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艳 杨军昌

（1.贵州大学 附属中学，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大学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贵州·贵阳550025）

一、竹坪简介

侗寨竹坪位于黎平县南部，地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上，总面积2890.94公顷，距黎平县城40公里，距所属岩洞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岩洞村9公里。海拔高度在573~640米之间。全村共14个居民点（19个村民小组），以大寨、寨母、寨简为主寨，共833户3565人，其中侗族人口占99.5%。

竹坪侗民族文化风情浓郁，可谓古楼成群，花桥、凉亭、石板桥、石板井，石板庭院及石碑等古迹随形而布于村寨各地，并有远近无他的“肚洞”散布于村后山脊。除春节外，传统节日有二月初二敬奉土地公节、三月初三吃黄草粑节、四月初八吃乌米饭节、五月逢亥粽粑节、七月逢亥吃新米饭节、扁米节、十月鱼冻节等，各节期间，有踏歌堂、月也、演侗戏、吹芦笙、鼓楼侗歌等活动。竹坪是远近闻名的“十洞款会”发源地，2014年10月3-5日即在此主办的“十洞款会·竹坪扁米节”民间集会，盛况空前。现有小学、卫生所各1所。编有《竹坪小学校史》 《竹坪村志》刊行于世。2012年12月6日，竹坪被国家住房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等部门评选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

二、竹坪教育现象

竹坪教育现象，一是指在以社会教育为主体教育形式的民族社会，竹坪有着悠久的学校办学历史和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成就；二是指竹坪自清嘉庆年间起创办学校后渐以形成并相沿于今的全民向学风尚和习俗。

1.清代唐应创学“以破天荒”

作为传统、典型的侗族地区，竹坪长期无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村寨传承历史、记忆人物、处世知礼、地方文化和地方知识习得和传播的主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歌队教育、戏班教育等方面。家庭教育在竹坪是为教育的第一学校和基础单元，从小孩咿呀学语开始，父母及其祖辈就会教其识别各种动物、植物、生活用具，学会各种生活礼节和生计常识，习唱侗歌，习跳侗舞。六七岁时，有的就开始进入歌班或戏班学歌学戏。十二三岁时，便开始在长辈的引导下参加行歌坐月、鼓楼对歌、村寨“为丁”等社交活动。而于婚姻缔结、寨内外事务参与、族规寨制、成人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等知识则多在村寨集会议事、鼓楼祭祀讲“款”中获得并在各种活动中遵守和实践。社会教育在侗族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侗族民众素质提高上，至今仍与学校教育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竹坪学校教育始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乡老吴唐应的首倡和延师授徒。该年乡老吴唐应经由控告官府税吏在征收捐粮上敲诈乡民的官司所困，深感无文化知识而难以为民伸张正义的局限，又感于地方无汉儒文化、诗书礼乐之教而与主流社会融入困难、地方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之苦，遂与寨中各房族头人商议，并达成在村创办学堂的共识。随后，唐应又几经辗转请来黎平潭溪贤士杨映云为首任教师聚徒授课。之后学校开办、乡童入学绵延不断，直至解放。其间，相继有文秀才、生员等29人于学堂任教。

关于竹坪学校的肇始，“以破天荒碑”有较为完整的记述，其云：

地名曰竹，继之以平。夫竹得平，必挺然殊茂，文秀蔚起。居此馆者，亦应如斯也。己已年（1809）于舌耕此，见人民殷富，子弟明敏，爰将向来文风询诸父老，每以鲜识诗书为辞。因谓之曰：乡学未立，专业无所，竹犹未得其平，故无斐然之盛，如竹箭之有筠也。父老然之。是岁季冬，鸠工集木于寨之北，建树房屋树橼，傍山而居，义取诸静，离寨独处，业取诸专。又有小溪旋绕左右，足以洗濯心胸，洵读书之佳境也。而今后，俾第子皆造焉。肄业有所，竹果得平，猗猗之美，未必不以此举卜之也。居此馆者，共勉乎哉。

竹坪学堂办学经费一为村寨公产，二为学童认酬。学校管理为村寨“款”组织与教师协议处置，具“义馆”性质。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千家诗》、《百家姓》为主，兼及格致、作文、算数等。教学目的具启蒙与科举初级人才培养兼及。办学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适逢所属黎平府三年一次的乡试人才选拔，在全府16名乡额中，规定“城内一半，城外一半”。唐应等认为名额划定有严重歧视城外“苗民”之嫌，遂联合各地款首坚决抵制，拒绝应试，联名要求黎平知府将乡试名额与皇粮缴纳比例挂钩，即“城内一半，城外一半”。考虑到乡试任务与皇粮缴纳任务的必须完成，黎平知府不得不将乡试名额分配改为“择优录取”，公平竞争。自此终清一代，竹坪学堂生童共考取文秀才9人，武秀才4人。为缅怀吴唐应办学“以破天荒”，今竹坪小学立有“吴唐应纪念碑”以示后人。

