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爽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5)

●文学研究

“河湾”深处的黑暗
——《河湾》与《黑暗的心》的对比研究

程 爽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5)

《黑暗的心》和《河湾》的作者都拥有多元文化实践、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对文化身份的追求。两部小说在主题、叙述角度、文学意象、悲戚风格的运用上体现出惊人的相似。读者对小说主旨截然不同的理解展现作者身份带来的尴尬。苍白无力的女性角色和略显族裔特色的语言是小说令人遗憾之处。尽管两位作家探讨的是不同阶段的帝国主义，奈保尔对第三世界展现的不仅是同情，更有批评。简言之，《河湾》的写作体现康拉德的深刻影响，而奈保尔继承康氏特色并有所发展。

《黑暗的心》；《河湾》；康拉德；奈保尔；对比研究

2001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移民作家维·苏·奈保尔，并在颁奖词中声明：“奈保尔是康拉德的继承者，他从道德观的角度，也即从对人类造成何种影响的角度，记录了帝国的兴衰变迁”(尹璐 2003)。尽管前后相隔半个多世纪，两位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思维方式、书写风格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他们却同样拥有多元文化实践、丰富的个人阅历对文化身份的诉求和对文化认同的考量。

康拉德出生于波兰，却从法、英、亚、非、南美等国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奈保尔出生于特列尼达，最终入英国籍：他将自己的血缘归于印度，将精神传统归于英国，认为特列尼达是他生命中的一块跳板。康拉德和奈保尔都擅长在虚构和真实中游走，在游记和小说中选择和亚非国家相关的素材作为创作的主要源泉，不仅赋予作品浓重的异国情调，成功地吸引西方世界读者的眼球，也艺术地再现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物质生产的落后和停滞，精神生活的空虚和低迷。作为陷于双重文化身份矛盾之中的作家，二人同样处于夹缝和无根状态，徘徊于异质文化边缘，有趣的是，身份的混杂性造成作品中的杂糅，但二者都力透纸背地揭露殖民主义扩张的行为和思想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灵魂的侵蚀。

两位作家都是多产作家，所以想要全面、宏观地把握二者作品中的互文性，相对而言，很困难。但他们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原则在整个写作生涯中相对稳定，因此，对二者的扛鼎之作——《黑暗的心》和《河湾》的对比研究或许有助于发现、分析作者的创作相似处。两部小说在主题、叙事模式、写作手法、创作基调、人物刻画等诸多方面体现出相像之处，至少，就有关非洲的写作而言，奈保尔承认他从康拉德处获取过某些灵感。事实上，康氏《黑暗的心》自始至终隐匿在《河湾》的背后，若隐若现。正如奈保尔在他的一篇文章《康拉德的黑暗》中写道的：“我发现康拉德——60年前，在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在我前面的任何地方”(Naipaul 1980: 216)。康拉德《黑暗的心》对奈保尔的非洲观施加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黑暗的心》记录叙述者马洛的经历。他因为对传奇人物库尔兹的好奇，接受了非洲一条船的船长职务，在穿梭于过去与现在、自己与听众之间的故事中展现出白人殖民者库尔兹由誓将“文明进步”带到非洲的理想主义者演变为贪婪腐朽的殖民者的经过。故事成功地介绍了非洲腹地在和各种“文明”碰撞后发生的显著变化。《河湾》的主人公萨林姆为了改善生活处境来到非洲腹地，见证了一个非洲国家从前殖民地发展到由一个“强人”总统所统治的混乱大陆的演变过程：贫困、腐败、暴力、贪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冲突一览无遗。

1 非洲的“落后”和欧洲的“文明”

