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琪

(1山东科技大学，山东泰安271000;2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大规模制度化变迁，引发了中国诸多种社会结构形态的深刻改变。对于这次社会变迁，学术界一般用“社会转型”来加以命名。剧烈而持续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等各种社会群体关系的不协调与矛盾，导致了社会结构紧张。紧张社会结构所迸发出的社会张力，导致了具有转型特点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面对转型期频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如何测量社会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学界探索的问题，总结起来有四种测量方法。

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社会转型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而是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进程与发展。较早代表性运用“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对社会变迁进行描述的为李培林199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题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的文章。文章指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都发生转变。［1］可见，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不仅是部分结构方式的简单和暂时的变动，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全方位的、长时期的包含社会运行机制在内的深刻变革。此后，“转型”一词较多地应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处于变迁期中国社会的描述中。至今以来，大多数学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一般将“社会转型”界定为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相伴随的社会转变过程。［2］

中国的社会转型属于经济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其他领域配套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所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与冲突没有及时消化，导致转型中出现了结构冲突、机制冲突、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亨廷顿认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社会运行是稳定有序。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社会中，往往充满了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3］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中国深处全球市场经济浪潮中，全球化的每一次变动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体制变革和转型，体制变革迸发出巨大的爆发力强有力地冲击着中国社会，中国既要吸收压缩西方社会走过的几百年的市场化、现代化社会发展历程，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动者又要开拓出自己的发展道路。［4］急剧的社会变革导致了转型期矛盾与冲突的集中。

二、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客观测量

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频出现，引发学界对测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思考，如何准确的测量社会矛盾与冲突极具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同学科对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测量指标和方法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测量方法有两种:一为客观外在测量指标与方法;另一种为主观测量指标与方法。客观外在指标测量分为两种:一为社会学社会结构测量指标与方法;二为经济学测量经济差异测量指标与方法。

(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结构客观测量方法

社会学通过社会结构形状来测量转型社会矛盾与冲突。测量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代表性社会结构形状有四种:

1.“丁字型”社会结构。李强教授通过分析我国“五普”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的。“丁字型”结构中的一横代表的是数量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一竖则更多的代表城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阶层。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的分隔，而造成城乡分割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是户籍制度。“丁字型”社会结构非常形象的表现出阶层之间是界限分明的。直角形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没有缓冲或过渡，构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导致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和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产生。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5］与之相类似的是“烛台”型社会结构。张翼、侯慧丽利用“五普”资料，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种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比率，认为中国阶层结构是一个底盘很庞大的“烛台”，认为中国底层社会数量庞大。［6］

2.“断裂社会”型社会结构。孙立平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断裂和失衡，形成了一个“断裂社会”。表现为整个社会形成了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上层社会由三类社会精英结盟构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垄断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而社会下层得到的利益较少，导致生活境遇恶化。于是往往采取一些非正式手段抗争。［7］中国社会自90年代以来发生断裂，形成精英阶层和一般群体的划分。并认为，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分层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阶层逐步定型化。［8］

3.“断裂”与“碎片”化社会结构。李春玲认为，当前社会经济分化的主流趋势是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即在分化形态上表现为“多层分化”，在分化的趋势特征上表现为“结构化”，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断裂”。尽管存在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差距以及其他方面的分化与结构化的趋势，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的高低排序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排序以及其他方面的地位高低排序并不一致，社会结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9］

4.“紧张性”社会结构。李汉林在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以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与分化确实导致了结构紧张的产生。［10］

(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学客观测量方法

经济学通过分析经济差别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程度。

1.中国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从产业部门角度来看，农业作为基础性的产业，相对于工业来讲，本身的利润率较低。一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便存在。在考虑隐性补贴与地区价格差异的影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进行估计，发现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这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11］

2.地区差异。地区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导致了各地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一般而言，在地理位置优越，有丰富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往往有较多的发展机会。但地理优势仅是地区发展的条件之一，除此之外，制度的引进和国家给予的政策和优惠条件也是地区之间差距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不同地域在市场机制引入时间各不相同，一般而言，东部沿海地区较早引入市场经济，典型的是东部沿海地区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12］［13］

图1 城乡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

Y1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Y2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X表示年份。资料来自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

