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凤++赵修磊

摘 要：作为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端，济南事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广大研究者根据现有史料从不同的侧面、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济南事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63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端。近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和论文相继发掘、利用及发表，学术界对济南事件的研究逐步深入，从单纯的事件研究向国内民众、中外关系及日本侵华等方面拓展，研究者对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但仍有待填补、深究之处。鉴于目前尚无一篇关于济南事件研究成果的总结性论文，笔者特撰此文，以求全面介绍和总结相关学术成果，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简要回顾

1928年4月，蒋介石率北伐军直逼山东济南。北京政府山东督办张宗昌部节节败退，于30日夜撤离济南退至黄河以北。北伐军于5月1日进驻济南城内、商埠及城郊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于4月21日出兵山东，至月底，日军陆续占领济南商埠部分地区，与北伐军形成对垒之势。5月3日，驻商埠日军突袭北伐军，残杀中国军民，直至11日完全占领济南城。此后，双方陷于胶着状态，时谈时停，至1929年3月28日达成最终协议，日军于6月16日全部撤离。此即济南事件的来龙去脉。

“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当局为掩盖其罪行，全力开动本国及在华的传媒机器，肆意造谣，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将济案发生之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排日与中国兵的抢劫。日本的这一举动更引发中国舆论界一片哗然，《申报》、《晨报》、《大公报》等媒体纷纷对日军的无耻行径进行谴责，揭露日军暴行及反映各地、各阶层民众动向的纪实报道相继出现，主要有：无袈和尚编《济南惨案》、[1]旭社编印《济南惨案》、[2]恨生著《济南痛史》、[3]李宗武编《济南惨案史》、[4]任独人编《最近的中日问题》、[5]杨汉辉编《五三新血》、[6]郁道编《五三血》、[7]唐巨川著《日本蹂躏山东痛史》、[8]济南编辑社编印《五三国耻济案惨史》、[9]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印《五三济南惨案画刊》、[10]民众宣传会编印《济南惨案真相录》、[11]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济南惨案》、[12]民众日报社编印《民众日报济南特刊》、[13]第一交通大学学生会出版部编《济南惨案特刊》[14]等。南京政府对日军出兵山东隐忍克制、尽量避免军事对抗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以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国国民党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纷纷编印《济案特刊》，其他机构如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五三惨案小史》、[15]国民党广东省民众训练委员会训政科编《济南惨案》、[16]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印《济南惨案记录》[17]等小册子，揭露日军暴行及阴谋。1929年由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五三血》[18]不仅详细记述“济南惨案”史实，并有戴季陶等所撰写的纪念文章、日军暴行照片及蒋介石对日本通牒的答复等。随着中日双方协议的达成及日军的撤离，关于济南事件的相关报道告一段落。这一时期的著述多以记录事实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少，后起学界多将其当作资料使用。

20世纪50年代，关于济南事件的研究兴起。骆承烈著《济南惨案》[19]是笔者所知研究济南事件的第一部专著，从中可以了解基本史实，并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但主观性强，时代特色过浓。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编《济南惨案史料》、[20]台湾学者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9、22、23辑）[21]记录了事件发生前后南京国民政府重要文电来往、事件发生时的纪实报道以及回忆录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有关济南事件的史料和专著相继整理和出版。大陆现已整理出版的史料主要有：杨从瑀、张莉莉选编《济南惨案纪实和北京各界声援济案活动有关史料》；[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23]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9册）；[24]济南市档案馆编《毋忘国耻——济南“五三”惨案档案文献选辑》[25]等。原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回忆录《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26]再现了事发时的若干片断。此外，中央档案馆与各省市档案部门联合编印的革命历史资料中也有零散记载。台湾整理出版的史料主要有：蒋永敬著《济南五三惨案》；[27]痛心人辑《济南惨案》。[2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29]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30]及沈亦云著《亦云回忆》[31]等也有相关资料。