写于1899年的《黑暗的心》和1979年的《河湾》都将小说背景置于非洲。“关于非洲的传统印象是：一个物产富饶的洲际，因此，有待欧洲人前去耕种、开发、利用丰富的物资”(Spittles 1992:86)。康拉德与奈保尔笔下的非洲，着实自然资源丰富。欧洲人打着推进贸易、理想主义的旗号来到非洲。一方面，他们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必备品，藉此为自己、为国家积累经济财富。另一方面，他们自称为“光明的使者”，并担负着“开拓非洲传播文明的责任”。因达尔正是为着这个目的前往非洲，科兹也是如此。正如他所言：“每个贸易站都应该像一个不断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向标，不仅仅是贸易中心，更是教化、提高、指导当地居民所在”(Jeremy 1990:176)。但是，物质化的理想追求必然会导致理想化的物质追求。理想主义渗透进大量的物质因素时，道德沦丧就为期不远。对于黑人群体，白人的到来真的意味着全面的进步吗？

恐怕未然。就普通非洲人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白人的到来，他们拼命工作、辛劳谋生，但却遭受痛苦、剥削，甚至死亡。《黑暗的心》中马洛曾感慨：“上天作证！这些拿人——我说的是人——当牲畜使唤的魔鬼可真是些强大的、贪婪之极的、红了眼的魔鬼”(康拉德 2011:21)。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欧洲文明的到来，人性却沦为兽性，这里指的不是被当成“牲畜”使唤的非洲黑人，而恰恰是贪婪的欧洲人，“恶人”、“魔鬼”般的欧洲人丧失人性，更不用说比比皆是的劳工脖子上的锁链、颗颗置于立柱上的人头。这里，与其说是马洛的心声，不如说是康拉德的慨叹。当地妇女也受到代表剥削权利的男性个体的性侵略，浪漫如科兹、萨林姆也不能例外。而且，非洲并非仅仅遭受一个大国的奴役，它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及时而发生的军事冲突的舞台”(Spittles 1992:64)。贸易和理想主义的结合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两位作家都把这一现象置身于历史进程中。客观地讲，白人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非洲的某些经济取得进步，但与其说他们是为非洲人民谋福利寻发展，毋宁说，是为了满足他们自身资本扩张、加强殖民统治的途径。

在奈保尔笔下的《河湾》中，非洲处于另一番光景。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暴力描写，殖民者也确不在场，新总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上任初即枪毙当地武装领袖，将自己的母亲神话为“非洲圣母”，将自己装扮为非洲大酋长，而非洲竟然丧失欧洲人统治时的秩序和条理。如德里克所言，后殖民时代并不等于殖民地的解放和殖民主义的终结(王旭峰 1999:83-84)。经济上严重附庸于前宗主国，政局混乱，民主腐败，人民精神麻木，恐怕都是明证。

两位作家书写的都是非洲，康拉德虽然将自己的叙事视角置于殖民体制之中，乍看采用的是殖民者俯视的姿态，凸显出帝国中心，但是细细品味，不难发现他“恰恰超越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宗主国话语体系”(殷企平 2001)，作品的深刻之处恰是“它审视了殖民者自身在殖民过程中的变化、殖民者内心世界的扭曲”(苏鑫 2005)；而奈保尔则是借用帝国视角，审视和揭露殖民文化对殖民地的种种影响和弊端，他关心的焦点实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显然是后殖民的立场，其中虽然不乏他对“落后”文化的批判和失望，却也彰显出作家的普世关怀和人文希望，至少原本有血有肉的主人公们在两部作品中经过“走向黑暗深处的河湾”后都被冷漠的社会环境和虚无的精神世界异化，都陷入困境和囧途，就这点而言，对这个话题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2 叙述的角度和作者的尴尬

