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鹏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语言文化与国家战略

中国文献对古代日语的影响
——《汉语抄》及其所收词汇研究

林忠鹏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员的往来及文献的传播来实现。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中国文献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日本的知识阶层通过对汉语的理解吸收不断地完善和丰富日语的内涵，其中把汉语词翻译成日语的过程经过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详细内容保留在历代的传抄版本文献中。文献中引用大量目前已经失传的反应古代日语的文献资料。本文旨在通过对失传文献的考究，揭示古代日语接收汉语影响的侧面，同时分析古代日本把汉语转换(翻译)成日语过程的特性。

古代辞书；古代日语；逸书逸文；汉文化的影响

1 古代日语与中国文化

在日语研究学界里普遍认为，研究古日语最早的资料为《万叶集》(成书于公元759年的和歌集)。《万叶集》是完全用汉字(万叶假名)写成的诗歌集，语言方面完全是纯粹的日语(大和语言)，诸多的汉语词汇(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亦采用“训读”(用意解方式标注的日语读音)方式，这个时期的训读保留着古时日语的特殊性，与后来的平安时期的训解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日本学者认为，在《万叶集》之前日语一直是自身的发展过程，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国内外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明确地证明《万叶集》的作者中很多都随遣唐使来过中国，其作品的风格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万叶集》在语言方面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文献的影响，只是因为题材(诗歌)的原因没有明显的汉语词出现而已。仅从《万叶集》的音系中不存在后世日语中的“促音”、“长音”、“拨音”等语音现象上看，很多音系是日本人读汉字音时久而久之融入日语中去的。

古代日语研究应该从哪个时期的文献入手，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史，小野妹子交给隋炀帝的国书用很高超的汉语书写而成，这已经说明这一时期日本人已经能够运用汉语和中国交流(可能有归化日本的中国人帮助)。汉语在日本的知识阶层已经具有非同寻常的认知和运用能力。通过对汉文献的解读，对语言的理解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公元630年至894年的250多年的时间内，日本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带回大量的文献。日本的使者视书籍为珍宝，把能收集到的所有书籍尽快运回日本，其间不乏在中国成书之后墨迹未干既被传入日本，而在我国已经失传之作。这些典籍成为日本大学寮(古代的贵族学堂)的教科书，日本人对中国文献不断地学习、研究，使之融入本国的文化、文学、语言之中，语言方面的成果悉数体现于后来所编撰的辞书当中。

运用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日语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研究日本的古代辞书。日本古代辞书的发展走过一个从单纯模仿到自我创新，从训解中国典籍到训释日语的过程。日本人彻底完成为自己所用的辞书是在公元10世纪末，即被称为平安时期三大辞书的《新撰字镜》①(昌住撰892年)、《和名类聚抄》②(源顺撰934年)、《类聚名义抄》③(法相宗僧人撰1100年)。这些辞书中收录的内容基本上反映出古代日语的概貌。对每一项内容进行详细的文献性考证和分析，对揭示古代日语的形态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同时对古代日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笔者统计，这些辞书共引用中国古代典籍400多部，有很大一部分现在已经失传。古辞书的引文中保留着大量的奈良朝以前的日语的痕迹，中国隋唐以前的语言特征亦十分明显。日本人对一些当时的俗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反映出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知程度和文化性特征。例如：《和名类聚抄》中有“市郭儿”一词，所引出处为平安时期已经大部分失传的《杨氏汉语抄》④，这个词只有在敦煌文献中整理出来的《王梵志诗集》中才能看到，“市郭儿”在《杨氏汉语抄》中被读作“イチビト”，日语采用释义的读法即“市场里的人(商贩)”。再如像《木兰诗》中的“阿爷”一词，在《和名类聚抄》中读成“チチ”(父亲)，正确地反映着当时的词义。此外，通过对这些辞书所收词汇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变化过程，例如：对“晕”一词的解释，在《辨色立成》⑤(失传的辞书)中注释为“月院”，查阅众多文献也没有找到有关记载“月院”一词的文献，经分析这是当时以“院”的音对应“晕”的音，说明当时中国汉字音传入日本时，“晕”和“院”的发音一致。到了平安时期“晕”增加了和训(日语的训读)“カサ”(草帽的意思)。

