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树伟 周丽丽 孙树勇 徐红红 谢中垚 洪 炜△

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倦怠水平会直接影响党委、政府职能的正常行使。近年来，公务员的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且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为进一步了解当前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倦怠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吉林省部分副科级及以上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为了解公务员与相关职业群体的差异，选取了同样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对照，为改善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降低职业倦怠水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吉林省部分副科级及以上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方便抽样，共发放问卷218份，有效问卷192份(88.07%)。选取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作对照，共发放问卷63份，有效问卷56份(88.89%)。192名公务员中，年龄最小28岁，最大60岁，平均年龄(45.35±7.22)岁;男性145人(75.5%)，女性47人(24.5%);汉族181人(94.3%)，满族6人(3.1%)，蒙古族3人(1.6%)，朝鲜族1人(0.5%)，土家 族1人(0.5%);未 婚4人(2.1%)，已 婚185人(96.4%)，再婚1人(0.5%)，离异2人(1%);大专13人(6.8%)，本科117人(60.9%)，硕士56人(29.2%)，博士6人(3.1%);综合管理类110人(57.3%)，专业技术类39人(20.3%)，行政执法类43人(22.4%);工龄最短4年，最长44年，平均工龄(24.06±8.61)年;副司级/副厅级14人(7.3%)，正处级/正县级49人(25.5%)，副处级/副县级83人(43.2%)，正科级/正乡级37人(19.3%)，副科级/副乡级9人(4.7%)。

56名高校行管人员中，年龄最小27岁，最大60岁，平均(44.18±6.43)岁;男 性32人(57.1%)，女 性24人(42.9%);汉族46人(82.1%)，满族5人(8.9%)，朝鲜族5人(8.9%)，;未婚2人(3.6%)，已婚52人(92.9%)，再婚1人(1.8%)，离异1人(1.8%);本科22人(39.3%)，硕士27人(48.2%)，博士7人(12.5%);工龄为最短1年，最长39年，平均工龄(21.66±8.01)年。

1.2 方法

1.2.1 自编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教育程度、工龄、职位类型、行政级别等。

1.2.2 12 项一般健康问卷(GHQ－12)［1］共12个题项，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条目，是一个反映一般心理健康问题的问卷，了解被试近几周内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评分方法采用0－0－1－1 记分，即被试选择前两项均记为0 分，选择后两项均记为1 分。总分在0～12 分之间。GHQ－12 的重测信度r=0.182，一致性为93.15%，Kappa 值=0.185。GHQ－12 有较高的同质性和内部一致性，稳定性较好。GHQ－12 最佳分界值为3/4［2］。根据被试总得分，把被试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三类，并确定三段危险人群的分界分数:高危人群(GHQ 总分为4 及以上者);中危人群(GHQ 总分为2 或3 者);低危人群(GHQ 总分为0 或1 者)。

1.2.3 Maslach 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MBI－GS)中文修订版［3］采用李超平、时勘修订的MBQ－GS 中文版，信效度较好。共15个题目，包括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职业效能3个维度。量表采用7 点自评方式，计分方式为0～6 分，从不为0分，1年中有几次或更少为1 分，1个月1 次或更少为2 分，1个月中有几次为3 分，1个星期1 次为4 分，1个星期中有几次为5 分，每天为6 分，总分最高为90 分，分值越高则倦怠越强。

1.2.4 公务员工作压力来源问卷［4］采用仲晓芳、蔺丰奇编制的公务员工作压力来源问卷，问卷的信效度较好，共17个题项，采用5 点计分，包括工作任务本身的压力、组织的运行机制和环境压力、角色压力、职业发展压力、人际关系压力。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9.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其中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考察心理健康、职业倦怠分别与一般人口学变量及工作压力的关系，ɑ=0.05。

2 结果

2.1 一般健康状况、职业倦怠及工作压力结果 见表1。其中一般健康状况公务员低危组112人(58.3%)，中危组35人(18.2%)，高危组45人(23.4%)。高校行管人员低危组22人(39.3%)，中危组16人(28.6%)，高危组18人(32.1%)。对公务员和高校行管人员的一般健康状况总分和职业倦怠、工作压力来源问卷总分与各维度分进行方差分析，GHQ－12的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MBI－GS 总分以及各维度之间也无显著差异(P＞0.05)。公务员和高校行管人员的得分仅在工作压力总分和工作任务、职业发展维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公务员体验到的工作压力以及工作任务压力、职业发展压力显著高于高校行管人员。

表1 一般健康状况、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得分结果(±s)

表1 一般健康状况、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得分结果(±s)

表2 行政级别对公务员一般健康状况影响的方差分析(±s)

表2 行政级别对公务员一般健康状况影响的方差分析(±s)

2.2 单因素方差分析

2.2.1 公务员的一般健康状况与一般人口学变量的方差分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位类型、工龄对一般健康状况的影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行政级别对公务员一般健康状况的影响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2。进一步对行政级别做LSD 检验，结果显示，副科级/副乡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行政级别(P＜0.05)，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余两两之间无显著差异。