更可喜的是，济南市档案馆为了真实地还原济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直没有放弃对原始档案的搜集。近年来，济南市档案局组织开展了“济南惨案”档案资料专题征集活动，征集到各种有关济南事件的文字资料596件（册）、图像资料1128张。这些历史档案资料，几乎涵盖了济南事件的全过程。其中，从日本征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始档案资料，包括174件近5000页当时日本政府原始档案的电子复制件，如日本政府内阁关于济南事件的决议文件、防卫厅关于日军部队行动命令文件、外务省关于济南事件的文件、关于中国民众纪念“济南惨案”活动的谍报文件等，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日本议会、内阁、关于出兵山东调动部队、惨案发生、交涉、各国态度、新闻舆论、蔡公时遇害等情况，几乎囊括了济南事件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这批资料中，还有制造济南事件日军部队的写真帖、日本出版的济南事件画册、名信片共500余张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日军出发、青岛登陆、济南施暴、最终撤退的全过程，是日本军队侵犯山东、济南施暴的铁证。对这些宝贵的档案资料，济南市档案馆及时整理，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了“济南惨案”档案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便于社会各界查阅利用。②

随着资料的不断出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济南事件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取得了丰硕成果。李家振著《济南惨案》、[32]朱建信著《济南大血劫》、[33]鲁振祥、杨群编《济南五三惨案》、[34]孙兴杰编著《济南惨案》、[35]刘春明编著《五三祭》[36]等著作陆续出版。这些著作详尽地叙述了济南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赵修磊硕士论文《1928年济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则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较全面详尽的解读。[37]

此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同时期发表的研究济南事件的论文超过60篇，对济南事件的起因与地位、中日交涉问题、事件前后的民众问题、中外关系问题及事变中各派力量的应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下就上述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和总结，求教于方家。

二、观点举要

（一）事件的起因与地位。

济南事件的发生究竟是偶然的冲突，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学界的看法截然相反。日本不少学者坚持，济南事件是由于中日军队偶然的军事冲突引发的。[38]有日本学者提出具体的起因是北伐军宣传员在南魏家庄贴标语，双方发生争执，后来引发了军事冲突。[39]井上清虽然承认济南事件缘起于日军对北伐军的寻衅阻扰，但仍然坚持“五三”惨案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结果。[40]

在国内，虽然诸研究者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都否认济南事件是一起偶然事件。李家振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他明确指出“济南惨案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偶发暴行或孤立的侵略行动，而是推行其整套侵华国策的产物”，即使没有贴标语的事，日军也会发动进攻，因为五三突袭只不过是日军实施其预谋的战争计划。他还进一步强调，“不使用‘冲突这个词，因为它混淆了是非曲直，掩盖了事件的本质。”[32]陆卫明通过对日蒋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济南惨案是日蒋矛盾激化的产物。[41]冷本生认为日本的目的在于借国民党军队北伐之机，制造战争恐怖，与关东军南北呼应，占领山东和满蒙。[42]徐梁伯也赞同日本出兵不单纯是要阻止蒋介石北伐，更重要的是想趁机攫取山东与东北的权益。[43]还有朱利义、[44]宋云鹏[45]等人也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类似的分析。

申晓云则将济南事件置于国际大格局之下，对引发这起事件的复杂国际背景和深层原因进行了考察，并得出济南事件是日本为挣脱华会体系束缚而迈出试探性步伐的结论。[46]田克深、张悦认为济南事件既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需要，也是日美争夺中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47]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济南事件处于何种位置，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诸研究者基本上对“济南事件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端”这一观点达成共识。李家振指出，“从东方会议的谋划，《田中奏折》的形成，以及在此指导下的侵华战争的历史过程来看，‘济南惨案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序幕。”[48]刘培平认为“济南惨案”与“九·一八”事变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而“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49]李云峰认为不抵抗政策并非产生于九一八事变，而是发端于济南惨案。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50]臧运祜认为济南事件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政府“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实即肇端于济南事件交涉。[51]

（二）中日交涉问题。

中日交涉问题与南京政府的政策走向密切相关，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杨天石根据美国所藏黄郛档案，对事发后黄郛主持的前期交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尽管济南事件的对日交涉由黄郛主持，然真正的主角实为蒋介石。济南事件的交涉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52]臧运祜利用日本出版的外交文书等资料，对王正廷主持的后期马拉松式外交谈判进行了深入分析后，也持此论。“济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日外交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屡受诟病的对日政策，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51]鹿锡俊通过研究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交涉，认为济南事件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53]沈予[54]、王志国[55]及查建瑜[56]亦持类似观点。顾昭明通过对南京政府性质的研究，认为南京政府在济南事件中的对日妥协，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57]张晓峰则认为其妥协是服从于改订新约运动的需要。[58]

