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婧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1620；浙江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一、前言

苗族历来无文字，直至上世纪初，苗族无文字的历史才得以终结。而作为“服饰大族”的苗族，其服饰中丰瞻的表象符号因此成为苗族文化传承中重要的“无字天书”。苗民把针线当作笔墨，对苗族的迁徙、战争和族源进行了生动地诠释，[1]反映了苗民的信仰、传说、生境和审美观。加之苗族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形态，不同地域的服饰图案和结构形成各自特征，呈现出服饰文化的空间差异。所以，苗族服饰具备多重价值——工艺、艺术、文化与文物价值。但时至今日因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和地域性正逐步消失并趋向汉化，制作工艺正在凋零，有人形容“未来苗族服饰将被保存在国外博物馆，其余会退出历史舞台”，[2]所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一重要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二、贵州台江县苗族服饰文化之内涵辨析

从有形的文化资源角度而言，台江地区的苗族服饰大致可分为方你、方白、方秀、方纠、方南、方翁、革一、翁芒、后哨等九种类别。女装华美，多以藏青或藏蓝（蓝中略带红）为底色，采用多种颜色的挑花或刺绣来装点，[3]喜好绣制大朵花样，刺绣密集，几乎遮盖底色。若是盛装，花样通常以红色为主，若是二等盛装，则是红底绿花，花样以绿色为主。男装一般下身穿宽松的长裤，上身着对襟的上衣或者大襟右衽上衣，相较于女装，极其朴素。其中，老年男性多穿大襟右衽上衣，头裹青布头帕，中青年男性则着对襟上衣，而近些年开始盛行穿中山装。

从有形的文化资源角度来看，台江苗族服饰首先彰显了本民族的民族变迁史。苗族先民被称为“三苗”，历史上迁徙频繁，最早居于黄河中下游，自殷、周时期开始西迁，其先后共有九大氏族迁至台江定居。按照连名进行推算，台江苗民约已历经了七八十代，两千多年前入迁至台江县。在迁徙过程中，当地苗民开疆拓土，建成九大鼓社，被称为九鼓苗族。同宗的兄弟一般居住毗邻的村寨，而同一家族则穿着同类的服饰居住在一处。因此，台江县形成了依照苗族方言或服饰划分的九种类别。除服饰类型外，其服饰上所绣制的纹样也承载了先民的史迹并代代相传。如苗衣披肩、围腰的图纹中有反映先民曾居住的城市、街道和城墙的，裙裾上的线条有体现先民迁徙路线的。其次，苗民的民族价值观一定程度上通过服饰得以展现。银饰，作为苗族服饰中夺人眼球的重要构件，在苗族人看来不仅有辟邪驱邪的功用，也蕴含了富贵吉祥的内涵。据说，银饰还与生殖崇拜有关，所以女性服饰中多以银饰装点，台江当地因此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一说。此外，银饰还反映出当地苗民的财产观。佩戴银饰质量越好、数量越多，意味着主人越富有。比较典型的是施洞镇，因当地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裕，其银饰在苗族中最为华丽，女性盛装时，银饰重达一二十斤，数量多至三四十件。再者，苗族的民族信仰也能从服饰中找到蛛丝马迹。在经历五次大迁徙的过程中，台江苗民在坚守传统信仰的同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楚文化中巫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苗族巫文化，其信仰的神灵分成两类——自然物的拟人化，祖先神的拟物化。苗家人因没有文字，所以采用刺绣方式将信仰绣制在服饰上并得以传承，如采用自然物的拟人化代表图案龙、牛、枫树、鱼和蝴蝶。

三、服饰文化的保护方面现存之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下，当地的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观，这种改观直接导致当地封闭式的农业社会逐步解体，在服饰文化上表现为苗族支系服饰内部以及与现代服饰之间的加速融合，从而使台江苗族极富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遭到致命性打击。

