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水平 余 群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春秋礼乐文化时代，孔子此言有着丰富的内涵。如果把《诗》、礼、乐三者看作一种前后相联的动态形式，那么它们可以表述为一次礼仪下的诗乐演奏过程，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教学进程，同时也包含着在日常生活以及教学中提高人生修养的内涵。简而言之，礼乐演奏、教学进程，以及人生修养，这三重内涵依次展开，又相互关联，具有相得益彰、交相衍生的意义。孔子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创造性于此可见一斑。为了理解的方便，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礼乐表演内涵

在礼乐盛行的春秋时代，许多礼仪都与诗乐的演奏密不可分。天子听政、日常宴饮等都有诗乐的表演。而诗乐的表演有固定的程序，其进程大致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当然，孔子所谓的“兴于《诗》”，显然不是对礼乐演奏的简单比附，而是把礼乐的表演上升到一个更加普遍意义的高度。因为，在礼乐表演进行之中，无所谓“兴于《诗》”之说。客观来看，说是“兴于酒”似乎更恰当一些。因为，在礼仪中，反复出现的是“执爵兴”“卒爵兴”“卒觯兴”“执觯兴”“卒爵兴”(见《仪礼·乡饮酒礼》)和“执觯兴”“卒爵兴”“执爵兴”(见《仪礼·燕礼》)的行为。而且在礼乐表演的间隔之中，也确有劝酒的礼仪。例如，在乐工和吹笙者演奏完毕之后，都分别有人向他们献酒。可见，在礼乐活动中，敬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节。但孔子的关注点不是在饮酒上面，而是一种艺术——诗乐，他把生活、人生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活艺术化了。因为，生活本来就应当是艺术化的。朱光潜《谈美》说：“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但是，“兴于《诗》”又明显与现实的礼乐实践密切相联。因为，乐工演唱的是诗乐，尤其以《诗经》中的作品为主。“兴于《诗》”，既是礼仪的体现，又是艺术的再现。“兴于《诗》”就是“《诗》可以兴”的一种实践性表达。孔安国释“《诗》可以兴”为“兴，引譬连类”[注]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朱熹则释为“感发志意”[注]朱熹：《朱子全书·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诗可以兴”，是读者通过对《诗经》的学习，产生类似的联想，从而激发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修养。“诗可以兴”是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而“兴于《诗》”则是对读者通过诗歌提高自己的充分肯定。可见，礼乐是“尊尊亲亲”的、和谐伦理的，也是生动的、艺术的。

同样，“立于礼”，也不是对礼仪中具体内容的表述，而是一种艺术的概括。礼仪中，有“升歌”“登堂”“立饮”“立于悬中”(《仪礼》)或“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礼记·乐记》)[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2页。之类的词语，而没有“立于礼”之说。可见，孔子所说的“立于礼”，也是把礼仪规范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

再者，“成于乐”，不仅仅是说礼仪最后完成于乐歌的演奏，还包括对生活和艺术的高度概括，有着丰富的内涵。其实，礼乐并不只是仪式，或者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还要有相应的情感。那就是，对神灵的敬畏之心、对长辈的恭敬之心、对宾客的友好之情，还有在众人和谐欢乐中的喜悦之情。《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0页。可见，只有在恭敬、敬畏和喜悦之情中，诗乐才能真正发挥其服务各种礼的作用。所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一个始于艺术、感情，经过礼的道德、仁爱，最后再回到艺术、感情的阶段，如此循环往复，达到人人和谐共处的境界。

总之，诗、礼、乐是生活，也是艺术，是艺术化的生活，也是生活化的艺术。礼是诗乐，而诗乐也是礼。诗乐是艺术化的行为规范，而礼是行为规范的艺术化。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兴成于诗乐，立成于礼乐。

