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萌+谭红樱

两伊战争极大地影响了以色列的战略思想。以色列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与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影响，适时地调整对交战双方的外交政策。

一、初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力图建立同中东地区的“外围国家”的友好关系，分担在阿拉伯地区主流世界的恐惧心理，而且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西方制度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是许多犹太人所希望移民的地区。外围国家主义政策使以色列同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特别是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建立友好的战略关系，因此这必然使得以色列同这些民族边缘国家建立同盟，例如非穆斯林少数派、黎巴嫩马龙派教徒以及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他们都受到阿拉伯国家主义侵犯的威胁。而伊朗也是以色列推行外围国家联盟的最重要的一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以色列仍坚持传统的对于双方的关系。伊拉克的态度仍然是以色列高层们所忧虑的问题，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狂妄自大的表现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了全部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战争，支持发展核武器以及支持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以色列需要“伊朗”这张牌来分化与削弱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因此尽管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的意识形态给伊朗带来了一些变化。伊朗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但以色列仍然从其长期的“外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出发，维持和伊朗的关系。因此战争爆发后以色列采取支持伊朗的政策，伊朗和以色列还是需要彼此合作来面对共同的敌人：阿拉伯世界。这一时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政策表现在战争时期，以色列单方面的继续向伊朗提供军火，特别是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中，以色列担心伊朗有垮台的危险而大规模援助伊朗，并且希望利用战争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直到1982年后战局转变，伊朗转为进攻一方，但也没有改变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以色列对于两伊战争直到1987年初都是单一的支持伊朗，而这一时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主要目的则是防止伊拉克在战争中东山再起成为这一地区危险的超级大国，使伊拉克不再对以色列有军事威胁。但是以色列单一支持伊朗的政策的负面结果也逐渐的显露出来。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长期致力于向以色列周边国家输出革命，这使得以色列对伊朗的外交陷入矛盾，即以色列支持反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国家一边，而这些武装力量也为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正因如此，以色列在这一时期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支持伊朗的政策。但是大多数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仍然对伊朗新政权抱有积极的假设态度。而关于伊朗输出革命，以色列决策者们认为伊朗此时自顾不暇，面临双重危险，同西面伊拉克的战争有战败的危险以及受到北方苏联吞并的危险并且认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可以通过同德黑兰保持良好的互动从而最终解决。总之，在这一时期，尽管伊朗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以色列仍从长期坚持的“外围国家主义”外交出发，在这一时期完全向伊朗“一边倒”。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与周边、全球局势的变化，以色列面对着新情况、新问题，则必须要做出新的外交调整。

二、中期以色列采取中立的态度

由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从其长期坚持的“外围国家主义”出发，在战争中支持伊朗，这与海湾地区美国的政策直接矛盾，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关系急剧恶化，在两伊战争中美国采取支持伊拉克的态度。在1987年初的时候，美国政府向以色列警告要以色列从所有方面停止支持伊朗，甚至美国前所未有的利用国际访问以色列总统的机会警告其勿违背美国的海湾政策。的确，若美国公众认为以色列在源源不断的支持伊朗，那么以色列则应为美国士兵的死亡负责。其次，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相对缓和，但是以色列支持伊朗也可能使以色列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缓和得到破坏，并且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同样的压力。在国内以及周边局势方面，以色列支持伊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决策者们的注意。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逐步走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统治，成为反以色列恐怖主义武装的输出地，支持强烈反对以色列的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的武装力量。他们给以色列造成了许多的困难。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伊朗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样板将会成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榜样，而这将大大伤害以色列的利益，因此，以色列陷入一个“悖论”中，以色列通过武装他们的伊朗赞助人，使得以色列间接地帮助以黎巴嫩、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反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此外，国内一大批退役的前国防军和情报人员也认为以色列一边倒向伊朗是有缺陷的，以色列决策者们所盼望的霍梅尼政权的快速倒台和温和派的上台并没有出现。由此，以色列对外为了避免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得到破坏以及巩固住同埃及等部分阿拉伯国家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对内为了反对反以色列恐怖主义，使以色列开始放弃单一支持伊朗的政策。到1987年夏，以色列由一系列的谴责战争本身与支持美国在海湾的政策达成共识，并且对于交战国双方的态度都有了较大的差别与变化。在1987年秋，以色列总理在谈话中表示道：“战争对于两伊双方都是不理智的，我们不会卷入其中，我们也没有理由卷入其中”。与此同时，国防部长拉宾在11月的讲话中指出：“战争没有一方是胜利者，我们认为更有机会获胜的一方当然不是伊朗。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不干涉政策并时刻保持警惕。”以色列一些决策者建议向战争的另一方伊拉克或者是其同盟者倾斜。佩雷斯和一些内阁成员也希望找到一条同伊拉克和解的道路。但是绝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以及国防部长拉宾以及工业部长阿里尔·沙龙则反对这一做法，因为在此之前伊拉克同以色列长期敌对并且即使在战争时期伊拉克的反以色列宣传也并未减弱。因此，以色列希望继续保持中立直到霍梅尼下台，伊朗的温和派恢复掌权为止。

三、后期以色列的态度

在整个八十年代，伊朗支持反以色列的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武装力量以及强烈的反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这种倾向把以色列推向阿拉伯世界的怀抱。其次，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迎合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巩固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色列总理在1987年11月25日的谈话指出：“我们强烈支持美国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丑陋的战争继续下去，美国的干涉对于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发现，所有在这一地区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已经感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安全、稳定、生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依靠美国”。最后，以色列的决策者中支持倾向于伊拉克的也逐渐占据主流。在1988年初，报纸引用外交部长塔米尔以及能源部长沙哈勒的话指出：“我们应建立一个亲伊拉克的环境”，“我们要重新考虑对两伊战争的政策”。释放出希望同巴格达建立关系的信号，与之相对的，以拉宾为代表的希望继续坚持“外围国家主义”希望继续支持伊朗的主张则没有什么人对此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伊拉克也在早些时候放出过和解的信号。伊拉克副总统和教育部长指出：“伊朗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相较于以色列更大”。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1987年11月25日的专访时指出：“以色列继续不断地把伊朗武装到牙齿，因此看不到两国关系好转的前景”。——这里暗含着若以色列改变对伊朗的支持就能得到伊拉克的回报。但是，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和以色列签订了什么协议，伊拉克此时还无法确信以色列的温和声名“是一个战略而非策略”。而伊拉克同以色列长期的对抗则遗留了许多敌对的问题，因此，在此时，以色列只是稍微的倾向于伊拉克。1988年3—7月是两伊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战争到了现在对于以色列则不再是分散两伊双方的力量而是要避免在中东产生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认为追求中程弹道导弹与发展化学武器是必要的并且逐渐合法化了。而大量发展导弹和化学武器则打破了长期的阿—以军事平衡，以色列也不愿意看到战争的任何一方取得真正的胜利。与此同时，两伊双方频频显露出的战争疲劳的信号也为战争的结束提供了契机，因此，以色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则追求希望尽早的结束战争。总之，在这一时期，两伊战争接近尾声，在国内外压力下放弃单一支持伊朗的以色列，继而在美以战略合伙伙伴关系下试图与伊拉克和解并在外交上稍微倾向于伊拉克，最后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期望战争尽早结束。

两伊战争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以色列的外交战略构想。在两伊战争中，以色列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不仅给自身带来了战略发展契机，也对国际形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