两部小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对待非洲人的局外人视角，这个问题在《黑暗的心》中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小说体现出不同讲述者的声音。一个不知名的叙述者、马洛，还有其他人一起讲述着这个故事，其中，马洛的话占了较大比重。在《河湾》中，整个故事是由萨林姆一人讲述的。但马洛和萨林姆都没有处于一个全知全觉者的立场。他们点点滴滴地经历、发现，同时引导读者随他们的视线走进故事营造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它看来好像是对科兹的探寻，其实却是关于马洛的探究”(Batcheler 1994:94)，因为正是马洛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获得体验。他的谎言在某种程度上既摧毁其复杂陈述的真实性，又确认这种真实陈述的存在。同理，萨林姆，一个普通的商人，尽管自称“到16岁就不念书了”，却能清醒地看穿一切，观察细致入微，评论简明深刻。在这种意义上，马洛不仅仅是马洛，萨林姆也不仅仅是萨林姆。他们的背后隐匿着康拉德和奈保尔，作者的印迹深深地刻画在每一场景中。

当马洛和萨林姆观察“他者”时，他们体现一种权威的殖民凝视。借助叙述者，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有时明显，有时隐晦，他们的声音决不能被全然忽视——那是同情、讽刺、热情与残忍完美结合的综合体。萨林姆在出生地、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与当地人的差异显而易见地将他隔离在“边缘地带”，沦为与作者奈保尔一般的夹缝状态。他们既为非洲呈现出来的破败心痛，又迷恋它深厚的底蕴，既为欧洲的文明所折服，又深恶它的欺凌弱小。可以说，相比之下，奈保尔处于一个更加尴尬的局势，因为他“既看到殖民统治带来的恶果，又洞察到独立后的新国家的荒谬统治”(雷艳妮 2003)。

二位作家都出身于第三世界。他们痛恨贪婪、欺诈、剥削、奴役，以及巨大的贫富差异、动荡的政治局势、混乱的社会政党。尽管二人最终都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们以一种亲切而自省的方式表达出对母国的关注。他们不可能返回血缘出生地，但完全融入到英国社会也绝非易事。因此，通过对“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描述，他们旨在揭露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的结合中流露出一种徘徊感与孤独感，以及在面临精神归属与身份印证时的尴尬——这也是他们共同关注和探讨的主题。康拉德已是如此。奈保尔看来似乎成功地打入英国社会，但他对第三世界持续不断的关心以及他的作品与个人身份始终未得到完全承认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冷峻的事实：外来者永远是外来者。可以更改的是一纸身份，永恒不变的是身体里流淌的血脉。他曾说过：“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来说就是：‘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匡咏梅 2001)。

有趣的是，尽管哪部小说都不能被单纯地视为作家生活经历的再版，但是离开这些事实，这些作品是不可想象的。《黑暗的心》的创作以康拉德1890年刚果之行为基础，《河湾》也基于奈保尔1980年正式发表的《刚果日记》。小说中的自然景色绝非想象杜撰而成，而是他们所见所感的记录。另外，书中的一些人物也和作者及其家人相关。一些评论家的研究认为，马洛与康拉德有很多相通之处；科兹和马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康拉德与其父的关系；马洛与大会计的关系源于康拉德与其叔父的关系。因达尔的求职经历建立在奈保尔个人经历基础上，个人与历史、现实与虚构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另外，两部小说虽然都将背景设置在殖民时代的非洲中部大河流域，但是两位作家都没有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或任何已知地点，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更具代表性和神秘性，从而引起更多的关注。

3 深邃的意象和凄凉的基调

康拉德与奈保尔的尴尬境地使得他们的写作不可能直率、明快。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意象、象征、讽刺的运用使得小说的隐晦性得以加强，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基调悲观、沮丧。形象、生动的意象不仅可以起到描写自然环境的作用，还能渲染气氛，因此，暴露人物的复杂心理甚至作者难以表达的情感。

