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关键词：志怪；小说；志怪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5-0102-06

西方文学四分法传入之前，中国古代文学仅有诗文两大类，至于词、曲类乃诗的子类，故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笔”观念，基本适用中国古代文学种类的归纳。作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现代汉语词典》）或“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的小说概念，其实从未被古人所接受。志怪小说虽然具有明显的虚构特点，但古人并不完全将之看作子虚乌有之事。现代学者基于现代小说文体学的理解将志怪小说当成小说，容易混淆古今小说概念在虚构性方面的对立：一者拒绝虚构；一者追求虚构。志怪小说概念的复杂性与目录学上小说归类的含糊混杂相关，要深入了理解志怪小说概念，就有必要从发生学角度考察其形成过程。

一、“小说”语义溯源

志怪小说由“志怪”与“小说”组合形成，在词源上，“志怪”、“小说”皆出自《庄子》一书，前者见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句，后者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而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1]920句。李剑国先生认为这两词可以作为后来的小说或志怪小说的“胚胎和雏形阶段”，因为它们“包含着小说的基本因素”。《庄子》中的“志怪”与“小说”与后来的小说、志怪小说概念的确具有紧密联系，而且，虚构性在志怪小说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词源上，“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可回到“志怪”与“小说”的文本语境中去仔细解读。

“志怪”出于《庄子·逍遥游》，在文本语境中具有论证功能。《庄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出自庄子本人。《逍遥游》是《庄子》内篇之一，开篇引述鲲化为鹏的神奇之事，并表明此事出自齐谐：“齐谐者，志怪者也。”清代俞樾解释“志怪”：“志怪：志，记也。怪，异也。”[1]5从《逍遥游》中鱼鲲化巨鹏的神异迹看，“齐谐”所记应该都是虚幻荒谬之事，后人大多如此理解，因此专记此类事迹的作品干脆命名为《齐谐》或《志怪》，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言：“齐谐、志怪，本《庄子》语也。”然而这种理解不太符合庄子在《逍遥游》构建的论证语境。

考察“志怪”一词特定用意，可从庄子论证与传播其“道”的角度入手探讨。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庄子要想使自己的学说能在激烈争鸣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就必须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庄子生活逍遥自得，与世无争，可在学术上却喜好争辩，这从他与惠子等人的多场论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庄子自信悟得到天地人生真理，自称其学说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1]224当然，这些只是自我评价，要想获得世人认同，庄子还必须通过充分的而且能够令人信服的辩论，而论辩最能服众者无过于用事实说话，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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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袁文春：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庄子·天下》概论其学说的论证方法有三：“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1]1068学界通常认为此乃庄子虚构创作的夫子自道，这恐怕也不合庄子本意，在笔者看来，上述“三言”皆有求真意向。所谓“重言”是指长者、尊者、名人之言；所谓“卮言”是指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言语。此两言正是人类能言者最真实无欺之言，以此论庄子的求真本意，应该不会有异议。就具有争议者是“三言”中的“寓言”，其实庄子所谓的“寓言”既非后世文体，也非庄子虚构创作的自道，“寓言”的词义重心在于寓，寓即寄托，庄子之道极为玄虚，故只有寄寓具体事物乃可传达，而用于寄道者，不一定就是虚构的。而且“寓言”又与“重言”、“卮言”并列而论，哪有先强调真实而后又自言虚构之理呢？而且庄子以“寓言”与人论道，其主要宗旨是为了让接受者理解并信服他的学说，哪会特以虚构之事示人呢？另外，从思想传播角度着眼，庄子也必须关注喻理事例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学说”能否在“百家争鸣”环境中生存的问题。

当然，以今天的目光看，“齐谐”所“志”之“怪”极为荒诞，然而，对于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先秦古人来说，却是可信或可能之事，《庄子·逍遥游》中言“真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热；列御寇吸风饮露，乘云驾龙；藐姑射之山有“不食五谷，吹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28的神人等，本为子虚乌有事，但作为一代雄杰的秦始皇却深深为之着迷，《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秦始皇听信臣下“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之言，派遣徐福带数千名童男童女泛海求之。秦始皇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今天看来自然迷信可笑，然而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国家大事。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兴盛也从侧面说明：齐谐志怪事在先秦时期有着极为深厚的接受环境。事实上，庄子在处理齐谐志怪事时非但没有刻意地求怪，相反，其用意在于求真，或者说为了创造一种真实表象，在“齐谐者，志怪者也”句中，唐代成玄英疏“志”为“记”，记是一种传录行为，齐谐爱好怪异事，所以专门四处收集记录，因此，成玄英特别指出庄子的潜在旨意：“齐谐所著之书，多記怪异之事，庄子引以为证，明己所说不虛。”[1]5

