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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的自由理论

2014-11-28常彩霞孙民

党政干部学刊 2014年8期
关键词:批判

常彩霞+孙民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马克思自由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从卢卡奇、葛兰西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再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领导权理论,都蕴含着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思想酵素。应该指出的是?熏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从各个维度谈论自由,但忽视了物质基础以及物质解放对自由的重大影响。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仍然有其局限性,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贡献及其不足之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马克思的自由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B089.1;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04-07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现当代发展,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开拓了新的道路。从卢卡奇、葛兰西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再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领导权理论,都蕴含着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思想酵素。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的症候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具有时代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概念的提出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人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巨大增长,人类的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强化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自觉性的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展示与发挥;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压迫,但人并没有真正的获得人性的解放,相反,人开始成为自己造物的奴隶,物化与异化开始成为普遍的状况。不论是卢卡奇谈论的“物化意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关于对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理论,都表明了,在新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马克思曾经多次剖析并加以批判的关于人的异化的现象,在当代显现出更深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统治人、束缚人、扼杀人性为特征的异化机制,从传统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转化为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等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不知不觉的操控。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由于具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理的”外观,更加深入到社会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1]21由此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人不但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自己被“物”所束缚的状况,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反而陷入了更加不自由的地步,并且这样的局面还几乎成了现代人的宿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求新时期人的自由解放的路径上,不断发现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由异化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从曾经大家都可以轻易认识到并看到的“有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渐渐的在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更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异化机制不再只是局限于对人的外在的影响,而且逐渐的深化到人的意识、人的心理和性格结构中,进而导致人的心理、意识的异化。特别是在以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性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异化是影响人的自由解放的最深层的异化。这是因为,在工业不发达社会,工人在传统的那种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下,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会有反抗和超越现存社会秩序的欲望和动力,而进入现代消费社会后,在以技术发展和消费娱乐为背景的文化力量的操控下,人常常会不自觉地甚至是主动地认同社会秩序,并且从自身内在的心理和性格上否定自身的创造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而使自己渐渐的成为非创造性的人格。

现在的人类脱离了马克思所处的物质匮乏的时代,日益进入一个物质产品得到极大丰富并且以消费为主的消费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就是在这种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中应运而生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中,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时代性,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对新的时代的思考,是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时代性拓展。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具有学术性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自由的问题上都非常强调政治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注的是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立足于对自由的理论思考,立足于对自由概念进行学术性层面的研究,因此具有极大的学术性。

众所周知,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实证的社会理论,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一种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他们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把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切割成静止地观察局部存在的实证性理论碎片。正如科尔施所说的“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全部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史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2]25在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他们片面的强调对自由的必然性的认识,脱离了对马克思自由理论整体性的理解。

而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来取舍马克思的哲学,他所关心的是从实践的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哲学是否“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用科尔施的话说,“列宁起初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理论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1]78-79也就是说,对于列宁来说,他对人的自由的阐述与理解全部都是为了他的革命哲学所服务的。不论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的探索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他们是把提倡人的自由作为巩固他们统治的一种手段。

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探讨则具有明显的学术性。例如,葛兰西在关注人类的实践活动在20世纪所呈现的矛盾和人类所面临的新的生存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理论层面的思考,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构想,为解决由于异化导致的人类不自由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革命的思路。