通过古代文献资料研究古代日语中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内容和形态，无论是文献学还是历史语言学及语言文化交流史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本文中涉及的《和名抄》中引用的佚书——《汉语抄》的内容是研究日本早期接触汉文化的过程的重要文献。考查此书中收录的词语特征和日本翻译吸收汉语词汇形态，对分析和考证古代日语的中国文化元素极为重要。相信这方面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日语语言学、古文献研究的成果，对以往研究的疑点问题提供一定的文献性依据。

2 《和名抄》与《汉语抄》的关系

据《和名类聚抄》(以下略称为《和名抄》)的序文记载的内容推测，这部具有百科辞典特征的类书成书于承平4年(公元934年)。书中引用大量从奈良时期起传世的经典文献400多部，其中包括一些到平安时期已经只剩下残卷之作，《汉语抄》就是其中之一。据《和名抄》的序文中“然猶養老所傳、楊説纔十部、延喜所撰藥種只一端、田氏私記一部三卷、古語多載、和名希存、辨色立成十有八章、與楊家説、名異實同、編録之間、頗有長短、其餘漢語抄、不知何人撰……”的所叙内容可以看出，“养老年间(奈良时期的年号，公元717年至724年)”流传到《和名抄》编写时的文献，如《杨说》(指《杨氏汉语抄》)、延喜(平安时期年号，公元901年至923年)所撰药种(指本草类书籍)、《田氏私记》等残典籍都是残缺不全且记录的都是古语(针对平安时期而言)，而这些内容恰好是我们研究日语古语的绝好材料。在源顺生活的平安中叶，除了流传下来的《杨氏汉语抄》之外还有诸多不知何人撰写的冠以《汉语抄》典籍的残卷。

目前，《和名抄》中引用的《汉语抄》之类的古代辞书悉数失传，若要考证奈良时期乃至之前的日语形态，只有通过对《和名抄》中有关《汉语抄》之类辞书的引文的研究才有可能分析出当时日语的特征。《和名抄》的传世版本有10卷本和20卷本两种，至于哪类接近于源顺的原创在学界存在不同的争议。以狩谷棭斋为首的一大批学者认为10卷本为真传，从多种角度的考证加之笔者的校注研究来看，10卷本应该更接近源顺的原始本。因此，本文以狩谷棭斋校注的《笺注倭名类聚抄》⑥为底本，针对引用《汉语抄》词条进行分析和考证。

在《和名抄》中引用的《杨氏汉语抄》词条，体现出其引用其他《汉语抄》的不同形态和处理方法。如：“屠兒 楊氏漢語抄云屠兒屠音徒和名惠止利 殺生及屠牛馬肉販賣者也”和“杻 玉篇云杻漢語抄云天加之今案又木名也以音可分杻械之杻勑久反杻橿之杻女久反 械也 説文云梏音酷手械也”两个引文中，《杨氏汉语抄》出现在正文，而《汉语抄》的引文则出现在双行注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杨氏汉语抄》高看一等。二者的引文当中虽然都有“和训”⑦，但在《杨氏汉语抄》的引文中包含大量的“汉字直音”和“反切”，而在《汉语抄》的引文中注音的地方只出现过唯一一处，疑似传抄过程中衍入《玉篇》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源顺来说，《杨氏汉语抄》比起其他的《汉语抄》来说内容更加可靠，当时《杨氏汉语抄》只是保留部分支离破碎的残卷，源顺几乎把《杨氏汉语抄》残卷的全部内容都融入在其编写的《和名抄》之中。