现在再来探讨“小说”在《庄子》中的本义。“小说”与“志怪”虽同出自《庄子》，且后来又“因缘巧合”，凑成一个概念，可它们在《庄子》中却互不相关。与“志怪”产生于论证求真的语境不同，“小说”则处于庄子天地人生境界的比较语境。《庄子》外篇与杂篇虽出自庄子后学之手，但思想上基本成一体系，因此，《庄子·杂篇·外物》所阐述的思想仍体现庄子对天地大道的体悟以及对人生绝对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外物》之名虽来自开篇两字，却很好概括《外物》思想：要想达到逍遥之大道之境，就必须挣脱外物负累。宋代赵以夫云：“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所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外物》乃“以义名篇。”[1]920endprint

《外物》开篇言：“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1]920成玄英疏曰：“域心执固，谓必然也。夫人间事物，参差万绪，惟安大顺，则所在虚通，若其逆物执情，必遭祸害。”[1]920《释文》云：“《外物》王云：夫忘怀於我者，固无对於天下，然后外物无所用必焉。若乃有所执为者，谅亦无时而妙矣。”[1]920《释文》强调《外物》乃去私欲而无所执，故能达于无所用之用，也就在参差万别的世界中安于大化，精神虚通而逍遥。《外物》在描述人生从现实外物负累中不断超脱，不断迈向自由彼岸过程中，勾勒出指向逍遥自然之境的层级递进的思想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小说”境界层次低下，与逍遥的“大达”之境相隔甚远。对于“小说”与“大达”的境界差别，庄子形象描述：“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1]925此中描述了两种极具比较意味的图景：一是任公子以大钩巨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以一年时间钓出一条惊世巨鱼；一是普通钓者蹲在小沟渠边，“揭竿累，趣灌渎”，只钓出“鲵鲋”小鱼。这两个寓言图景蕴含“大达”与“小说”两种境界及其差距。鲵鲋，即沟渠之小鱼。《疏》释鲵鲋：“鯢鮒，小鱼也。”[1]927而任氏以大钩巨饵所钓之鱼，乃海中巨鲸，明杨慎《异鱼图赞·鲸》说：“海有鱼王，是名为鲸，喷沫雨注，鼓浪雷惊。”在对应的比较层级上，“小说”即沟渠鲵鲋之类，《疏》云：“趋走灌溉之沟渎，适得鲵鲋，难获大鱼也。”[1]927“小说”境界之小，乃因执于功用私欲，不能外物而超脱，明代褚伯秀援引宋人林疑独之言，“鲵鲋，鱼之小；县令，官之卑。”（《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成玄英解释“饰小说以干县令”：“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1]927

类似的表述，《外物》中还有一些：“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944在荃到鱼，蹄到兔，言到意的体道闻道层级进程中，“小说”拘于世俗功利而境界低下，距大道妙境甚远。此外，在先秦历史语境中，“小说”乃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在当时激烈诸子论争中，《庄子》使用“小说”其实也隐含轻贬“异说”用意。先秦的其他诸子常以“小说”或相类似的用词来贬低异说，如《荀子·正名》篇云：“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285杨倞注：“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己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这里的“小家珍说”用意与庄子的“小说”用意是一样的，《荀子》中还有比“小说”更尖刻的用词，如“邪说”、“奸说”、“怪说”等。与“小说”相似的词语，在《庄子》中还有“小言”、“小知”等，皆将其置于体道闻道的层级比较语境中，隐含轻贬意味。

二、一种基因，两种命运

“志怪”与“小说”在《庄子》中虽处不同语境而彼此不相关联，但这两个词却携带着共同基因：虚构性。一是在未知领域中的大胆捏造；一是在卑微世界里的小心虚构。当然，这种捏造与虚构在《庄子》特定语境中还处于隐性状态，所以只能作为它们的潜在基因。