自1809年建校办学后，竹坪教育逐步发展，尊师重教深入人心，送子上学、读书为荣逐渐成为村民共识。因办学历史悠久和人才培养的成就，1941年，竹坪学堂被黎平县列为县国民小学行列，实行校长负责制，由县教育科委任校长，校长聘请教员，教员薪酬由县拨发。至1949年，学校规模年均在130人左右，规模较大，但因封建礼教影响，未有女童入学。1949至1950年，时局动荡，国民党地方政权风雨飘摇，无暇顾及教育文化，竹坪国民小学遂被废弃，但在地方有识人士的奔走下，竹坪小学拆分而办为三个私塾，继续聚徒授学，直至1950年12月9日解放军剿匪工作队入村开展建政工作。

（二）解放后教育“再破天荒”

1951年春在人民解放军剿匪工作队的主持下，改私塾而为民办小学，聘请村寨宿儒执鞭任教。1954年起，改为民办公助。1958年7月，竹坪开展教育普及，女童入学于此开始。2000年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时全校教师共有15人，教学班11个，在校学生410人，为人数最高期。相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出生人口的减少，2002年后，适龄入学儿童数逐渐下滑。目前全校有班级7个（其中一个为学前班）、教师12人，学生180人，在黎平村级公办小学中，仍属规模较大的学校。在入学率与升学率上，自1980年代起，竹坪适龄儿童入学率除个别年份外，均在98%以上；毕业率皆在95%以上，其中2006年至2014年都为100%。据不完全统计，1963年至2014年，竹坪村共培养出全日制大专生35人、本科生104人，共计139人。

解放以来，竹坪村先后有107人曾任、在任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其中85人先后任职于全县各个乡镇、尤其是十洞地区的各类小学。成才而赖家乡水，反哺乡梓人间情。这些从大山走出而又扎根大山的老师们，为培养民族地区人才、普及民族地区九年义务教育、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社会进步付出了辛劳的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竹坪“教育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不管是解放前或是现在，贵州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的教育都较为落后，都与全省的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而崇山峻岭中的侗寨竹坪，其“教育现象”的成就犹如星河中的耀眼明珠，灿烂夺目，名披遐迩。它的产生，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贵州建省、黎平建府后汉儒文化在侗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影响。黎平是贵州建府最早的民族地区之一，建府后在明“足衣食在于劝农，明教化在于兴学校”、“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引导下，开办了府学以及五开、铜鼓、卫学和永从县学、开泰县学、锦屏乡学、古州厅学等官学教育，清朝除开办有黎阳、龙标、天香、双江、清泉、泰山、榕城、养正、兴义等书院教育外，还特别强调在黎平等民族地区开设“义学”、“苗科”。乾隆而后的有清一代，黎平府共建有义学28所。[2]这些学校主要以儒家经典、封建伦理道德、科举试帖等为主要内容，教材以“四书五经”、《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 《幼学琼林》 《圣谕之训》等为主。汉儒文化在侗族聚居区的传播，激励着少数民族子弟向往和学习的热情，加上地方官府各种传缴印文以及地方事务、民间契约等均用汉文书写的引向，侗族民间选送子弟入学、倾力办学渐以形成风气。竹坪学堂的建立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也为竹坪兴学育人的历史之缘。虽然，其直接诞生于以吴唐应为代表的“苗民”上告“城里”收纳皇粮欺侮“苗民”并从中牟取暴利的衙吏获胜而有告状余款而建，但其大的教育背景却是不应忽视的。

其二是竹坪有着积极的向学、办学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自吴唐应延师兴学后，送子上学、集体办学、助学成了竹坪的传统良风。在此例举大事几则为示：1949年，国民党地方政权崩溃，竹坪国民小学被迫停止后，竹坪款首聚会作出分置小学而办私塾也不能让孩子失学的决定，于是遂有3个私塾班在竹坪的同时出现，并分别由村寨宿儒周显鸿、银锡林、银汝修执教。也正因为私塾解放时皆处于正常教学状况，1950年12月才有剿匪入村的解放军与私塾老师一起书写、张贴标语、教唱《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的成立与革命活动的开展。又如1952年季秋因农户失火而致学校全被烧毁后，相继就由群众献工献料、投工投劳建成西面倒水的二层三面走廊，内设4个大教室、两间教师寝室、1个礼堂和1间办公室的校舍一幢，保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孩子的不误学时。1968年又由群众捐献木材，新增教学楼一栋。后随着生源的增长、教学规模的扩大，1984年，在政府的资助下，又通过群众集资、投工投劳改建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共16间教室，2间办公室，使校园占地面积达4488平方米，校舍面积1360平方米。再如2005年清明节，竹坪群众自发组织了纪念吴唐应创办竹坪学堂的活动，纷纷主动捐款制成纪念碑两块立于学校内，即一是“吴唐应纪念碑”、一是复制老学堂的“以破天荒碑”，使竹坪办学的历史得以文化性的展示。2013年，又在村后兰兔山脊修建文峰亭，分置4块石碑，将“以破天荒”的吴唐应、竹坪解放前的文武秀才和解放后的大学生、研究生刻名于碑上，立于亭内以彰人文，激励后学。