2014年7月笔者通过观察和深度访谈分别对台拱镇、施洞镇进行了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尽管40岁以上的妇女仍热衷苗族传统女装，但是25~40岁的年轻女性多是身着现代服饰，虽然其中约半数的人仍比较喜欢本民族服装，但较为年轻的女性却表现出积极汉化的一面。就传统服饰的制作而言，2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几乎不会，且表现为不屑学习；20~35%之间的女性一半左右会，但是普遍手艺不精，且无完整制作一套服饰的经历；同时尽管长辈愿意传授，但下一代却很少愿意接受。为此，近年来州县教委提出了“苗族文化进入课堂”的一些举措。贵州省黔东南州关注民间文化始于2002年，以《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的出台作为标志。其后2007年，两本本土教材《黔东南地理》和《黔东南历史》得以问世，配合《中国历史》课程进行使用。同时，为增加外部压力，2008年起《黔东南地理》和《黔东南历史》的课本知识被列入中考范围。但据悉，当前台江县除了施洞小学外，大多数学校并未安排苗族服饰课程，而施洞小学也仅仅是开设了手工课，并通常被安排在周三、周五放学后的一小时，以兴趣小组的方式授课。由此可见，台江苗族服饰文化正面临着民族文化认同度逐步减弱，传统工艺逐步消逝，服饰文化逐步失传的厄运。

四、服饰文化保护存在问题之成因破析

（一）观念上，苗民还未认识到苗族服饰文化的价值，因而易受现代审美趋向的影响。

长期以来，样式和纹饰各异的服饰既是苗民身份和社群认同的“族徽”，又是承载民族迁徙漂泊和生息发展信息的载体。在台江县占人口97%的苗民正是以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记住，其中服饰文化则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外来文化不知不觉地渗透到苗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受电视媒体的影响，电视剧和广告中的时尚服饰成为年轻苗民的效仿对象，苗民渴望尽快吸收现代时尚文化，逐步脱去传统服饰，出现服饰上与汉族的趋同。另外，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突显出工艺复杂、重量较大的服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不便，尤其是年轻人更喜好选择简单随意的现代服饰。

（二）经济上，传统的服饰制作方式受到现代纺织工业的影响，政府对发展本民族服饰的扶持力度不够。

其一，苗族服饰的制作通常费料、费工、费时，主要采取家庭手工的方式生产。伴随现代纺织技术的突飞猛进，此种传统的制衣方式不断受到改良。家庭手工制衣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制衣，麻棉主打的土布原料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化纤面料。先民日常服饰被迫退出生活舞台，逐步走向礼仪化。其次，苗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府对民族服饰的扶植力度不大，而苗民因文化程度低、外出较少，加之宣传力度不够，对外界信息把握不对称，因此无法掌控产品的需求信息和销售渠道。而处于信息化时代，不藉由营销和宣传，再精美的服饰也难以为外界获悉，因此难以实现高效益的产业化经营。为摆脱生活困境，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放弃尝试和坚持，转而选择低风险的外出务工。

（三）教育上，有效的服饰文化传承机制未得以建立

服饰技艺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授，家庭成为重要的传承场，女孩自小即向母亲学习刺绣。现代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父母在教育子女时，通常要求他们好好读书，根本无暇学习刺绣技艺。即使在读书未果的情况下，苗族后代一般对这项传统手艺也兴致尽失，宁愿挑选外出务工。因为在现代审美趋向下，这门技艺对于他们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减弱。同时苗寨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又根源于年轻一代的大量外出务工。可见，服饰文化的传承出现边缘化趋势，在调研中发现台江县部分苗寨中仅剩五六十岁的老人还保留着这门手艺，当她们故去后，刺绣技艺将后继无人，制作工艺也会因此流失。

（四）法律上，制衣者的合法权益与知识产权未受到法律保护

其一，贫困和落后直接导致该地区法制意识的淡薄。当有新工艺或新产品出现时，较易被模仿，从而使工艺或产品失去核心竞争力。同时，苗族同族聚居在一起，而同宗往往就住在附近村寨，彼此都是亲戚关系，一旦出现恶意模仿，碍于情面难以予以追究。而不追究的后果是，部分投机取巧之人，为牟取暴利，偷工减料，最后会导致同一产品和工艺的口碑受到打击。其二，尽管服饰在销售中的价格不断被抬高，但制衣者直接获益却不多，而制衣者所从事的是创造性工作，获益不多直接打击其创作积极性。总之，生产和销售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了制衣者合法权益未受到正当的保护。

五、贵州台江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之思路与对策——以台湾白米木屐村为参照

现代化大潮汹涌而至，台江苗族服饰也随之“弃旧扬新”，流失速度惊人，加之重视程度不够，这一民族服饰亟待抢救，而抢救工程除了观念上重视之外，更需要有的放矢地加以稳步引导。此处将以台湾宜兰县白米木屐村的案例作为参考，并从中获取有益启示。在台湾光复后，白米村曾经面临着木屐产业遭受淘汰的危机，宜兰社区在营造地方特色的计划下，依靠全民动员和全民创新，让白米社区起死回生。笔者认为白米村的重新崛起本质上依靠的是地方特色文化，这与台江苗族服饰文化的内核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可成为台江苗族服饰文化复兴的重要参考典范。