在《汉语抄》中收录的词语中，随处可见早在奈良时期以前就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民间俗语。如蔵中进先生曾指出的“田舍儿”、“市郭儿”这样的词汇，来源于类似《王梵志诗》、《朝野佥载》等通俗类书籍。另外，将“父”称作“阿耶”，将“母”称作“阿嬢”的称呼方式，被看成以《木兰诗》中的“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旦辞爷嬢去，暮宿黄河边”为代表的民间词汇，在奈良朝的早些时期传到日本。《和名抄》所引《汉语抄》词语的“和训”中，也同样可见奈良朝词语独有的特点。将“泉郎”读作“アマ”，是将本来就存在于日本的读音附加在这一词汇上，而“泉郎”二字本身可能是误抄某些中国文献中“白水郎”(竖写的“白水”合二为一成“泉”字)的结果。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对于明析奈良时代乃至奈良时代以前日语的语言学内容的而言，探究《汉语抄》中词汇语义的语言特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关于《杨氏汉语抄》的成书及相关内容，存在着诸多看法。其中大部分是围绕内容形式和编者信息方面进行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可靠的结论性成果。不过可以断言，所谓“杨氏”一族无疑是来自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的归化人。“杨氏”一族在当时颇有势力，有学者推测，他们可能是由于隋唐时期的战乱或是国内纷争，而被迫选择远渡日本。对于在《和名抄》引用的《汉语抄》词语中，隋唐乃至南北朝以前的内容居多。

日本古代文献中引用的内容显示，除了《和名抄》引用的《汉语抄》之外，还存在多种冠以“汉语抄”之名的书籍，大概就是源顺在《和名抄》序文中所指的“其余汉语抄”。同时，还有如“弁色立成”之类，与《汉语抄》内容基本相同，而书名不同的文献流行于当时的日本。

3 《汉语抄》收录词语的分析

有关《杨氏汉语抄》的词语性质问题，在《和名抄》序中有“养老所传”这一线索。所谓“养老所传”，意味着《杨氏汉语抄》的成书年代至少要在公元724年以前。这并非指《杨氏汉语抄》收录的词汇为养老年间词语。其收录的词语应该是养老年间以前就传入日本，属于中国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民间口语内容。这部分口语已被吸收到日语当中，在民间广泛流传和使用。日语中的古代词语，被传承下来的大部分为奈良时代乃至以前的内容。从现存的《和名抄》中可见，使用的万叶假名十分混乱，已经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当时的音系。

3.1 《汉语抄》收录古代词语的特征

《杨氏汉语抄》及其他《汉语抄》类中，收录的大多是养老年间(717-724年)以前的词语。基本属于隋唐以前乃至六朝时代的汉语传入日本后的产物，而其中也理所当然包含大量的俗语及俗字。例如：“市人 楊氏漢語抄云市郭兒和名伊知比止”和“田舎人 楊氏漢語抄云田舎兒偉那迦比 斗”这两个词条中的“市郭兒”和“田舎兒”，在王梵志的诗中可见“興生市郭児、従頭市内座”同样的内容。而其中的“市郭兒”的解释为“做买卖的人”，正好与日本的训读“イチビト”表达的词义相同。

另外，唐代张文成所著《朝野佥载》第二卷中，有“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児語、無交渉也”及“富饒田舎児，論情實好事”等内容，上述两例皆属民间俗语。又如：“紫葛 本草云紫葛衣比加豆 良 文選蜀都賦云蒲萄亂潰萄音陶漢語抄云蒲萄衣比加豆良乃美”这一例，将《本草》作为出处，解释“文选蜀都赋”中的“蒲萄”即为“紫葛”果实。据传“蒲萄”产自西域，是汉代张骞引入到中原地区。而从“蒲萄”的日本训读“エビカヅラノミ(山葡萄藤上的果实)”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翻译成分。