其三是政府的支持和国内外热心人士的相助。竹坪学堂建立后，在清代入列了黎平府生员选取的培养学校，教授的学生10余名考取了文武秀才。民国时又被政府列为国民小学，在教师、教俸、教材等方面得以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从学校设置、学校管理、办学形式、教学方法、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制定并实践了旨在改变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面貌、提高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政策，使民族地区的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竹坪小学乘着时代的东风，先为民小，继为民办公助，再为公办小学，在建设发展中始终得到政府在教师队伍、办学经费、校舍建设等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竹坪小学还得到了一些国内外人士的热情帮助。如2001年4月，美国福特基金会会长、美籍华人李威达博士到竹坪小学考察，并捐资与竹坪小学开办了“侗汉英三语教学实验学校”。2002年9月，竹坪小学校友郑敏文与美国福特基金会3人到竹坪考察，向学校捐赠现金5000元。又如，1946年初小毕业于竹坪小学的竹坪人孙孝祖以个人工资收入抚养子女6人，并在老师和乡亲的帮助下将其中4个子女培养成大学生。退休后，老人不忘桑梓回报社会。据2012年8月25日《黔东南时报》报道，其8年如一日捐资帮助留守的贫困学生共16名，其中对品学兼优的留守女孩杨承美一直资助考上大学。[3]

其四是学校教师的敬业执着与无私奉献。不论是清代、民国或是解放以来，竹坪教师大都把教育民族子弟、培养民族人才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尤其在解放前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之环境下依然坚守讲台，传授知识，不计得失，终使竹坪教育迎来了崭新的春天。解放后教师大都来自本乡本土，前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激励着他们一直站在三尺讲台，忠于职守，为竹坪教育的辉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现年76岁的竹坪小学原校长邓思善老师，是竹坪小学培养而又反哺于学校、先为民办后转公办任教的教师之一，其教学严谨、诲人不倦而又和蔼可亲，是黎平基础教育的“先进个人”。其退休后，仍继续关心学校发展，无私无怨辛勤收集、整理、编写出了《竹坪小学校史》、《竹坪村志》等初稿，为家乡历史的记忆传承、为竹坪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还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竹坪是“十侗款会”的发起首寨，新时期“十侗款会”活动恢复后，也是款会的中心与大本营。款组织和款约对竹坪的教育发展、侗族子女的上学起着强制的劝学与督导作用，在竹坪教育发展的各个时期，学校建设的各个阶段上都有着款组织的力量发挥史迹。时至今日，“款”的现代形式——与立于中心鼓楼、于乾隆年间十侗十三寨起款的“款禁碑”并列的竹坪“村规民约”①也在其十一条第三款中规定：“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必须送子女到校就读，至少初中毕业。有辍学者，罚其家长或监护人150元。送子女到外校就读者，必须要在所就读学校取得就读学历证明，送回本村学校，否则按辍学处罚。”同时在第四条规定：“扰乱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工作秩序的，影响较大但又不足以用法律法规处罚的，每人每次罚款50元。”正是因为“款”的作用，较长时间以来，竹坪适龄儿童入学率、毕业率均达到100%，也是竹坪人才迭出喜人事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教育即发展。[4]民族教育与民族共始共终。民族教育为一切民族社会所必需，是各民族新生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生活的继承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手段。[5]竹坪“教育现象”是黔中大地民族教育发展的个案和缩影。它较为有力地说明了各少数民族都有发展教育、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全面提高民族人口素质的强烈愿望和能力，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地区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创新、社会经济得以进步发展的推进器和促进力。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重视、支持，更需要民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自觉认识、教师的辛勤耕耘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只有形成全民重视教育、上下齐抓教育的时候，教育才会健康发展，人才才会持续地脱颖而出。在外来文化冲击、多元文化碰撞的新的时期，竹坪全村人人会说侗语、学生个个会讲侗话、双语教学坚持不懈而又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大学村”远近闻名的经验实有总结，推广的必要。正因为如此，10多年来，既有国内外教育学者来此考察，也有不少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学者来此采风、调查和交流。事例有如：2004年8月，辰已正明教授、小川直之教授等日本国学院大学学者到竹坪作学术考察；2007年8月，全国侗族文学学会改稿班学员30余人来竹坪采风、考察；2008年11月，徐州师大杨通银教授与研究生一行6人到竹坪进行语言调查等。可以肯定地说，竹坪教育环境较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优越、美好，“竹坪教育现象”将更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特色而更加绚丽夺目。

[1]中国网.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公布646个村落列入[EB/OL].www.china.com.cn/tr...2013-5-29.

[2]（民国）任可澄.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M].贵州文史管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3]陆书名，张珊琼.82岁老人8年如一日资助留守女孩圆梦大学[N].黔东南时报，第七版，2012-08-25.

[4]刘黎明.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对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贡献[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5]李廷贵，罗廷华.贵州民族教育概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