（一）观念上，通过宣传和教育凝聚共识。

台湾白米村拥有木屐展示馆、社区工作室、木屐教室等，展现着当地的地方文化自信，实现了木屐文化产业化。台江苗族服饰以其独有的纹饰、配饰和工艺体现了当地独有的民族文化，但这一与现代服饰竞争的比较优势并未得以发掘。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都在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化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但往往缺乏可借题发挥的资源，即特色鲜明的差异性文化。而台江苗族服饰本身蕴藏着可深度挖掘的宝贵资源，通过大力宣传和教育，苗民的民族文化认同能得以增强，同时这种文化认同背后也隐藏着未来发展当地文化产业的附加价值。这种共识凝聚的过程将会和当地经济发展同步，因此初期的宣传和教育不可或缺，如推动当地居民自行组合，集资入股，成立发展协会等。

（二）经济上，进行政策扶植和资金支持，动员全民进行活态保护。

地方产业的特色补助成为台湾木屐村发展的“第一桶金”。贵州地区经济落后，苗民长期生活艰苦，没有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植和资金支持，苗族服饰文化的产业化之路难以迈开关键性的第一步。而木屐村可贵的经验之二就在于全民动员和创新。苗族可通过建立合作组织，全体参与服饰产业，而苗民本身有同族聚居的特征，使得这种合作组织的成立具备天然良好的社会基础。加之，不同支系实则服饰有所差异，此也为不同支系保留个性和特色提供了重要前提。苗民可以以社群为单位进行创新研发和推销，不断推出与本类型相关的服饰产品。这种生产和销售模式不仅可为苗民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外出务工造成的社会隐患，还可创收并将盈余反哺给各个社群。

（三）教育上，建立以学校为核心，社会教育为补充的协同传承机制。

服饰文化的薪火相传本质上依靠的是各种类型的人才。而作为服饰文化的传承者，仅仅是众多人才中的一类，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家庭在服饰文化传承方面功能被不断弱化，学校的传承功能反而突显。其次，要合理安排学校教育传承的内容，不能仅注重技巧的传授，更应当重视纹饰、饰品背后的文化教育。再次，要选择合适学校教育的传承方式，不可只采用单一的讲授方式，还需开展体验式教育。最后，建立一套传承的评价机制，专用于检测这种文化的传承效果。此外，除了主要培养传承者外，还应培养相关的各类专业人才，如乡土认同导览人才、景观设计人才等。同时，建立人才培养基金，推出服饰设计师、乡土认同导览人员、媒体宣传人员和社区景观营造人员等各类人才的养成计划。

（四）法律上，合理分配产销利益，有效保护生产者的知识产权

对于每一项新研发的产品或工艺，必须为其申请商标、厂商名称、货源名称或原产地名称等各种专利，以法律手段保护苗民创新积极性和相关权益。同时，实现社群的统筹规划，使得产销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迎刃而解。因社群居民是合作关系，所以将生产权和行销权收归全体社群，社群进行统一分配。苗族服饰实现产业化，需要走品牌发展之路，它的发展如同木屐产业，其源源不断发展的根源在于创意，因此服饰的制衣者成为关键性人才。对于他们的分配应当有所倾斜，因为其创意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休戚相关，所以保护和激发他们的创作积极性显得极为重要。

六、结语

作为一个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如何将其未来、现在和过去进行串接，服饰文化当仁不让地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其如同一本厚重的史书，除发挥常规使用功能外，无独有偶地成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件。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台江苗族服饰文化在快速流失的同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实现传统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摆在台江苗族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存在着发展经济与文化保护的深层博弈。但是有一点却是极其根本的，就是在文化均质的情况下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才是其未来获得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而这种保护不能是将其作为一种遗产，以无视当地经济发展，关进象牙塔的方式进行保护，这种保护必须是切实可行地与发展当地经济相结合的可持续保护。笔者倡导在初级阶段，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和支持，组织落后地区以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到较高阶段时，由当地苗民自发组织合作和创新，实现文化产业升级。最终通过文化和产业的有效结合，激发、凝聚和提升对本民族服饰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对外界和后代产生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

[1]龙叶先.论苗族服饰文化的活态保护[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1)：19.

[2]杜再江.继承和发展是苗族服饰面临的大课题[N].贵州民族报，2012-03-05.

[3]王慧琴.苗族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