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信芳

在上海老作家中，沈寂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位。今年九十高龄的他显然是个异数。诚如他的老朋友、著名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所言，“他到底干过多少个行当呢，我真是数不过来”。他的人生大起大落，本身就极富戏剧性。年轻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他搞过儿童文学，后来写小说、编刊物。他写的长篇小说受到香港电影界的关注，曾经被请到香港当上了电影编剧。回上海后改当电影编辑。他骨子里是一位作家，在老上海，他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频频交往，也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

沈寂在文艺界的朋友众多，然而近年来不少熟识朋友的纷纷离去让他感慨不已。每每参加告别仪式，痛心之余，却有一样东西引起他的注意，那就是挂在遗像两侧的挽联。这是活人对死者的评价，老同事谢晋导演的“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声似又在耳边响起。读着读着，他竟想到了自己——百年后，挽联上将会出现怎样的文字。

那天我坐在正对八万人体育场的沈先生家中，听到此话，不由惊叹地发问，沈老，您怎么会有这等想法？先生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个人到了终点站，看看被人如何评判，应该很有意思吧。

于是老先生有了另请高手求作“挽联”的想法。先生一生著作繁多，作为写老上海的行家，《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可谓三大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