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

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我那年27岁，正是一个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我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拿起笔来一气呵成写了一篇2000多字反驳这篇奇文的文章《我对“好官”的一些看法》，用事实批驳了姚文元泼在清官好官身上的污泥浊水，用辩证观点阐述了“好官”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提出对历史上的“好官”“清官”要做具体分析。1966年2月17日的《文汇报》一字不漏地刊出了我的这篇文章。

但这篇文章几乎让我跌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我知道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庞然大物以及由此带来的厄运，打死我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加上我的“反动资本家”的出身，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到来之际被扣上“吴晗的孝子贤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966年7月，我被红卫兵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受到批斗。

我和十几个被揪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的内容是毛著、“两报一刊”社论、大批判文章，同时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小将”无休止的批斗。大家睡的是通铺，每个人的前面摆着一个课桌，用来吃饭、学习，只要门口出现一个胳膊上带着红箍的红卫兵一喊“某某某出来！”这个人就会站起来跟在他的身后老老实实地去接受批斗。

当时负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动的是一位叫郭文儒的烧锅炉的大师傅。他有一米八的个头，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却温良憨厚，尽管我们这些人当时被红卫兵搞得斯文扫地，灰头土脸，但他从不歧视我们，分配劳动任务时从不高门大嗓。他当着别人的时候直呼我的名字“韩铁铮”，但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他便称我“韩老师”。

1971年暑假前，那天我正在集体宿舍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位负责我们学习、开会的领导跑来指着我说：“你，带上行李跟我走。”我吓了一跳，以为要带到什么地方把我关押起来，大家都心惊胆战地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不想那人接着又指着一个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说：“还有你，带上行李跟我走。”

我俩忐忑不安地扛着行李提着洗漱用具和暖水瓶跟在他的后面。他带着我们两个人去了南菜园的小平房，他打开房门说：“进去吧，以后你们两个就住在这，看菜园。”我们俩人简单地打扫了一下便在这里安居下来。我随身带着一幅大型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便把它挂到了墙上。

菜园的附近是生产大队的农户，和我们“鸡犬之声相闻”，菜园周围有不到一米高的用土坯垒起来的围墙，农户的猪、鸡、狗等家禽家畜常常越过土墙到菜园里觅食，我们的任务除了给蔬菜浇水、打农药，还要负责驱赶这些前来偷袭的“不速之客”。

我们在这里比在集体宿舍“自由”多了，可以提前向毛主席请完罪（当时“牛鬼蛇神”去食堂打饭之前需要向毛主席请罪，就是面朝墙低着头嘴里小声说“向毛主席请罪！”接着默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到食堂打饭，去厕所也没有红卫兵在后面“警卫”了，甚至还可以向监管人员请个假到街上洗澡、买东西……但唯一遗憾的是看不到报纸了，能郑重其事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我随身携带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另外我担心无休止的运动会把我学的一点历史知识还给老师，所以我身边一直收藏着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那时我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常常在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以及上层领导人的变化。另外呢，我盼着自己早日获得“解放”，问题得到落实，尽快回到讲台上继续教我的书……这里虽然见不到报纸，但可以听到广播。附近生产大队和学校的广播喇叭每到吃饭的时间都要播放新闻，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我总是提前吃完饭就站在小屋外面（或坐在砖摞子上）侧耳倾听广播员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诵“两报一刊”社论、大批判文章和新闻稿，生怕漏掉一个字。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广播员经常在文章中提到的“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这句话的时候，“林副主席为副”这半句话却突然不见了——我为之一震，这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肯定里面另有玄机。这以后我多次听广播，果然，广播员在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再也不提“林副主席为副”这半句话了。于是我猜测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出了什么问题，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更不敢相信。

时隔不久，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忘记是哪一天了，一个监管人员带领几个红卫兵突然“驾临”我们这个菜园小屋，监管人员在屋里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把目光投放到我在墙上挂着的那张画，若无其事地说：“把这张画取下来……”我老老实实地站到炕上把这张画摘了下来递到监管人员手里，他随手交给了身后的红卫兵。自然，我什么也不敢问。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的想法再一次得到证实。那天我提着暖水瓶到锅炉房打水，郭师傅正在给锅炉添水，见我进来立刻把水桶放下跑到门外张望了一下，然后转回身来神色紧张地对我说：“韩老师，有件事跟你说，你千万别跟人说，这可要掉脑袋的……”他凑到我的跟前捂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林彪出事啦……”

虽然我对这件事早有预感，但从“革命群众”嘴里说出这事还是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今天我也闹不清楚，在当时“林彪出事”这件事是上级在革命群众中传达了还是流传的“小道消息”……但我在那个时候对所谓“林彪出事”并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种场合郭师傅也没有对我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