Y1表示东部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Y2表示中部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Y3表示西部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X表示年份。资料来自于200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3.行业差异。不同行业之间，在收入水平上存在差别。行业的划分有多种划分方法，但是，行业差别更多关注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差异。［14］垄断性部门由于处于特殊的垄断性地位，凭借垄断性地位会产生垄断性收益，垄断性收益影响到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构成。高度依赖再分配体制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已经成为高收入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依赖国家再分配体制的行业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和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多集中在科研、教育、卫生等行业。在经济领域的垄断各行业中，最典型的是金融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国家垄断行业高工资现象十分突出。行业分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15］收入分配绝不仅仅是个别因素在起作用，其他结构性因素，例如行业，在收入分配中也至关重要。特别在某些垄断行业，诸如金融房地产、能源交通运输及供应等行业。［16］

4.单位与所有制性质之间差异。城市职工收入差异与单位和所有制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中，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普遍采取的特殊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整个社会的运行离不开单位组织形式。不同单位实行的是不同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影响到不同单位获得资源的方式和水平。虽然市场经济模式的引进，带来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的改变，但是，行业和单位性质作为再分配经济的路径依赖，仍然是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叶林祥等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发现影响企业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来讲，所有制的影响大于行业垄断的影响。分析表明，行业垄断是导致企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前提条件，所有制是导致企业工资差距的必备条件，行业垄断与国有企业的结合才会导致日益扩大的企业工资差距。［17］

图3 不同单位性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异

Y1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Y2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Y3城镇其他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X年份。资料来自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虽然客观测量方法具有诸多优点，但客观测量的效度一直备受质疑。因为，虽然客观存在差别，但不同地区和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对于同一差别反应不同，并不必然导致产生社会矛盾与冲突。还有其他方式来测量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所以，对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观测量指标与方法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主观测量指标与方法一:满意度与幸福感

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心理学或人力资源管理中经常运用的测量指标，主观方面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满意度和幸福感与整体生活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满意度和幸福感与社会矛盾往往是反比例关系。

(一)满意度

满意度从主观角度考察生活感受、态度和认知水平。满意度分为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展现了个体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总体性认知和评估。一般而言，满意度与社会矛盾与冲突呈反比例关系。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高，社会矛盾与冲突越低。反之，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低，社会矛盾与冲突则越高。生活满意度研究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各国认识到社会的生活质量的测量不能仅仅通过单一经济指标来考察，必须寻求其他多种主观衡量指标，满意度和幸福感开始作为主观测量指标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主要就测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理论和机制进行了研究。［18］［19］国内的实证研究则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研究者发现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20］［21］当基本生活保障达到一定程度的满意之后，积极乐观的情绪和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在保持较高生活满意度中具有重要作用。［22］所以，通过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就能反映出当前居民对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感受状况。

(二)主观幸福感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幸福感成为测量人们幸福与否及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幸福感一般指人们对当前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是主观生活质量，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等的有机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讲，幸福指数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生活质量是幸福指数的现实载体。所以，通过幸福感可以测量出社会矛盾与冲突。在一个国民普遍幸福指数高的社会里，社会矛盾与冲突将降低，而在一个国民幸福指数较低的社会里，社会矛盾与冲突将增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关于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增多。幸福感日益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幸福感测量指标中，收入变化、城乡差异、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的影响。［23］［24］［25］［26］

四、主观测量指标与方法二:社会意识与社会态度

社会意识、态度和行为选择关系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态度包含认知、情感、动机或意向三种要素，各种要素相互制约关系，组合而成。态度总是针对一定对象的，对象不同，态度就不同。一般认为，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因为无论态度的对象还是态度主体，无不是处于社会中，所以，态度又称社会态度。社会态度中三种要素围绕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在对象与主体关系上，态度主体的价值观念就决定了态度，影响到对态度的认知、情感与动机或意向。态度作为心理倾向，带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所以，态度一经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27］态度与行为选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

鉴于阶级意识在社会意识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阶级意识和阶级态度备受关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萨瓦吉(M.Savage)教授，在《阶级分析和社会转型》一书中认为，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认为人们的观念和社会态度同样也在改变，社会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28］随着个人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涌现，基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和意识的“碎片化”。［29］“客观阶级”与“认同阶级”并不等同，两者往往不能一致，也就形不成阶级意识和共同行动。［30］李培林等在2006年对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31］但另一方面，几个基本社会经济群体(或者称之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在人们意识中日益明晰，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等级体系正在人们头脑中构建，人们已经比较明确地感知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分化的、而且边界清楚的形态。当前人们对收入差距的看法较为趋同，每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都倾向于承认收入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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