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立，陈新军 ，李 纲

（上海海洋大学1.海洋科学学院；2.图书馆；3.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渔业可持续开发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306）

柔鱼（Ommastrephesbartramii）为西北太平洋海域重要的经济头足类之一［1］。我国于1993年对该资源进行开发，之后捕捞规模和作业海域不断扩大，产量稳定在6～10万t间［2］，是我国远洋渔业重要的捕捞对象。国内外学者在柔鱼渔业生物学，包括种群结构、洄游、年龄与生长等，渔场形成与变动、资源量变动以及渔业资源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9］，陈新军等［10－11］利用 Delury衰减模型、基于贝叶斯统计方法的Schaefer模型对西北太平洋柔鱼资源量进行评估，并对其渔业管理策略做了风险分析；曹杰等［12］利用世代分析法估算了不同自然死亡系数下柔鱼冬春生西部群体的初始资源量，以及以该群体为对象的渔业管理参考点。但在柔鱼渔业资源生物经济学方面则没有研究。目前，国内利用生物经济学模型来研究渔业资源优化配置及管理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东黄海鲐鱼方面［13－15］，且传统的生物经济模型只考虑贴现率α＝0和α＝∞ 两种特殊情况，未考虑贴现率变化对渔业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16］。渔业资源开发是1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资源数量本身，而且还包括投入成本、经济效益以及社会就业、生态影响等。因此，本研究依据渔业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16－17］，利用我国鱿钓船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捕捞的柔鱼产量、捕捞努力量和经济成本与渔获数据，探讨不同贴现率情况下柔鱼渔业资源生物经济学的优化配置，为西北太平洋柔鱼渔业资源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