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

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我那年27岁，正是一个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我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拿起笔来一气呵成写了一篇2000多字反驳这篇奇文的文章《我对“好官”的一些看法》，用事实批驳了姚文元泼在清官好官身上的污泥浊水，用辩证观点阐述了“好官”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提出对历史上的“好官”“清官”要做具体分析。1966年2月17日的《文汇报》一字不漏地刊出了我的这篇文章。

但这篇文章几乎让我跌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我知道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庞然大物以及由此带来的厄运，打死我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加上我的“反动资本家”的出身，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到来之际被扣上“吴晗的孝子贤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966年7月，我被红卫兵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受到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