阿多诺提出了“启蒙的辩证法”。他认为,人在技术与理性发展的前提下不但没有实现启蒙的目标即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为宗旨,反而是走向了一种悲剧性的后果,造成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2]进一步而言,阿多诺提出了“否定的辩证法”,他所理解的“否定”,是人之生存和人类历史的重要维度,它既体现于人的本质之中,也体现为世界历史的精神。在他看来,否定是自由的本质。阿多诺认为,在自由的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自由的问题。阿多诺主张从否定的意义理解自由,反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传统的自由定义,在他的理解中自由是“对压抑的抑制”,他把自由理解为是对现存的否定。他指出:“自由的人只能是不需要屈从于二者折一境况的人,而且在现存条件多少可以自由地拒绝接受可供选择物。自由意味着批判并改造境况,而不是通过在境况的强制结构中做出决定来证明境况。”[3],很显然,在阿多诺看来,自由的本质就是“否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卢卡奇、葛兰西、弗洛姆还是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他们更多的是立足于从学术性的层面,来探讨自由的本质以及自由的概念,而不是像第二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那样,是把对自由的研究作为他们政治斗争的手段。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概念具有创新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对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主要是体现在:语言的创新与内容的创新。

首先,语言的创新。不论是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到后来尼采、海德格尔或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所提出的语言中都有不少全新的概念和自成一套的语言体系。例如:卢卡奇在物化基础上提出的人的自由内化的“物化意识”;弗洛姆在研究人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逃避自由”的概念;阿多诺主张从否定的意义来理解自由从而提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概念;马尔库塞在探讨整个社会的人的自由的全面异化的背景中提出了“单面人”的概念;海德格尔提出的“绑架”、“常人”等等的概念。这些在新时代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应运而生新语言的创新,极大丰富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

其次,内容的创新。在新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新的消费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上的各种新问题的关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们从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双重性造成的人的以致社会的异化开始进行批判,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消费社会造成人不自由的根源。其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尤其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性格结构、心理机制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分析,最为深刻和全面,同时对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进行的创新成果最为显著。而在这其中又尤其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创新最为突出,他们实现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弗洛姆主要是从人的心理机制来探讨自由,他对自由的论述极大地创新与拓展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典型代表。弗洛姆提出了“弗洛伊德——马克思综合体”的思想。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互相补充的,马克思强调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人的心理以及行为的影响,而弗洛伊德重视的是人的内在的本能欲望对人的心理行为的作用,二者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的理论需要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去扩充,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样需要吸取马克思的理论。正如他说:“我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仍然保存的真理,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试图这样做。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4]由此可见,弗洛姆事实上是企图把马克思对社会物质生产以及现实的人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关于对人的潜意识以及心理方面的观点相结合,从而去揭示并解释人的本性从而寻求人不自由的根源以及人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这种对二者的“综合”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的自由理论。

而马尔库塞是在吸收继承卢卡奇“物化意识”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具有蒙蔽性,它是在一种具有“合理的”和“自愿的”外观下的更深层、更隐蔽的压抑。他认为,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更多地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力正在被日益动员起来,以阻止用它自己的资源去抚慰人类生存。所有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5]这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是立足于人的内在的意识以及无形的文化的思考来探讨自由。卢卡奇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极具预见性的提出“物化”和“物化意识”的概念。他认为“物化意识”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形态。他不仅看到了异化的外在性而且看到了对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对人的内在意识的根本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解决自由的实现问题开辟了新的路径,新的方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俞吾金、陈学明认为“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影响较为广泛的理论思潮……它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某些批评,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的分析,都有不少合理之处,它通过对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6]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从各个维度谈论自由,但忽视了物质基础以及物质解放对自由的重大影响。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仍然有其局限性。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缺乏社会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探讨不论是从性格结构还是心理机制,抑或是人的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倾向于进行一种学理式的研究。他们深刻的挖掘消费社会人不自由的根源,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事实上,在他们的眼中“技术理性”是导致现代社会人越来越不自由的根源。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并没有深入到对“资本”的批判,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层面,深入到对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中。他们的自由理论缺乏社会性,当然这里所说的他们的理论缺乏“社会性”,并不是指他们的理论不关注社会现实,相反他们的理论是非常的关注现实的,这里的社会性主要是指马克思视域中的“生产关系性”。