3.2《杨氏汉语抄》与《汉语抄》的关系

在《和名抄》中还有这样一个词条：“龍眼木 楊氏漢語抄云龍眼木佐賀岐今案龍眼木者其子名也見本草 日本紀私記云坂樹刺立以爲祭神之木今案本朝式用賢木二字漢語抄用榊字並未詳”。在这一条目中，相对于《杨氏汉语抄》中的“龙眼木”及《日本纪私记》中的“坂树”这两个词，其他《汉语抄》中则采用“榊”这个日本创造的汉字。源顺的意图在于标出不同典籍中同义词的不同写法，同时这一例也足以证明《杨氏汉语抄》与《汉语抄》是不同的两种书籍。

再如：“偸兒 楊氏漢語抄云偸兒沼須比斗上他侯反 辨色立成云不良人”和“暴風 史記云暴風雷雨漢語抄云暴風波夜知又能和歧乃加世”两个条目中，引用《杨氏汉语抄》的部分出现在《和名抄》的正文部分，《汉语抄》则出现在双行注中。可见源顺对《杨氏汉语抄》的重视程度。

3.3 关于汉字注音的问题

《和名抄》所引的《杨氏汉语抄》条目中，有关汉字的注音方面的特征是，基本上以“直音”方式，个别之处亦有“反切”的形式。直音法在我国出现较早，而反切法则出现在南北朝以后。由此推测，《和名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隋朝以前如《声类》、《声韻》等逸书的内容。例如，“酵 楊氏漢語抄云酵音教之良加須 白酒甘也”和“棧 楊氏漢語抄云棧瓦乃衣都利初限反 日本紀私記云蘆雚和名同上今案唐韻雚胡官反葦也然則以蘆葦爲棧非也”两个条目中，“酵”字的音注方法是“直音”法，并注明其与“教”字同音。对于“栈”字，则采用了“初限反”这一“反切”法。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杨氏汉语抄》同时吸收“直音式”与“反切式”作为汉字音的音注方法。

3.4 关于“字音语”的问题

《和名抄》收录了与汉语语义相对应的日本训读，而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汉语传入日本时就没有与其相对应的词汇，后来只能用中国汉字音介入到日语当中，这种以当时的汉字读音直接进入到日语的词汇被称作“字音语”。

例如，“游女夜發 附 楊氏漢語抄云游行女兒宇加禮女<已上本注>一云阿曾比今案又有夜發之名俗云也保知本文未詳但或説白晝遊行謂之遊女待夜而發其淫奔謂之夜發也”中的“游女”一词，相当于《杨氏汉语抄》中的“游行女儿”，也有“ウカレメ(轻浮的女子)”这样的日语读法。而“夜发”一词在日语中不存在，只好用“也保知=ヤホチ(“ヤ”是“夜”的音读，“ホチ”是“发”的音读)”这个汉字原来的音来直接介入到日语当中。在当时除了日式训读的方法外，在民间也盛行音读的方法。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国把“游女”按照“白昼”与“夜间”以不同的词汇加以区别，而当时的日本对于“游女”一词没有昼夜之分。关于“游女”的出处，显然源顺没能够找到较为合适的汉籍。然而，《诗经·汉广》有“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的诗句，“游女”的含义显然与《杨氏汉语抄》中“ウカレメ”(“游女”)的释义相差甚远。

此外，在“筆臺 漢語抄云筆臺比知太伊”这个词条中，“笔台”一词是日语中没有的词汇，《汉语抄》的编者以“ヒチダイ(“ ヒチ”是“笔”的音读，“ダイ”是“台”的音读)”的汉字读音编入日语当中。另外，在“檜楚 漢語抄云、檜楚比曾、俗用檜曾二字、今案、楚字是也、”中，“檜楚”一词的汉字音读作“ヒソ(“ ヒ”是“檜”的音读，“ソ”是“楚”的音读)”，从《汉语抄》时代至《和名抄》时代“檜楚”的写法演变成“檜曾”，而对于这一变化，源顺指出“檜楚”才是正确的写法。