汉代刘向创立归类书籍的目录学之后，“志怪”与“小说”在目录学领域的归类实践中作为不同性质的图籍被区别对待。刘向受汉武帝之命，整理天下图籍，所以《庄子》中所提到的志怪之书极有可能就在刘向所整理的图籍之列。《庄子》中的“志怪”本是上古某种书籍之名，《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中的“齐谐”一词，唐成玄英《庄子疏》集释：“姓齐，名谐，人姓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书也。”[1]5在这两种释义中，成玄英更倾向于后者“……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上》云：“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故极诙谐，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3]362此中亦以“齐谐”为书名。《齐谐》既为“志怪”之书，故后人干脆将《齐谐》与《志怪》等同起来，皆指代“志怪”书。“志怪”的虚构问题在汉代已引起注意，汉代史家司马迁虽好奇猎异，可对上古“志怪”之事却有所顾虑，“《禹本世》言河出昆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于《禹本世》、《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传赞》）

在目录学创立之前，“小说”与书籍无关，主要指一种境界低下受人轻视的小道学说。后来刘向首创目录学，在归类图籍过程中，将“小说”与具体的物质载体——“短书”相对应结合，进入目录学领域类聚成“小说”一家，从而完成“小说”从词语概念到目录学概念的转变。关于“小说”从词语概念到目录学分类概念的转变，参见拙文《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刘向之友桓谭言小说家：“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4]1453此处“短书”已是“小说”的物质形态。桓谭甚至将“短书”代称“小说”，如《新论·本造》：“庄周寓言乃言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公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邪？”[5]2710桓谭在此以“短书”代称“小说”，另从桓谭对庄子的批评之言中可见，“小说”的虚构性也已显露。但在刘向目录学领域，“志怪”书与“小说”“短书”共有的虚构性却没有作为归类依据。刘向将“志怪”作为史实而采用史学标准；把“小说”“短书”则看为一种思想而采用诸子标准。这样，本可以在虚构上互相结合的“志怪”与“小说”在目录学领域被分离开来，这种分离造就“志怪”与“小说”在目录学世界中完全不同的命运。endprint

由于“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小”以及先秦“百家争鸣”时所含有的贬义色彩，因此在目录学世界便变成低贱一类，此在刘向“小说”《百家》的产生过程中得到明显体现。《说苑·序奏》记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6]3此处《新苑》（即《说苑》）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小说”《百家》产生的过程。刘向首先去除与《新序》重复的材料；其次将“浅薄不中义理”的材料别集为《百家》；然后将所剩材料也即是非“浅薄不中义理”者“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再增加材料撰成《说苑》。从上述过程可知，刘向以儒家之义理为归类标尺，含义理者归为一类，不含义理者归为另一类。前者“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并深加打磨；后者则漫不经心，随意堆放。

“小说”在价值上的边缘性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体现在诸子九流之末的位置，班固诸子略总论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从《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十五家来看，归类主要依据应是思想性，十五家中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五篇，篇名即带有明显论说性质，另一些篇目虽未有显著标志，但也可从篇名含意推测其学说特点，如《青史子》、《务成子》、《宋子》、《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等篇。班固在“小说家”按语中也特别强调这点：“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323[7]4“小说”因“小”而贱，但又因其尚有小用，故“弗灭也”。然而，正是在价值边缘化世界里，“小说”“必有可观”的外衣常常掩盖它“毫无用处”的虚构。对于这一点，班固是有所察觉的，这从他在各家“小说”之后的附注中看出来，如《伊尹说》后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后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天乙》后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后注：“迂诞依托。”

与“小说”边缘化命运比较起来，“志怪”命运可算好得多。它在目录学上常居于较好位置。如被明代胡应麟称为古今“志怪”之祖的《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术数略》的形法家，班固解释刑法家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使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者，有其气而无其形者，此精微之独异也。”[7]67这里将形法家说得玄乎其玄，可见此家重要，并非小说家那样可有可无。其实，形法家说白了就是建城造屋时的风水地理先生与擅长观人与六畜形貌骨相的相术先生，若以今天目光来看，全是迷信，可它在古代社会却被抬举为正经事业，这也说明虚构活动在未知领域中不易受到怀疑，因为它不需论证，也无法论证。又如《祯祥变怪》、《人鬼精物六畜变怪》、《变怪诰咎》、《执不祥劾鬼物》等书，观名则可知皆为“志怪”，可《汉书？艺文志》却将之列入《数术略》中的杂占类，班固在杂类后的按语云：“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訞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訞兴，人无衅焉，訞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訞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班固在此引证《易》、《诗》、《春秋》之言以论证杂占类的价值，从中可知杂占类并非可有可无之类。“志怪”与“小说”原本含有共同的虚构基因，但身份绝然不同，如一对双胞胎，分别寄养在地位悬殊的家庭，从而贵贱相分。

