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208页。

在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以“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活的方法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其进行历史文本学研究以发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使我们处于历史发展的新的起点，诉诸“阶级斗争”思维或苏联传统教科书思维，都无法为中国当代社会健康发展建设提供有益理论指引。因此，时代给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提出的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就表现在：首先，要通过“回到马克思”，认真反思、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效应，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中解放出来；其次，在此基础上要通过“发展马克思”，立足今天的时代与现实，在与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对接中创生出马克思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这无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此而言，只能把传统教科书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益参考而不是唯一解释模式，更要摒弃那种立足预成思维，即以教科书所阐释的原理为圭臬、以现实事例注解原理的方法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模式。

而要完成上述时代课题，核心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活的智慧、方法和灵魂呈现出来，这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深层历史解读，其次需要诉诸思想史比较视域。因为马克思哲学诞生于西方古希腊——基督教文化这一母体，又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思考成果，因此只有在多重知识背景和理论参照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它们之间的继承和超越关系，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思想语境和本真精神基础上，呈现其独特的社会批判智慧及其鲜活的社会分析方法。为此，教师须通过严肃、科学的学术化研究，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在思想比较史视域中阐明每一概念、原理的背景渊源与核心内涵，通过对其理论深处的思想力量和活的智慧的呈现，真正使其赢得青年大学生的理性认同，成为开阔当代大学生把握世界与历史的视野、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有力思想武器。为此本文仅仅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人的本质”两个重要的概念或原理来阐明其独特创新。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哲学基本问题”科学回答的深层旨归。能否科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关涉人类能否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方法问题，以及能否正确把握世界可靠性的根据问题，因而是正确世界观得以形成的关键。

如果不借助于思想史比较视野和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单纯停留在“自然界对精神而言是本原”、“思维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等知识层面，则不能更有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深层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首先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哲学革命，实际上直接针对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观念论哲学传统所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世界和历史展开的可靠性与确定性依据不在实践活动之中，而在某种超验的实体本身。追寻西方哲学史对该问题的思考可以看到，“始基”问题的提出也即追求世界的终极依据问题的提出之所以成为哲学诞生的标志，就在于它表明人类开始告别以神话世界和原始宗教的形式来把握世界，从“人与他人他物都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梦幻般的关系中”[注]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第9页。的愚昧阶段，走向自我同一性的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就此而言，从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以自然物质作为世界的始基，经由数论、原子论[注]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1页。，再到古希腊哲学发达时期以理念世界作为世界可靠性与确定性的依据，奠定了西方观念论哲学的最初思维范式。古希腊柏拉图把作为本体且先天固有的自在理念作为经验世界的依据，认为“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分有’它所‘分有’的那个实体”[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4页。，而对世界的认识只能通过少数智者借助经验感官而在知识层面回忆人所固有的“理念”的内涵，以为诉诸对理念的知识论考察就可以引领现实不断向其接近并趋于美好。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阶段，人们认为无形无相、全知全能全善全在的上帝是世界和历史展开的主宰者。而近代西方哲学创始人之一笛卡尔从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出发，倡导“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但却认为这需要以“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来实现，为此他通过“普遍怀疑”的原则并以理性尺度考察以往的所有知识，试图在清除以往思维偏见的基础上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为此笛卡尔诉诸从一些绝对确实的最初的原理和一些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推向同样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进而“重新从基础开始”建立哲学的科学，以便“在诸种科学门类中建立起坚固的和恒久的结构”[注]参见[美]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黑格尔思想历史导论》，柯小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从而为哲学知识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他坚信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怀疑”或“我思维”，对此绝对不能怀疑。因此他把“cogito”(拉丁语cogito，我思想)作为其哲学体系的稳固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并且坚信从cogito开始建造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就可以扩展为包含所有知识的没有任何限制的体系。[注][美]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黑格尔思想历史导论》，柯小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0页。由此笛卡尔把“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当作其形而上学体系的不可动摇的第一真理，以此求助于理性直观和演绎推演出确定性的哲学知识，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还提出了灵魂、物体和上帝三种实体，指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彼此完全独立，但又认为物体和灵魂是被创造的实体，上帝是最高的实体。可见，笛卡尔在开创了近代真正严格意义上的 “主体—客体”、“物体—精神”解释世界的哲学分析范式的同时，依然把世界的依据归结为超验领域的精神实体。