3.5“和训”的特征

在《汉语抄》类书籍中大量存在的古代日语的“和训”，有些是早在其成书前便已在各类文献中定型的，有些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也有《汉语抄》的编撰者偏好使用的。这些“和训”展现出当时日本文化人对汉语词汇理解和翻译的过程，并表现出各种形态。

释义性训读：例如，“舅 尓雅云母之昆弟爲舅其九反上聲之重和名母方乃乎知 楊氏漢語抄云大舅母之兄也 少舅母之弟也”的条目中，“母方乃乎知=ハハカタノオヂ”属释义训读法，即“母亲一方的兄弟，属于我的长辈男性”之义。在“酎酒 説文云酎直祐反漢語抄云豆久利加倍世流佐介 三重釀酒也 西京雜記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一名九醞於運反通俗文云醞酘酒也蔣魴切韵云酘於闘反酒再下麹也俗云曾比”中, “酎酒”训读为“豆久利加倍世流佐介=ツクリカヘセルサケ”，意为经多次重复酿成的酒。二者都属于释义性训读。

以字面充训的读法：在“騎射漢書云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 楊氏漢語抄云馬射宇末由美今案馬射即騎射也”中，“马射”的训读为“宇末由美=ウマユミ”，从训读的含义上理解就是“马开弓”之义，纯属字面翻译，词义完全不通。如果读成“ウマノリノユミハリ”(骑马射箭)就贴切了。

有关“马射”一词，在《晋书·礼志下》中有“九月九日馬射。”，在《北史·魏纪二·世祖太武帝》中则有“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郡属国城，饗羣臣，講武馬射。”的说法，“马射”意味着武道方面的“骑马射箭”。

3.6 词汇的时代变化

在“相扠 唐韵云扠丑佳反在佳韵内典云相扠多加閇之以拳加人也 楊氏漢語抄云拗腕訓上同拗音於絞反”中，表明《唐韻》时期的“相扠”，相当于《杨氏汉语抄》的“拗腕”的说法。又如：“雙六采 楊氏漢語抄云頭子雙六乃佐以今案見雜題雙六詩中的“雙六采”在《杨氏汉语抄》时期的说法是“头子”。

可见，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词语传入日本时，当时的“拗腕”和“头子”通过民间的通俗文献直接反映到《杨氏汉语抄》当中。而后来的隋唐时期正统文献中的同义词为“相扠”和“雙六采”，《和名抄》把二者一并收录的同时，也把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特征展现出来。

3.7 音读和训读皆无的词条

《和名抄》引用的《汉语抄》的词条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①靑黛 漢語抄云靑黛；②連錢驄 尓雅注云色有深淺斑駮謂之連錢驄漢語抄云連錢驄虎毛馬也一云(馬+余)馬、(馬+余)音余又云薄漢馬今案俗云連錢葦毛是；③驃馬赤驃附 説文云驃(田+比)召反漢語抄云驃馬白鹿毛馬也赤驃馬赤鹿毛也黄馬同上 黄白馬也；④騧馬 尓雅注云騧音花漢語抄云騧馬鹿毛馬也淺黄色馬也；⑤騮馬紫馬附 毛詩注云騮音留漢語抄云騮馬鹿毛也烏騮黑鹿毛也黄騮赤栗毛也紫騮黑栗毛也赤身黑鬣馬也 唐韻云騟羊朱反辨色立成云紫馬栗毛馬也紫馬也；⑥驪馬 毛詩注云驪音離漢語抄云驪馬黑毛馬也純黑馬也；⑦騅 毛詩注云騅音錐漢語抄云騅馬鼠毛馬也蒼白雜毛馬也 尓雅注云菼騅今案菼者蘆初生也吐敢反俗云葦毛是靑白如菼色也；⑧赭白馬 毛詩注云騢音遐漢語抄云赭白馬鵇毛也赭黄馬赤鵇毛也今案鵇字未詳彤白雜毛馬也 爾雅注云騢今之赭白馬也；⑨駱馬 毛詩注云駱音落漢語抄云駱馬川原毛沙駱馬黑川原毛馬也白馬黑髦之馬也。上述有关马的种类的词例，意味着在《汉语抄》成书的时候，日语中没有较为合适表达方式，能够以“字音语”的形式纳入日语的方式也不太容易被当时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于是就采取只释其义略其读音的方式。汉语对事物的表达总是精而复杂，很难用日语进行表述。那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采用“多语同训”的方法也纯属无奈。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在《和名抄》中占据着相当大的部分。其中，有些属于一看到就能知道读音的例子也被省去读音。但是有些读音则无从得知，只能止步于单纯释义和标明出处。