三、沦落与共生

魏晋以来，图籍激增，目录分类变汉代六分法为四分法，“志怪”散落在史部与子部九流之内，而小说则一直位于子部九流之末。“志怪”所载大多是被人“敬而远之”的鬼神事，随着民智水平的提高与魏晋无神论思想的激荡，许多怪异之事开始受到“不敬”的真实性追问，因此许多“志怪”作者不得不为作品的真实性煞费苦心。如郭璞就精心为《山海经》建构出一套颇具说服力的“志怪”真实理论：“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今暗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成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末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8]7葛洪则极力为道教神仙的存在辩解，他在《神仙传自序》云：“予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历说，耆儒所沦，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其系俗之徒，思不经微者，亦不强以示之。”[8]14干宝则在《搜神记序》宣称他所搜之事皆有所据：“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此等严肃之事，“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种种关于“志怪”真实性的辩护，虽言之凿凿，却理难自圆。

“志怪”的价值在世人的怀疑与追问中不断贬值，因此它在史家书目上的地位不断下降，最终因“虚构”问题而被降至子部小说家类，与“小说”合于一处。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曰：“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此中所谓谐讔，其实也包括庄子所言齐谐“志怪”之事，刘勰在此以“小说”与谐讔对举，即是以虚构性上理解“志怪”与“小说”含义的。梁武帝时，梁殷芸集“志怪”不经之事为《小说》，清人姚振宗称殷芸《小说》：“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9]5537唐刘知几亦云：“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史通·杂述》）由此可见，“志怪”与“小说”共有的虚构性已完全显露，志怪小说概念已到呼之欲出之时。endprint

唐代史家刘知几对前代“志怪”的虚构性多有指责，《史通·采撰》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刘氏也正是在虚构性上将“志怪”从主流位置删退入史家之末事的偏记小说类。到了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序》首次提出“志怪小说”概念：“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唐宋以后的史志目录也从虚构角度调整“志怪”的位置，将历代“志怪”删退至小说类中，如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欧阳修便将史部中的各种“志怪”删落至小说家类，这做法的本意是要肃清史学的阵营，却无意间给“志怪”找了“婆家”，让志怪小说概念的产生提供目录学上的证明。

综上所述，“志怪”与“小说”在词源上，各具语境，各有用意。在目录学领域，“志怪”之事往往作为实有之事处于主流价值世界，而“小说”则作为“小道”学问处于主流价值世界的边缘。两者虽然身份不同，但存在共同的虚构基因，所以最终因虚构结缘：“志怪”因失实而从主流价值世界贬落至“小说”类中，而原有的“小说”则因“小”而虚构，大量的虚构之事改变了“小说”原初之义，因而“志怪”与“小说”最终在虚构共性混合相融为一种独立类别概念：志怪小说。晚唐段成式言“志怪小说”概念，即是着眼于它的虚构性，当然，在价值立足点上，它与现代所谓志怪小说是有所区别的，许逸民先生认为：“段成式喜谈志怪，却无意于鬼神、释道，……即使形诸笔端，亦不过是一种游息鼓吹.可作为生活正味的调料，并无伤于大雅。”[10]11在宋代儒学复兴的文化语境中，宋代志怪小说出于价值的需求，有意识地遮蔽其已经显山露水的虚构性，使本可能朝向文学方向生成发展的志怪小说再次回归文化本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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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Theory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Spirits

YUAN Wenchun

（Nanfang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7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two words “ghost” and “novel”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inten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roughout Chuang？Tzu？ “Ghost” in the context of argumentation， is used as arguments； “novel”，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is used as derogatory objects. After Han Dynasty， they have become the categories of the directory concepts. Novels are a subsection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s； mysteries were first regarded a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ter supposed to b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Since there are all fictional works， historians have classified them as one category： ghost stories

Keywords：ghost； novel； ghost stories

（责任编辑：余树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