二、教学阶段内涵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是教学进程的一个反映。这就是说，学《诗》、学礼和学乐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礼记·内则》记载：从七岁开始，儿童就要学习幼仪，到十三岁学习诗乐，二十岁成年以后，开始学习礼仪，并进行乐舞的训练。幼仪、诗乐、礼仪、歌舞，是学习的必修课程，具有难易浅深的内涵。可见，学习要根据年龄的不同而循序渐进。《尚书大传》对此记载得非常清楚：“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小师取小学之贤者，登之大学；大师取大学之贤者，登之天子，天子以为左右。”[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页。从上文可知，周代的教学存在着学习上的阶段性问题。《诗》可以看作学习的初级内容。因为，《诗》就像是如今的歌曲，文辞优美，音韵铿锵，朗朗上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耳濡目染，兴起情感。至于洒扫应对、婚冠嫁娶，都有礼仪。孩童在久习于《诗》的基础上，对五礼更能产生深刻的理解，从而得以“立于礼”。而“乐”是德音。只有对《诗》、礼皆已熟悉，才能领悟其中高深的内涵。“乐者，乐也”。声音可以悦耳动听，舞姿可以养其血脉，歌咏可以颐养性情。所以，“乐”是日积月累的效果。一个人，通过诗歌的学习，了解礼节，增进道德，最后“成于乐”，这样才算是成材了。

孔子所表述的教学进程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教学要求相吻合的。《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页。孔子的教学是先教以《诗》，再教以礼义，然后是文德之乐。正因为这样的教学次序，所以学习的情感也依此演进。《礼记·孔子闲居》中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3页。可见，孔子的教育是有阶段性的。在教学中，孔子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因材施教。《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8页。这就是说，弟子们都要学习《诗》《书》礼乐，而更加优秀的弟子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周易》《春秋》。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经的只有七十二人。孔子教学的阶段性与他治学的历程是息息相关的。孔子一生认真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献，希望复兴西周礼乐文化。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曾经跟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31页。

当然，对于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番话，要从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孔子此言是对教学进程的精练概述，因为只概括了三个阶段，所以不可能完全涵盖当时各级教学的所有内容。所以，如果把孔子这句话作机械的理解，就会产生一些疑惑。早在宋代就有人向朱熹提出疑问，夫子之言，顺序如此，与古代的教学先后并不相同。其依据在于，古代的教学阶段是，十岁开始学幼仪，十三岁学乐和《勺》舞，到十五岁后，学习《象》舞，二十岁开始学礼，学习《大夏》之舞。对于这种质疑，朱熹作出了精妙的回答，并从教学进程的方面作出了详细和准确的分析。朱熹说：“诗者，乐之章也，故必学乐而后诵诗。所谓乐者，盖琴瑟埙篪，乐之一物，以渐习之，而节夫诗之音律者也。然诗本于人之情性，有美刺讽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晓，而从容咏叹之间，所以渐渍感动于人者，又为易入，故学之所得，必先于此，而有以发起其仁义之良心也。至于礼，则有节文度数之祥，其经至于三百，其仪至于三千，其初若甚难强者，故其未学诗也，先已学幼仪矣。盖礼之小者，自为童子而不可缺正者也，至于成人，然后及其大者，又必服习之，久而有得焉，然后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坚定而不移；外有以行于乡堂州闾之间，达于宗庙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际，得以正固而不乱也。至于乐，则声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养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渝肌浃髓而安于仁义礼智之实，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后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学之最早，而其见效反在诗、礼之后也。”[注]朱熹：《朱子全书·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2-763页。朱熹认为，诗本于人之情怀，容易掌握，所以学之在前。礼有大小之分，而乐有声音高下、舞蹈疾徐之别。学乐不可立竿见影，必须日积月累、反复涵养才能奏效。乐之学虽然最早，但效果却在诗、礼之后。所以说，学习的过程是始于学《诗》，然后学习礼仪，最后才学乐。因为礼和乐二者各自都有大小或高下之分，在学习时期，不可能不存在次序交替的情况。但其总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古代的教学先后顺序并不矛盾，而是存在着一致性。

