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

毕四海的小说，90年代的时候我读得比较多。尤其是他的小说《选举》出来后，我是在第一时间看到的。这个小说写得很特别，与一般的官场小说、一般的现实主义的或是写实主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如叙事视角的变换，你很难说这个小说里边谁是主人公，最后发现他小说里边的权力、政治，这可能才是主人公，所以那时我就写了一个东西叫《毕四海的“政治小说”》，这个命名对他一部分小说还是有效的。文学作品里面对于政治的表现，我们的中国作家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作家在创作中对于中国式的政治生活是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也许是经历过对于政治那种高扬的、高亢的、高调的声区后的调整，到了一定阶段以后突然就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喑哑起来，尤其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很刻意地回避政治，消除这种热情，好像这才是文学。我觉得其实不能这样讲，文学有时候必然要跟我们发生设身处地的关系，我们活一个生活着的社会里，是政治的因素渗透到了边边角角的一个生活社会，作家对这个如果失去敏感也肯定不正常。

如果评价毕四海对我们文坛最有贡献的方面，我觉得可能不是别的，而在于他从80年代至90年代再到新世纪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够突出的政治小说。

他从正门寻访政治小说的韵味，他从公众可以感知的政治生活层面展开自己的经验加想象，而且又有他自己那一套手法，让视角也与复杂的政治生活相契合。他不是直接以写实的、照相的那种，在写法上有自己的那样一种写实和先锋杂糅的特点。即使是看起来高度写实的叙事语言，在架构上也保留探索的意向。他总想拿出一点新的手段来。他清楚对象的复杂性，这决定了他要用不再单一的手法来写。就以《选举》为例，如果专门写一个选举的过程，怎么酝酿，怎么走关系，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一个有希望的人最后可能是没希望，一个什么人突然捡了便宜等等，如果用单一的视角来进行的话就很难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焦灼和叙述的节奏感，因为政治权力的操纵过程本身就非常繁复，需要一种繁复的结构方式和繁复的记事方式来跟它匹配。

很多人说到他对人性的探析描摹，尤其是对官场中人性的异态揭示，都归于政治和权力的动因。在我看来他更注重的还是经济因素或者说商业因素这一社会性的制导力量对人性的修改。就是说，他想探讨经济人生的变异、异化，政治生活仅仅是经济人生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背景的张大，他才把这个变异的过程写得那么有根据有撕裂感。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四海有一种微妙的情绪，一个情绪是对这种变异者的人性的某种不满，甚至是批判，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他在作品当中能够表现出某种对这个变异过程的欣赏。这个欣赏大家不要小看，它是他叙述的巨大动力。如果没有对变异过程的欣赏的话，他的最终指向也就是说批判也表现不出来。所以在这样很矛盾的意识里边，我觉得毕四海小说那种特异的特色就有所展现。他一方面写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态里面那种慌张的状态，抓到一个东西比如权力就攥得死死不放，为此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导致一种几无宁日的生活心态，以此小说具有了人性深度；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以拼命追求权力并获得权力的过程和在政治的幻想里边那种寻欢作樂的情境而获得巨大快感，以此小说又具备了引人人胜的可读性。

他的语言.尤其是长篇小说里的语言确实有一定的问题。不过这也不值得过分计较。如果把巴尔扎克和雨果进行对比，这两个同时代的伟大的作家，单从语言上看，巴尔扎克肯定输给雨果，雨果语言的那种华丽、贵族气，是穿着色彩绚烂的衣服的那种感觉，而巴尔扎克是一种穿着宽松的睡袍甚至蓬头垢面的那样的一种语言，但是，从体例上看，作为小说，巴尔扎克的体例是多么庞大、激荡能力是多么巨大，而雨果《悲惨世界》永远也做不到《人间喜剧》那样一种巨型的统摄力和囊括力。关于这一点，英国传记作家斯特里奇曾经做过精彩的比较。

语言的特点和文体有一定的关系，毕四海有的短篇、中篇在语言上还是相当讲究的，的确，他的讲究程度跟现在的那些非常精致的小说比，还是差了一点。但是在长篇写作问题上，毕四海语言的“粗放”反而是一种力量的表征。因为，如果语言的过分讲究精细会束缚它的容纳性和可能性。长篇就像土地一样，不能打磨得跟地板一样光滑，有时候一些粗糙的东西可能会留住人们的一些思绪和思想，长篇有时候可能需要藏污纳垢，需要原生的和不经修饰的东西。这些不“纯净”的、“粗”的东西像自然生态伦理的要求一样，在一部长篇中不可或缺，放到某一个情节条件下的激发可能突然就会导致发酵和裂变，并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能量。

山东作家的创新意识往往不太强，在创作思潮演变中，总是慢半拍，但是山东作家长于慢工出细活。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比如80年代中期的时候，探索性的文学完全纳入了主流文学模式，而过了几年，人们对于叙事的“炫技”由迷恋转为冷静选择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人的结构》，他把那些技法和人本身搭在一起，他在寻求这样一种新东西——先锋意识不仅和文本发生联系，更要和人这个“实地”发生关系。于是探索指向人自身的奥秘，而不是为探索而探索。另外他作品里也努力地融入超

验的也是与民族想象相关的意象，比如说狐狸，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在平铺之上总感觉有一些想法神秘漂浮着。

在毕四海的小说的文化蕴含里，除了传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我觉得还有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尤其是经济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我发现他阅读外国作品也是非常复杂的，在实际创作中，有些在国外看起来本来是相悖的观念，不知怎么他就能找到一个集合点。所以在读毕四海的小说的时候，有时会让你同时想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现实主义像巴尔扎克的那种对人性的分析和对风俗伦理变化的质疑，在作品里面几乎就是无我的叙述。而毕四海在对中国的人性和风俗的呈现和剖析中，有时就干脆把自己放进去，不仅会有自鸣得意，而且还会对自己进行痛彻地批判。

总体上说，怎样从结构匀称的方面增强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继续在细节上多下功夫，从而给当代中国的主流生活以更为真切的整体观照和本质性的文学观察，这些方面毕四海还有相当大的未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