马克思对自由的探索以及对造成人不自由的思考,从来都是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立足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进行的基础。他始终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尤其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7]27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变化是由生产方式引起的,因此要解决现实的个人不自由的问题,必须要扬弃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马克思尤其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关注导致人不自由的背后的“社会关系性”。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就抓住了“商品”以及“资本”这两个根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8]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研究一切的最基本的元素。正是在对商品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最终找到了导致现代社会不平等以至不自由的根源就在于资本的“增值”本性。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物欲膨胀的生活中,生活条件越来越改善,心理却感到越来越不自由,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空虚、无意义等的社会状况作出了强烈的谴责与批判,他们也试图从各个角度对实现自由的路径进行探讨,但是,他们的批判与探讨始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他们的价值诉求始终是脱离了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历史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秉持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力量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的运动”的阐述比较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终究是一种理念上的应然的诉求,是一种未能切实进入实然层面的宏大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始终无法超越马克思。

(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诘难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后现代主义”自由概念的视域中,人不再是世界与自我的中心,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他们反对所谓“中心性”的主体,主张一种多元的“离散性主体”;反对宏大叙事、追求个体自由,主张摒弃一切的“共识”。这种对人的自主力、创造力以及超越力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人类的狂妄与自大,但是却也使得人相信宿命,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使得人们深信对自己丧失信心,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别无他途。

后现代主义主要的主张就是所谓的“人的死亡”,即主要是指人丧失了主体性力量,对现实生活不再具有批判、改造与超越的能力。后现代主义立足于对一切的解构,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在后现代主义解剖之下同样变得不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也变成只是一个在不断重复着的庸俗不堪的生活世界。后现代主义这种对自由的解构,使得人对自由的把握游离于两极之间。人是作为一种有理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但是如果仅张扬人的理性,一味地追求乌托邦幻想,那么人则会脱离现实的基地而陷入幻想。反之,仅一味地追求满足本能需求的生活,那么人将丧失人作为人的历史未来性,人之为人的价值悬设。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和“普遍解放”的批判虽有其深刻之处,但他们并未能真实地领悟到马克思自由观的真实底蕴,以及其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历史性超越之维,把马克思的自由观仅仅内置于现代哲学的范式下解读这必然会误解马克思。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话语化倾向比较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发展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主要代表者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受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德里达、福柯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话语领导权”理论。

这种“话语领导权”理论中所体现的自由思想主要表现为,他们强调权力是获得自由的一种重要条件,它具有不平衡性。用拉克劳的话来说就是,“权力是解放的条件。社会的分化、对抗和它的必然性结果,事实上,权力是一种不排除特殊性自由的真正条件。”[9]在拉克劳、墨菲他们新建的“新葛兰西主义”看来,“现实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的,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世界不是现成的,而是建构的;话语不光是言语,而且是物质实践,话语具有本体论的内涵;说得明确点,话语是沟通现实社会的桥梁,只有通过话语,社会现实才能获得索解。”[10]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差异性、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主体”已不适应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创新马克思的理论,使其充分彰显现实性和现代价值。

此外,在“新葛兰西主义者”看来,谈论话语领导权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谈论政治的问题,“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当民主话语能够表述不同形式的反压迫的时候,反抗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的斗争才会获得可能性……但为了朝这个方向发展,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社会想象的新母体……西方社会的政治想象早在两百年前就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我们来谈谈‘民主革命。我们将以此作为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终结的标志,这个社会受神学—政治法则的支配,社会秩序建立在神的意志之上……民主革命开始的关键时刻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1]这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没有摆脱以前的西方学者把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意识形态手段的思路,他们立足于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进行解构并把自由民主等作为一种获得社会领导权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严重地脱离了阶级和物质基础,脱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实现的物质条件和保证人的自由民主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对马克思自由理论的阐释脱离了马克思自由思想的轨道。他们提出的方案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并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却散发出浓厚的历史唯心论和乌托邦色彩,这就注定这些方案不能因而也无力解决人的自由问题。