作为济案交涉的重要人物，黄郛在交涉中的责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争议。台湾学者谢国兴对黄郛主持的外交交涉进行研究后，认为济南事件交涉的失败不应由黄郛一人来承担，时代与环境不允许交涉成功。[59]祁冰则认为黄郛秉承了蒋介石亲敌、妥协的外交方针，对交涉的失败负有很大责任。[60]

（三）事件前后的民众问题。

关于济南事件前后民众与政府的互动问题，是近年来济南事件研究的热点问题，既有总体性研究，又有个案分析，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对于济案发生后各地的反日运动，姜豪、林开明分别以上海与天津的抵制日货运动为个案，对民众抵制日货问题进行考察，[61]但基本上属于资料性质的成果。2001年，韩国学者裴京汉以上海等地反日会组织为对象，对事发后的国民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进行专题研究，认为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而是要反对“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62]此后，济案后的反日运动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赵修磊提出，事发后，南京政府指引了全国各地民众排日运动的走向。前期，南京政府各地党政机构参与到排日运动中，并对不符合其要求的民众运动加以限制；后期，南京政府将反日会改为救国会，引导民众运动向不反日方向转变。[37]齐春风对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国民党中央基于压抑民众会使民心丧失或放纵民气则使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的考虑，选择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的考虑，国民党最终将这场反日运动打压下去。[63]李洪珍对上海反日会的成立进行个案研究后指出，上海反日会的成立是国民党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结果。③周斌更关注的是反日会内部的派别斗争，他对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在反日会的斗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控制，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64]周石峰通过对济南事件后抵制日货运动的效果进行多维审视后，认为抵制日货乃是济南事件后国人反日救国诉求的核心表达。计量检视表明抵制日货可以打击日本经济，但通过“抵货”制止日本侵略的政治目标则难以实现。抵货救国的主张，仅可视为民众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必须谨慎评估其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65]

赵庆云则从民间舆论的角度着手，指出济案爆发后，中国舆论界曾一度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及在野党派，以为依靠他们的力量可以遏制军阀政府，使其改弦易辙。但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日本在野党派逐渐显露其侵略本质，中国舆论界开始倾向于强调日本民众与军阀政府 的一致性，并将日本“人民”全然归入敌对阵营。民间舆论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引导，反过来又对南京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66]

（四）中外关系问题。

关于济南事件中的中外关系问题，研究者比较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其他方面的成果不多。

罗志田认为济南事件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事件之前，国民党基本是重内争轻外事；在此事件后，消除外患、联合美国以抵制日本成为当务之急。罗纠正了过去将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视为亲日的传统观点，指出实际上北京政府此时的外交是力图向美国倾斜。[67]洪岚也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直以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为重要外交策略方针。日本有意扩大事态迫使南京政府转而求助西方，选派王宠惠、伍朝枢、胡汉民赴欧美争取国联和英、美、法国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外交格局亦由此发生重大改变，即外交策略重心由日本转向欧美。[68]黄文德利用“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档案”从第三国的角度对济南事件的真相及美国在调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美国在济案发生之初由于信息不畅，对调停持保留态度。5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端应南京之邀介入济案后，美国方采取积极态度，但5月24日意识到日本国内对谈判的最终目的无法达成共识后，美国遂以观察替代仲裁游走于济案交涉。由于美国情报搜集工作的不足，加上南京政府宣传力度不够，美国在调查济案责任归属时站到了有利日本的方面。[69]

王蓉霞通过对英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分析，认为英国对“济案”中的日本采取同情态度。[70]陈清清则从日本的角度解读此事件，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作深入研究。陈指出由于日本军阀在暴行后的虚伪宣传，不少日本人认为，济案之起乃因“南军先开枪”，国民革命军无纪律，故“此次之责任，全然在华方”。[71]

（五）事变中各派力量的应对。

对南京政府、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立场采取的应对济南事件的措施，研究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赵修磊从危机应对的角度，全方位考察南京政府的对策。他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事件发生前夕，南京政府即采取以护侨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力避日本出兵。面对日军的侵入，尽管也采取了诸如强烈抗议、外交谈判等措施，但由于其将全力击败国内政敌放在首要位置，不得不接受日军进驻山东的事实；二是事发后，蒋介石为首的前线将领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随后南京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国民政府全面而细致的对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重内轻外的策略让日本政府抓住契机，再加上双方实力的不等，注定国民政府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日军无条件的撤离和所谓调查委员会的设立是济南事件的最终结局，看似平静的局面实则酝酿着新的危机。”[37]顾昭明从南京政府的角度考察济南事件，认为“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以完成‘北伐为托辞，严禁军事自卫和人民群众的反日斗争，对日本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最终，“软弱的南京政府以放弃追究日本军队侵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军民的罪责为代价，换取日军的撤兵，为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57]

