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云+李洪君

[摘 要]物质消费文化研究经历了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人与物质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异化、商品拜物教等批判主义思路，但这种批判基本限于生产维度。在葛兰西的启发下，法兰克福学派将物质消费所产生的异化推进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消费文化领域内的文化霸权战略，阐释了民众日常生活被物质消费所“殖民化”的逻辑。但批判学派无法回避精英主义思路片面性的诘问。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当代文化研究则为物质消费文化“正名”，赋予民众以积极主动的能动者角色，开启了物质消费文化的民本主义转向。

[关键词]物质消费文化；批判主义；民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77-04

物质消费文化系因物质消费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物质的商品化进程加剧，工业商品逐渐从贵族、上层社会向中层及下层民众普及。物质的商品化进程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

一、物质商业化与人的异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奠基性论述

马克思是一名“经济至上、存在至上”的结构主义者。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决定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其上层建筑。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他坚持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注意到，人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变动关系揭示着社会发展的逻辑。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104在此三阶段框架内，第一阶段为自然经济，是以人本身为生产目的的经济。第二阶段为商品经济，在此阶段，人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各自对物（商品）的依赖基础之上，是我们当下普遍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形态。第三阶段为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之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存在与劳动的目的。这是一个辩证法式的回归。

马克思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理论奠定了当代批判型消费文化研究的基础。异化理论被黑格尔用来指涉产出物一方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并与生产者相对立的状态。马克思则将异化推进到劳动领域，提出：劳动产品被异化于劳动者本身，产品不为生产者所有，生产愈多，生产者愈穷；劳动本身被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否定自己，劳动带来痛苦；由此，劳动本由自由自觉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生活的个人手段，丧失了人的类本质；最后，人从人那里被异化，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59马克思没有注意到人的生活世界是否存在被异化现象，这个工作由葛兰西及战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接续下来，相继提出了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霸权”（葛兰西）、“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物体系”（布西亚）等概念。

在马克思之前的人类学家就已经发现人类社会的“拜物教”现象，马克思拓展了人类所崇拜之“物”的内涵。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商品世界中的可分离性，导致人们交换劳动的形式表现为商品交换，商品几乎支配了人类的一切活动，从而导致人们对商品的膜拜，此即商品拜物教。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盖，人的主体性被商品所控制，丧失自我反思与发展的能力。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体系，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成为反省“物化”的出发点。如卢卡奇强调了物化在生活领域内的扩展。他提出，商品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生活领域，人们通过消费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品位。商品的消费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承载着人们的价值。[2]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物化逻辑在生活世界中的延伸。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效用、交换价值表现为劳动的等价，商品还存在诸商品之间的差异，即符号价值。符号体系内的差异成为人们选择商品时的决定因素。不过，无论是异化，还是商品拜物教，还是马克思的后继工作者，都把消费者看作是生产、交换体系内的被动者。[3]

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人与物的关系论。他提出，人与物的理想状态应是，“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1]486他也曾提出，在初步解决温饱之后，人们的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且也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的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1]163我国学者杨魁、董雅丽总结：马克思主义将消费依社会形态、需要类型而划分为生存性、享受性及发展性消费，其中，享受性消费因要求精美，近乎奢侈消费；而发展性消费则指涉提升素质与能力的智力、体力、美育等消费。[4]

二、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物质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内的物质化的讨论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接续完成。意大利的葛兰西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并非只是表现于经济领域，它还发生于精神文化领域。资本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文化阵地树立了霸权地位。被统治者如果想要获得解放，需要在文化领域内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及作用机制，通过阵地战/游击战等各种斗争技术，摆脱自己在社会秩序、政权合法性、理想生活范式等方面的被控制状态。[4]126-186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在消费文化研究中影响甚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等）基本沿袭了文化霸权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因吸收了文化霸权论而发生了著名的学术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于欧洲学术界，以法兰克福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注意到大众消费现象。他们不无忧虑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统治领域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工人在离开工厂回到私人生活空间后，仍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这次统治乃是通过倡导物质消费来进行。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与“文化工业”等概念，批判资本主义将精神文化领域变为商品倾销场所。在阿多诺等人看来，启蒙原本是将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救出来，但启蒙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却将自己神话，成为自身的对立面，即欺骗大众的帮凶。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出商品海洋，让工人产生拥有商品即拥有幸福的“虚假需要”。即使一些精神文化产品，如电影、唱片、小说、报刊等，也不再是艺术家的创造，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对象，成为“文化工业”产品。纷繁的工业商品背后，是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与物质商品及其消费的伪个性化。[5]