2.2.2 公务员的职业倦怠与一般人口学变量的方差分析

仅教育程度对职业倦怠的低个人成就感维度、职业倦怠总分的影响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余对职业倦怠各维度的影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进一步对教育程度做LSD 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生的低个人成就感显著低于大专和本科生(P＜0.05)，而大专与本科生的低个人成就感无显著差异(P＞0.05)。大专生的职业倦怠总分显著高于本科和研究生(P＜0.05)，而本科与研究生无显著差异(P＞0.05)。

表3 教育程度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的方差分析(±s)

表3 教育程度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的方差分析(±s)

2.2.3 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与一般人口学变量的方差分析性别对工作压力的工作任务和组织运行维度、教育程度对工作压力的工作任务维度的影响差别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余对工作压力各维度的影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5。其中，男性在工作任务和组织运行中体验到的工作压力显著高于女性(P＜0.05)。进一步对教育程度做LSD 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生在工作任务中体验到的压力显著高于本科生和大专生(P＜0.05)，而本科生则显著高于大专生(P＜0.05)。

表4 性别对公务员工作压力影响的方差分析(±s)

表4 性别对公务员工作压力影响的方差分析(±s)

表5 教育程度对公务员工作压力影响的方差分析(±s)

表5 教育程度对公务员工作压力影响的方差分析(±s)

2.3 多元回归分析 公务员及高校行管人员的一般健康总分与一般人口学变量和工作压力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无变量进入方程。

2.3.1 公务员的职业倦怠多元回归分析 以公务员的职业倦怠总分为因变量，一般人口学变量、工作压力总分为自变量，做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职业倦怠=18.860+0.266×工作压力-3.107×教育程度，其余各变量均未进入方程。

表6 公务员的职业倦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2.3.2 高校行管人员的职业倦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以高校行管人员的职业倦怠总分为因变量，一般人口学变量、工作压力总分为自变量，做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见表7，职业倦怠=-3.821+0.746×工作压力，其余各变量均未进入方程。

表7 高校行管人员的职业倦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s)

表7 高校行管人员的职业倦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s)

3 讨论

GHQ－12 是一个常用的心理健康筛查工具，中高危水平提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结果显示，192名副科级及以上公务员中有23.4%的一般健康状况处于高危水平，18.2%的处于中危水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均未发现明显差异。提示副科级及以上职务的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问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这与潘莉等用SCL－90 对武汉市公务员的调查结果不一致［5］，可能不同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公务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行政级别对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副科级/副乡级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行政级别，这与梁海萍［6］的研究结果一致。副科级在公务员行政级别中相对较低，通常都是各项工作的实际操办者，既有上级领导施加的压力，也有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各种问题的压力，心理健康更容易出现问题。

本研究发现，副科级及以上公务员无明显职业倦怠，且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倦怠水平无明显差异。结果也显示，教育程度对职业倦怠水平有显著影响，大专生的职业倦怠总分显著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表明低学历者职业倦怠程度比高学历者严重［7］。学历高的个体具备更完善全面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使其在工作中能够自如地应对压力，而且晋升空间更大，因此可以在工作中体验到更高的成就感。教育程度对职业倦怠的影响还体现在大专学历的公务员职业倦怠水平更高，这部分公务员由于学历受限，晋升空间不大，相应的待遇也会比更高学历的同龄人低等原因，职业倦怠也就更严重。

公务员在工作任务和组织运行中体验到的工作压力具有性别差异，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与禹玉兰、焦璨等人［8-9］对于公务员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工作中，男性往往被希望和要求有出色的表现，对女性则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女性体验到的压力低于男性。此外男性公务员自身对于职业发展的要求也比女性要更高，因此主观压力也会更大。教育程度对于工作压力也有影响，研究生体验到的工作任务的压力显著高于本科生和大专生，与陈剑等人［10］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公务员体验到的工作任务压力和职业发展压力显著高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决定其服务对象往往要面对更广泛的社会大众群体，工作性质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并且有一定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工作应酬多，加之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职场环境，决定其面临更多的压力。而高校行管人员工作对象主要是学校师生，相对单纯，工作任务压力较轻。对于职业发展而言，公务员对于晋升的需求更强烈，而岗位晋升也更困难，因此职业发展压力也会更大。这些也是公务员工作压力总体高于高校行管人员的原因。

综上所述，副科级及以上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问题，但无明显职业倦怠。因此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要更加关注基层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公务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素质增强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以预防严重心理问题和职业倦怠的发生。

［1］张杨.增补后的一般健康问卷在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03):189-192

［2］Bell T.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eing a false positive on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J］.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2005，40(5):402-407

［3］李超平，时勘.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3，35(5):677-684

［4］仲晓芳.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1

［5］潘莉，佘双好，李怀军，等.武汉市青山区公务员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10):917-920

［6］梁海萍.对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以上海市公务员为例［J］.领导科学，2009，25(35):23-25

［7］魏娴，李富业，刘继文.乌鲁木齐市公务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2，35(05):.667-670

［8］禹玉兰.澳门公务员工作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05):451-453

［9］焦璨.澳门公务人员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人类工效学，2010，16(03):41-44，74

［10］陈剑，周瑞莉，刘彦英.广东省省直机关公务员工作压力现状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16(07):999-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