此外，赵修磊又从北京政府的角度对日本先后三次出兵及济南事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探，认为针对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的事实，北京政府先后多次提出强烈抗议，驳斥其出兵理由，要求日兵从速撤出山东，并提出解决济南事件的初步设想。在把济南事件提交国际联盟处理这一环节上，北京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面临垮台的北京政府对此不可能有太多的关注，其举动多少给人一种迫于应付之感。[72]左世元亦对北京政府的反应进行了研究，认为济案发生后，奉系首脑内部逐渐取得了“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共识，张作霖多次表示要息争御侮。左认为促使奉系军阀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有三：一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二是奉系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结果；三是奉蒋因各自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73]

黄金凤认为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也想借此事件有所为。前期，在“革命高涨论”的影响下，反日、发动民众的落脚点在于反国民党；后期，随着对革命形势认识的深入，争取民众、积蓄力量成为其政策的核心。[74]

（六）其他方面。

1.济南事件中的宣传问题。济南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左世元认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非常重视对济案的宣传工作，济案发生后，南京政府一方面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同时并未放松对国内宣传的掌控。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75]赵庆云则侧重济案后南京政府及民众对国际宣传的研究。他认为，济案发生后，为了揭露日本将济案发生归咎于中方的阴谋，民间组织以多种方式进行国际宣传，将日军之残暴、中国所受之屈辱诉诸国际舆论，赢取各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官方的无线电台、通讯社、外文报纸，也作为当务之急兴办，并很快初具规模。“济南惨案中显得参差凌乱的对外宣传可以看作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与日本国际宣传战的一次预演。”[76]

2.国际法与济南事件。李家振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角度对济案进行探讨，认为日本政府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是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济案的发生不是什么“中日军队的冲突”，也不是日军的偶发暴行或孤立的侵略战争，而是国家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对于济案负有不可推卸的国家责任。

3.死伤人数及财物损失研究。《济南惨案死伤人数及财物损失统计资料》[77]一文对济南事件死伤人数及财务损失作了一个大概的统计。查建瑜[78]与李祚明[79]对蔡公时等遇难者的确切人数进行了考证，确认日军惨杀蔡公时及其随从的确切人数是17人。风帆对蔡公时遇难的经过及善后事宜进行了分析。[80]

三、几点想法

总观史学界的研究，关于济南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已比较清晰，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期待。

（一）应加强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与搜集。济南事件历时久、影响远，对该事件的即时报道颇多，许多国家、地区、国内省市档案部门及民间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一些反映时情的珍贵资料，尤其是战后美国从日本手中弄去了不少原始档案资料，有关部门应该加紧搜集整理该部分资料。杜红波呼吁建立一个集资料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五三”惨案档案资料中心，[81]达到警钟长鸣的目的，是为必要。济南市档案馆于今年建立的“济南惨案”档案资料专题数据库应是作为这一呼吁的回应，它对更大限度地还原事件及认清当时国内外舆论走向等有重要意义。

（二）应加强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入。济南事件不仅涉及到当事两国，美国参与了调停，英、德、韩等国、苏联及共产国际亦对该事件予以了较多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放在美国方面，对其他国家则关注不够。在国内，济南事件使当时处于敌对状态的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中共面临一个极为微妙的局面。外敌来犯，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中共如何应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势已有相关研究，但均集中在各自的对策方面，对于三方对策之间的互动及对国内政局的影响，则关注甚少，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迄今，“济南惨案”的发生已80余载。在沉痛悼念逝者的同时，笔者期盼迎来济南事件研究的新高潮。

注释：

①本文曾提交“第二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学术研讨会讨论（2008年11月广州）。

②济南档案信息网http：//www.jndaxxw.gov.cn/dangan/content.asp？ArticleID=9732。

③李洪珍：《济南惨案与上海反日会的成立》，近代中国研究网2005年8月1日首发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0119314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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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金凤（1978—），女，广东广宁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赵修磊（1977-），男，山东莒南人，广东省档案局督导处干部，历史学硕士。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