三、哲学思想内涵

春秋时期，礼乐不仅是教化国民的工具，也是修身养性的手段；礼乐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还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理论，既包括礼乐表演，又包含着一种教学历程，进而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进阶的哲学思想，这彰显出孔子卓越的见识。这种见识不仅是对社会传统的继承，也是一种创新，即把乐的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哲理内涵

始于学《诗》，终于学礼，以此成人。人在《诗》、乐与礼的学习中不断进步。这是教育，也是审美。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具有宗教的性质，也有日常生活的气息。在生活的各种事件中，体会宗教的神圣，增进彼此的感情，提高自身的修养。因此，人都带着敬畏的心待人处事，而社会在和谐的群居中进步发展。

“兴于《诗》”，就是要对诗歌产生同情的理解。所谓“兴”，从起源来看，它具有群体的、祭祀的、酒神的和艺术的内涵，所以，“兴”这一语词才有了兴起、兴趣、兴会的基本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为最有艺术性质的诗学范畴。[注]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2页。而“兴”的大量运用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种原因，闻一多认为是各种“忌讳”(taboo)。闻一多《神话与诗》中说:“《诗》——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taboo)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8页。这里所说的“隐”不仅指内容上的含蓄，而且包括形式上的“以他物引起所起之词”。

众所周知，“兴”的艺术能产生言近旨远的效果。因为，“兴”的修辞手法可以使感性与理性达到完美的统一。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以供直接观照，而不是用思想和纯粹心灵性的形式来表现，因为艺术表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理念和形象两个方面的协调和统一，所以艺术在符合艺术概念的实际作品中所达到的高度和优点，就要取决于理念与形象能互相融合而成为统一体的程度。”[注][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0页。在我国，“兴”起源于原始的古老艺术活动，在《诗经》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艺术体现，这便包含丰富的内涵，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

正因为“兴于《诗》”的意义非同凡响，孔子不仅以此教育弟子，还以此来判断自己弟子的人品。《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是指《诗经·大·雅抑》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反复诵读此句诗歌，可见此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可见南容对自身的要求相当严格。张栻《论语解》：“谨言如此，则谨行可知。”[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5页。孔子把侄女嫁给南容，可见他对诗教的重视。

当然，在“兴于《诗》”的基础上，情感还是应当受到一定的约束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起于情之后，还应当用礼来规范，因此必须“立于礼”。徐复观《谈礼乐》：“所谓立，乃是自作决定，自有信心，发乎内心的当然，而自然能适乎外物的合理趋向，亦即是自己能把握自己而又能涵融群体的生活。要达到这种生活，只能靠情感与理相谐，以得情理之中的礼的修养。人的修养的根本问题，乃在生命里有情与理的对立。礼是要求能得情与理之中，因而克服这种对立所建立的生活形态。……礼所以得情与理之中，实即是以理制情，使情在理的许可范围内发抒，而并不是把生命中之情加以断绝。久而久之，情随理转，情可成为实现理的一股力量，而情亦是理。完整的生命，便在这一修养过程中升进。亦即是由‘克己(情欲)，复礼’，而实现人我一体的仁。”[注]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在“兴于《诗》，立于礼”之后，人的情感得到了适当的寄托，同时也得到了合理的调节。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因为，这只是情与理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而已，要真正达到一个完美的人生，还需要情与理的相融无间。所以，继此之后，还要“成于乐”。《礼记·乐记》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9页。可见，乐可以治心，把礼内化为自身的要求。宋儒陈祥道曰:“学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乐者，学之所终始也。惟其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然后为修之至矣。”[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论语全解》卷四。