三、回归马克思的自由理论

(一)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并不热衷于对自由思想的体系建构,也没有一部关于自由理论的专门论著,但他对“人类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现实阐述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伦理批判是马克思自由理论的起点,但对马克思自由思想历程的梳理不能停留在伦理视域,马克思的哲学——“人学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理论”无不浸透着对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人类自由的解放路径的探索,贯穿于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始终。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自由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实现解放的追求,始终是致力于“改变世界”,他认为只有把研究“现实的个人”作为实现人自由的前提,才能真正的找到最终的人的解放实现路径,才能突破传统西方哲学“解释世界”的困境。

正是出于改变世界的诉求,马克思始终强调“物质的解放”。正如他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8]54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不是像西方哲学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是理论的意识层面的东西,他注重的是人的物质的解放,即在保证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在极大满足的基础上,再实现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他的自由理论是以物质基础和实践活动为根基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

然而,综观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探讨,他们主要是从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现代工业社会造成人的异化的现象进行反思,并没有提到要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实践活动的事实。因此,他们终究找不到改变世界的那把“钥匙”,因而在某些方面尽管提出了具体的扬弃异化的一些举措,但是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或“乌托邦”的幻想中。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的物质解放理论具有价值优越性。

(二)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内涵

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概念的探讨中可以看出,毋庸置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他们继承并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与“批判精神”,对由于科技、理性造成的对人的“物役”即造成的人的不自由的现象,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对当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与揭示。但是,他们终究没有找到一条实现自由的真正的路径。他们对自由的思考仅仅局限在对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理论思考层面,不论是主张从人的性格心理机制意识入手,还是主张建立新的“交往理论”、“话语领导权理论”等等,他们最终都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都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调节,他们无法摆脱“乌托邦”的色彩,因此也就注定了他们始终无力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无力从根本上触及并改变现存的制度。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主要有以下的缺陷:首先,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属性,因而也不能对人的自由的本质进行正确阐释;其次,他们对自由的探索始终是局限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精神的范围之内,没有真正找到实现人的自由之方法与手段。

事实上,对马克思而言,文化形态通常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为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服务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某一时代的文化观念总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利益,为他们的阶级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它描述统治阶级如何实现观念统治、促进阶级利益与掩盖特定社会的压迫、不公与消极方面。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奴役和剥削,在他的思想和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自由的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一种完全的、自觉的、‘具有全面深刻感觉的人及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成与实现。”[12]马克思认为人类只有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社会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人们才有可能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和商品条件下对“物”的依附,最终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成为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人,成为“完整的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那时,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发展,而且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重要的主体基础和保障。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马克思进行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始终是现实的人,他曾多次提到要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命题来呼唤回归人自身,反对把人抽象化、自然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一切现实活动只有在与对自由的价值诉求与追求中,才能真正的理解并且获得其真实意义,并进而找到实现的路径。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尽管就人本身的存在而言,其现实的生命本身就是价值,然而自然生命只是人之为人的自然前提,它只有成为人进一步发展为社会的人、自由的人的基础,才能获得其真正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自由的内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现实的个人为立足点,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前提,具有社会历史性、批判性、生产关系性,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解放以至社会的解放。

(三)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在当代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实现了新的拓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使得对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探讨,实现了跨学科的研究。当前,我们要更加深入的理解研究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必须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优秀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总结历史教训,摈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虚假自由,摒弃强调意识形态的自由,摈弃脱离物质解放物质基础的自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总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不足,我们仍然需要壮大物质基础,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实现是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做后盾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每个人的自由的实现创造条件。

同时,由于特殊的国情的影响,我们曾一度“谈自由而色变”,把自由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随着我国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华,尽管中西方对自由的理解不一,但“自由”无疑是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价值思潮中的共同的价值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作为我国共同的价值之一,是恰当的契合了人文学科真理的价值,因而它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它使我们不断地在包容多样中增进价值共识,同时在尊重差异中扩大价值认同。从而起到凝聚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意识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这对于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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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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