根据康拉德的体会，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象征性，唯有如此，读者才能感受影响，体验神秘与美，最终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在《黑暗的心》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夜色突然降临，又让你变成一个瞎子”，经理叔侄二人像“在一间大屋子里的盲人”，而且库尔兹画中的妇女“披着衣服、蒙着眼睛，手里拿着一直燃烧着的火炬。背景非常阴暗——差不多是一片漆黑”(康拉德 2011:34)。“盲”，这个反复强调的意象，当然不是随意创造的。盲人生活在黑暗中，殖民地人民也是如此；盲人对自己的处境茫然无知，殖民地人民亦如此。另外，这个意象也与小说的题目遥相呼应。“黑暗”既可以在现实层面真实地指涉殖民扩张带给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侵蚀和损害，也可以在语言层面指“语言无法指明现实或作品的意义。”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骨头”暗指非洲人的羸弱，而多米诺骨牌则是资本主义坟墓的象征。在对大海、象牙、森林、茅屋等的描述中也能轻易地发现同样深邃的内涵。奈保尔显然也对同样的手法十分熟悉。在《河湾》中，芦苇、森林大火等的塑造恰如其分地增加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深刻的含义。文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典型意象是反复出现的“垃圾”。当萨林姆谈到比利时妇女的画作时，他总是用“垃圾”来形容，当谈到费迪南的思想时，他写道“他的思想充满了垃圾”，更不消提充溢四处的生活中真实的垃圾。这个一再强调的意象意在影射欧洲。按照常理，欧洲是理智和秩序的体现，但在《河湾》中，奈保尔将之喻为“垃圾”，无序、混乱、毫无价值可言。另外，“一堆一堆从南方飘过来的水葫芦”作为一种新事物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亦是一种到处可见的隐喻，它本身代表着新鲜事物和观念，也象征着显而易见的文化的冲突与潜在的文明的创伤，意指非洲在西方殖民者离去后陷入持久的混乱和恐慌之中。小说结尾时，漂浮在河湾的水葫芦正在恶性蔓延，这也预指着外来观念和思想对非洲小镇的侵蚀，四处滋生的腐败、杀戮、愚昧、贪婪，将是第三世界独立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上述隐晦的意象和黯淡的画面一起构成小说沮丧、庄严的基调。正如题目所示，《黑暗的心》是在这个黑暗世界的画布上又一抹浓重的画笔。客观世界的隐晦，社会生活的黯淡，内心深处的隐秘，重重叠叠，模糊不清。无论是干枯的头颅，还是串在一起的黑奴，或是科兹的呼号“恐怖！恐怖！”都为表现作者面对这一态势深深的遗憾与悲伤起到烘托渲染之力。人民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文明遭到毁灭。《河湾》在气氛的渲染上和《黑暗的心》不可相提并论，但它也是一部“毁灭小说”，始于毁灭且终于毁灭。小说开篇即写道：“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这里无足轻重的并不仅仅是毫无归属感的萨林姆，读者也能感受到作者奈保尔的尴尬心态和无声的抗议。开篇即奠定悲观、凄凉的基调。接下来萨林姆在废墟上经营小店，最终被迫放弃；费迪南展现出非洲人的失败；雷蒙德的理想幻灭；耶苇特陷入对性欲不可自拔的迷恋中。这一系列的事件逐层加深小说的悲观氛围。虽然没有撼人心弦的悲怆，但小说中充满无止无休的失望与悲凉。康氏曾一度被喻为“毁灭中的作家”(Berthoud 1978:14)，看来，“毁灭中的作家”至少应该接纳一个新成员。

4 苍白的女性与不尽完美的语言

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就连它们的不尽完善之处也体现出惊人的相似。首先，非人性化的处理，更确切地说，是对女性的忽略，这也许源于作者的性别歧视，也许是受他们的个人经历影响。小说中女性角色虽有出现，但被塑造的单一、软弱、伪善、缺乏个性。在《黑暗的心》中，库尔兹的未婚妻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既无活力也无生机，似乎只能有助于强调作者对理想主义的描写：虚弱、病态、颓废；他的非洲情妇，尽管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却被剥夺一切精神行动，成为没有灵魂的存在，一种提供纯粹肉欲快乐的尤物。她们一个象征着精神，一个象征着肉体，在作者的无意或有意而为下，分裂成人性的某个方面，丧失整体性。《河湾》对女性的描写虽然笔触较多，但众多女角色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没有一个是活生生的人物。在小说开篇给予扎伊尔相当的篇幅，成功地吸引读者对她命运的关注与期待，可是故事发展不到三分之一处，她就毫无理由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比较之下，舒芭的性格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缺乏必要的过度。耶苇特，魅力四射，十分性感，但却肤浅、充满幻想。众多非洲女性角色，要么勉强自立却不敢追求人生幸福；要么瘦小丑陋，从事低贱的苦工；要么丰腴热情，沦为男性的泄欲工具；而白人女性则或羸弱、无力，或虚荣、空虚。当然，故事的题材决定着男性的中心地位，且作家也难以僭越时代和个人的生活经历，但这些女性人物的塑造确实是个遗憾。