马尔库塞提出，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在物质消费的诱惑下成为只能单向接受不能反思及抵抗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对物质的虚假需求的方式来压制人本身的真实需求。“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行动和消费、爱和恨别人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6]单向度的人就会“越来越变成消费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西”。[7]批判学派的另类学者本雅明认为，在战后的欧洲，艺术品被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所大量复制，先前的艺术品身上的光晕随之消逝，人们只是在消费复制品，并从中获得乐趣。“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8]

弗洛姆在提出现代消费基于虚假需要的命题之外，还从社会层面予以解析。他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从事乏味的工作，为寻求补偿，便将注意力转移到消费领域，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他才能感到自己是积极能动的主体。[9]立场中和的哈贝马斯也提出，人们原本生动丰富的生活世界被系统世界（市场与政治，尤其是市场）所挤压，一如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在批判学派看来，大众的消费文化是资本家处心积虑将其统治精致化的产物，正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宣扬的那样，这是一个“大国家”的时代，国家机器的重心转向了意识形态与文化。

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消费文化层面上，学者注意到西方国家在消费维度上继续了其生产维度的帝国主义行为。其高度市场化的消费文化正在将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化常态化。跨国公司、西方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借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同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文化。将后者的传统文化弱化、碎片化，使其丧失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意识与能力。斯嘉尔·卡沙论述过美国消费文化对东亚本土消费文化的征服过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通过贸易政策，努力瓦解韩国本土“身土不二”的消费文化传统，将牛肉与汽车输入韩国。[10]

美国的贝尔、詹明信与欧洲的批判学派声气相接。1973年，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随着第三产业的异军突起，人口结构中白领的崛起，一个新型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即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大众传媒的作用，传统的禁欲、节俭等“教伦理”被享乐、放纵的冲动所取代，资本主义赖以兴起的“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不再，[11]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矛盾与危机。詹明信认为，当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延伸到以前未被商品化的领域，这里有“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2]

在中国，哲学、文艺学界频引批判理论来批判中国都市社会中的消费文化，以张汝伦、陆扬、陶东风、金元浦、孟繁华为著。国内一些相关论域的博士论文也有同样表述，如鞠惠冰的《消费文化》、[13]李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14]王亚南的《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15]亦基本持批判思路。黄平等人认为，中国城市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即开始进入消费主义时代，亦持激进的批判态度。[16]陈昕在京津地区做了消费文化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已经形成，并借助于传媒向周边农村地区渗透。[17]贺雪峰所倡导的“低消费”式的乡村生活前景，实亦基于此批判理路。[18]

这种注重物质消费的生产过程的批判视角秉持精英主义立场，对民众是否有能力认知并抵制来势汹汹的商品大潮不抱信心。其研究多为哲学思辨，有限的经验对象也限定在商品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特征，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光鲜外表下的金钱与控制机制，但它们罕有涉及普通民众如何回应这些商品。因此，这种注重“文本”及其生产机制的批判视角，因其所持的“文本决定论”立场，在面对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实践时，面临隔江相望、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三、“伯明翰”以来：物质消费文化研究的民本主义转向

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通过民族志式的调查，揭示出繁荣的英国大众文化的面纱背后那些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示读者，正是无处不在的消费促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们追寻资本主义纷繁的消费方式本身正是通往工人阶级形成之路。他们也引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析资本家如何在大众消费文化中渗透其统治意志。理查德·霍加特著《识字的用途》，对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予以特别关注。“大多数大众娱乐节目……他们充满腐蚀人的快乐、不正当的诱惑力和道义上的逃避。例如：他们所持的世界观是把进步想象为追求物质的占有”。[4]197也有人认为，在16世纪初，西欧是一个社会阶层界定严格且地位组织非常清楚的社会，因而个人的消费行为大都是由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位置所决定。19世纪晚期，阶级则失去主宰的地位，由生活方式及其他影响力取而代之。消费民主化，影响着阶级的概念与实践。当代西方有些学者主张解构阶级关系。用语言形态来取代社会形态，用象征符号、语言来取代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19]

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文化的主题基本是物质主义，通过“我消费故我在”的宣言，“拥有商品”在个体寻找其自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人们同时也发现，商品拥有与幸福感之间并无明显相关。[20]更不必说，由于批判学派的言说，人们认识到了物质消费过程中炫耀性规范的可笑，也深入理解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过程中商业与精英主导的控制机制。

物质扩张引发了学者对“后物质主义”的反思。1987年，英格哈特提出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即关注个人与政治自由，在政府、社区及工作领域的参与，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对新理念、新生活方式、环境保护的开放心态，等等。[21]这种后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只是个人通往幸福之路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塞托、[22]菲斯克、费瑟斯通、[23]默克罗比等人的研究则显示出：人们在休闲旅游、影视欣赏及二手货市场的消费中具有清晰的自我。[24]更不必说，那些消费中具有“波波族”倾向的另类的消费者们正在被肯定，[25]物质消费文化研究的民本主义进路方兴未艾，或将促成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研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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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