4 结束语

研究古代日语的特征及汉语给日语带来的影响，《杨氏汉语抄》、《汉语抄》及《辨色立成》等逸书是绝佳的研究资料。在《和名抄》的序文中，勤子内亲王便指出当时文献资料的缺点：“我聞思拾芥者，好探義實；期折桂者，競採文華。至于和名，弃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文舘詞林，三十卷白氏事類，而徒件風月之興，難决世俗之疑。適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楊氏漢語抄、大醫博士深根輔仁奉勅撰集和名本草、山州員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紀私記等也。”正如源顺所述，在贵族间采用的文献资料无法弥补民间词汇的空缺，而类似于《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和名本草》、《日本纪私记》这一类书籍恰恰能够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在这些典籍收录的词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奈良朝乃至之前传入到日本的汉语。针对《和名抄》的标音部分，川濑一马曾指出：“由于《和名抄》引用之处所用万叶假名并不属于奈良时期，因此在日语语音学研究上，显得缺乏一定的史料价值。”他的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和名抄》作为收录中国隋唐乃至六朝以前词语的资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过程，对于研究日语发展过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注释

①日本平安时期，公元892年由僧人昌住编撰的一部字书。最初是把《一切经音义》的词语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逐字进行读音(反切)、词义和日语读法(和训)的标注。后来作者得到《玉篇》和《切韵》，于是改编为以部首排列(简化为160个部首)，每个部首内的字按韵部排列。

②《倭名类聚抄》是日本平安时期，公元934年由源顺编撰成书的一部辞书。传本现有10卷本系和20卷本系两种，有的抄本书名亦作《和名类聚抄》。

③《类聚名义抄》是日本平安末期(院政1068-1185年)的1081年至1100年之间，由僧侣完成的一部汉字辞典。其中大量引用中日典籍，其中以佛经的音义类典籍为主，亦有众多的辞书类典籍。《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于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整理发现。书中的“和训”注释成为研究平安时期日语特征的重要资料。

④《倭名类聚抄》的主要和训来源，保留引文196条，成书于奈良时期以前，早在平安时期就已经只流传部分残卷，目前整书全部失传。

⑤失传的古代辞书，成熟时间略早于《杨氏汉语抄》，内容与《杨氏汉语抄》相仿。

⑥《和名抄》的不同传本有的用“倭”字，有的用“和”字，在此使用多数传本所使用的名称。

⑦“和训”为日语的读法，文字采用万叶假名(用汉字标注日语的用法)。

川濑一马. 古辞书的研究[M]. 东京：雄松堂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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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颖】

TheInfluenceofChineseCultureonAncientJapanese

Lin Zhong-p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n ancient tim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Japan was exerted mainly through people’s moving and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s of 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and the Dynasties of Sui and Ta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absorbing Chines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language. It took a long and arduous historical process for them to translate Chinese words into Japanese,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circulated handwritten dictionaries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ancient Japanese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Chinese was transformed and translated into ancient Japanese by ob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lost literature.

ancient dictionary；ancient Japanese；lost literature；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H039

A

1000-0100(2014)04-0147-5

201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