其次，由于英语不是两位作家的本土语，他们小说中的语言都有不尽完美之处。康拉德用他的第三外语创作小说。法语对他的英语写作产生过多的影响。他的母语——波兰语的影响也很大。这种影响体现在语法、词汇，尤其是拼写上。他自己也承认“英语至今对我仍是一门外语，掌握它还需异常的努力”(Spittles 1992:24)。与康氏不同的是，奈保尔在伦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英语也十分熟悉，但是仍有评论家十分苛刻，如约翰·迪埃姆曾评论：“他的印度出身在他身上留下不可否认的印迹”(Benson 1994:1074)。奈保尔本人也曾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英语变得日益“印度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他们的英语也因其偶尔出现的奇特的句式、别样的选词、徐缓的节奏，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渐入佳境，他们的非洲表述也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另外仍需强调的是两部小说理解上的模糊性。当然，“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斑驳复杂、开放多样的，不同的视角和理念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评价与欣赏”(王升远 2013)。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部小说都可以被当作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文本得以引证，反之亦然，也可以被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文本引证。对康氏而言，非洲的原始与暴力超越了洲际，对西方文明是一种攻击，第三世界国家将贫困落后的状况归因于殖民主义统治的后遗症。事实上，其自身也存在问题，如道德沦丧、官员腐败，等等。更有学者大胆指出，康氏在《黑暗的心》中“只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外对非洲人所谓的‘兽性’加以描述”，奈保尔则“着重探索他们的人性，敢于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然而，对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批评绝不意味着对先前的殖民统治的留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奈保尔指出了白人不敢坦言的事实，然而，因为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历史等一贯冷漠、毫不同情的态度，他也招致诸多批评。在他的小说中，奈保尔对人类的本性给予关注，这也被看成是弥补不同民族文化鸿沟的努力，是对欧洲主流文化霸权的颠覆。在《康拉德的黑暗》一文中，他简短概括如下：“灵魂中隐藏着不可想象的神秘，不知限制，没有信仰，不具恐惧的是黑人，而非白人，他们疯了，不是因为与荒野、原始森林为伴，而是被生活在金沙萨急流上恩格列马山上的先锋们建立的文明所招致” (Naipaul 1980)。

简言之，在《河湾》中，奈保尔承担起康氏继承者的角色，而且有所发展和超越。一样的黑暗、一样的深沉、一致的批判、一致的祈盼，不由不令读者耳畔回响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是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Naipaul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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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颖】

DarknessAroundtheRiverb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HeartofDarknessandABendintheRiver

Cheng Shua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Conrad’sHeartofDarknesswas published eighty years earlier than Naipaul’sABendintheRiver.The authors share the same multicultural practice, rich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re are striking similarities in the choice of the subject,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profound symbols, and the gloomy tone in both novels. The readers’ contradictory understandings of the purpose of the novels indicate the embarrassment caused by the distinctive identity of the authors. The pale women characters and the unauthentic language of the two novels are also alike. The authors dealt with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erialism, but Naipaul showed sympathy as well as criticism to the Third World. In a word, Naipaul’s writing had not only been influenced by Conradian writing but also succeeded and developed it.

HeartofDarkness;ABendintheRiver; Conrad; Naipaul; comparative study

I106.4

A

1000-0100(2014)04-0132-5

201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