作为启蒙运动思想高峰的康德批判哲学，通过审核理性的职权并彰显理性的作用，既为科学奠基又为道德实践寻找到可靠的根基。在“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康德指出了科学知识是关于经验现象界的规律的概括，而无论使经验现象成为可能的先天感性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以及用以统摄经验材料进而形成科学知识的十二个先天范畴，都不来自于经验，它来自理性(理论理性)的先验能力；而在关于“道德的依据”问题上，能够发出道德律令的理性能力，既不来自于上帝也不来自于经验，它来自理性(实践理性)的先验能力。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则明确指出有限的现实经验世界存在的根据在绝对理念中，只不过绝对理念变成了一个自在自为的实体，表现为“实体即主体”，即“不动的东西自身却能引起运动，所以它是主体。它引起运动的力量，抽象地说，就是自为存在或纯粹的否定性”[注][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页。。且绝对理念运动过程的工具——思想范畴不是像之前那样成为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而是本身就包含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和本质，“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7页。，因此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产生与变化过程，就是绝对理念自身通过思想范畴以特定的逻辑自我运动、自我开显和自我认识的结果。由此黑格尔认为不来自于现实但却主宰现实的“绝对观念”是世界和历史的依据，在他看来“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就此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之中了，只要认识到其哲学的正确性，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该原则改造世界，因此观念论哲学对世界和历史的把握与改变都陷入了共有的幻想之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深入到真实的现实社会历史发展之中，以纯粹经验的方法就可以确认历史的前提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意识、思维、理念等精神活动。因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恰恰是“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不同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动物本能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和生产活动，只有它才构成人类存在和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前提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而“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以及意识、宗教或其它精神性存在，都是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以及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直接结果，它们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如果把意识、思想等精神性因素进一步独立化并被抽象为历史展开的前提，就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的颠倒。如果不能从实践出发去寻求世界和历史的可靠性依据，就不可能把握世界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智慧体现在相较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它在理解与把握世界与历史时呈现出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与理解方式，突出表现在把实践作为理解与把握世界与历史的前提，进而把实践作为自身新世界观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为在人类历史展开之后，人类就应始终通过实践存在来感知、理解并把握世界，换言之，我们今天面对的外部世界无不打上了实践的烙印，而先于人类实践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自然界。只有认识到这一层面才能理解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关涉到能否正确实现人的自由问题，也即要正确指认自由的实现不是单单诉诸观念和意识革命就可以达及，自由的实现只能在现实实践中通过现实的力量才能加以彻底解决。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精神自身范围之内，通过精神分析和意识批判来理解、考察现实进而化解现实中的矛盾，实际上是没有看到现实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而是依然陷入到传统西方哲学思维范式之中，即把世界二分化为观念和现实，并认为观念是世界和历史的依据，现实是思想、观念及其逻辑运演外化的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需要探求的正是造成现实世界困境并能够消弭现实困境的历史运动规律问题，也就是探讨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开启的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规律，这首先取决于立足实践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种通过实践力量来实现人的自由的思路，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超越思辨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它显然构成了科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层旨归。因此，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概念的把握，一定要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活生生的思想语境之中，切不可把它从理论整体中割裂出来仅仅予以经验层面的解读。

其二，“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回答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科学路径彰显。对“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解读关乎人的解放路径的重大差异。基于观念论思维范式的传统西方哲学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回答，随之呈现出在人的自由实现问题上的不同路径。比如，在基督教看来，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是与神建立了契约关系的神的创造物，是在神的注视下的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因此人的自由的实现要靠虔诚的信仰并最终诉诸神的拯救；而在康德和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存在物，康德认为理性的能力就在于既能自主地颁布认识必然规律的先验原则又能在道德行为中颁布绝对命令，黑格尔认为理性的能力就在于人能够认识绝对精神的演化规律，因此人的自由与解放需要通过理性的自觉与启蒙；费尔巴哈在克服旧哲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指出了基督教、黑格尔哲学的荒谬性，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来实现人的自由，但由于他只是停留在“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外部客观世界，把外部世界看作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只能以直观的方式去认识、观察和思考的孤立的感性客体，因而不能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实践活动，看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实践活动为中介的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过程，外部世界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的同时也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由此他只能把人理解为自然存在，对实践也主要是从人的生理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己主义活动去理解。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认为只要以人的现实感性来取代神性和思辨性，就可以彻底驳倒基督教神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因此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感性存在特征的抽象化——类，并把抽象出来的“类”中最为珍贵的感情——“爱”再加以抽象化[注]参见孙伯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哲学研究》1995年第12期。，以为以“爱的宗教”代替神的宗教就可以实现人的自由，这显然仍没能跳出思维与存在二元分割思维范式的窠臼，最终陷入到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对历史展开的前提意义，把世界理解为由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其中的人化了的世界，指出生产实践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因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因此人的不自由的根源实际上就来自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本质实际上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状况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的存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因此，自由的实现应该以一种现实的力量通过现实的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而不是像传统西方哲学那样诉诸精神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创新性探讨无疑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特思想力量，也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回答所具有的积极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但笔者认为只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采取思想史比较方法把相关问题讲清讲透，从中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就必将会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