对于诗、礼和乐的不同意义，明代大儒章世纯的见解更为深入。他认为，诗歌有声有义，动于口，感于心，使人情不自禁。礼可以节制私欲，使自身志气日起，表里俱强。而乐对礼的互补作用也非常明显，使礼内化为自身的天性。“乐者所以安礼也。礼强人心，乐则顺之，故圣人使以乐为礼。以乐为礼，是使以顺行强也。顺者既胜，则安其所强而无难;至于信，心自然不入于邪。礼，人之所畏也。畏而不安久，则去之；不去，亦非己质也。圣人制乐以和礼。乐之音声，礼之文辞也；乐之俯仰，礼之节趋也。习于乐者，通乐于礼而礼可安矣。安则化，化则天。”[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留书》卷三。这是一个情—理—情融合无间的艺术人生。

从孔子的主张来看，“仁”作为“礼”的最高阶段，它对人的生命具有决定的作用。“仁”可以通过自身的愿望得以实现。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时时在身边，只要有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如果是刻意地寻找，则失去了它的应有价值。孔子的高明之处，就是他认识到，诗乐可以融入人的内心深处，把“仁”自然而然地兴发出来。因为，在诗乐的感召下，诗乐之情便与“仁”融为一体了。于是，人在诗乐的艺术感染之中，不知不觉地道德化了。这样的人生便是艺术的人生，也是道德的人生。因此，我们的人生通过诗乐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向着仁爱之处而来，“情欲因此而得到了安顿，道德也因此而得到了支持；此时情欲与道德，圆融不分，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形态而流出”[注]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创新思想

虽然礼是本质，乐是配合，但乐在境界上是可以高于礼的。这就好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物质与意识之相互关系。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也反作用于物质，而且意识也有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常说的审美是超越现实的、超越功利的，就说明意识、精神虽然取决于物质，但意识、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高于物质。同样的道理，礼决定乐，但乐作为一种审美，可以超越礼，成为一种现实追求的目标。

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不仅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哲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体现了一种创新思想，即把乐的位置放在礼之上。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在第一章就论述了“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这一重要问题，徐先生认为，通过西周的文献及相关资料可以得知，春秋以前，我国古代的教育是以音乐为中心，“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决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注]徐复观：《徐复观文集·中国艺术精神》(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而春秋时代是一个人文主义自觉的时期，礼作为敬与节制的规范性比较容易做到，但乐作为陶冶、陶熔的规范性则难以收到效果。所以，“春秋时代，在人文教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地位。”[注]徐复观：《徐复观文集·中国艺术精神》(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对此，孔子经常思考如何矫正礼文太过的毛病。“礼乐本是常常合在一起的。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所以他说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话。可以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孔子的上述思想，从礼乐演奏、教学进程，再到人生修养，是一个美育的过程。它始于情感，经过道德的洗礼，又回到了情感，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注]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孔子之美育主义》(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但孔子的美育，显然不仅仅是诗乐而已，它还与社会人生之美、自然万物之美结合起来。孔子平日之教育，注重性情，涵养审美，自然而贴切。可见，孔子的诗乐教育“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此时之境界：……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注]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孔子之美育主义》(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事实上，孔子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生修养的美育思想，即“游于艺”。这正如柏拉图所说：“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注][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页。

可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追求的天地境界。其过程就是：艺术美→心灵美→行为美→政治美、社会美，“诗”是艺术美，“礼”是心灵美、行为美，而“乐”则是政治美和社会美。其过程是最终把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审美王国。其效果是源于漫长的涵养。《礼记·乐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9页。《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这就是说，礼乐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离身。孔子的理论与柏拉图著名的“审美阶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揭示了人类审美理念与理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趋向”[注]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成于乐”不仅是个体成为理想之人，而且每个个体都实现了全面发展，这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灵高度默契，普天之下最终进入了一种神人合一的境界。

总之，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大致反映了当时礼乐的演奏过程，也同时总结了教学的进程。但又不是对礼乐演奏和教学进程的简单概括，而是包含了深刻的人生修养的哲理内涵。孔子的表述是一个逻辑的转换，这个转换不仅高度而形象地表达了礼乐文化的具体内涵，还给礼乐文化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