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中的“一折书”现象

宗瑞冰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业流行“一折书”，以价廉、平装为主要特征，以古旧小说为主要印刷对象，虽然存在舛误多、用纸粗劣等问题，在当时就引起了诸多批评和纷争，但它是近代活字印刷技术革新的必然结果，折射了中国近代社会和学术领域等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对今天的出版传播和学术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民国时期“一折书”出版史书业学术传播

1 何谓“一折书”

所谓“一折书”，是指定价为一元的书，以一角或者八分出售。发展至后期，出现“一折八扣书”、“一折七扣书”，在打一折的基础上再打八折、七折。这种出版、销售低价书的现象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行其事，本文姑且统称为“一折书”现象。

民国时期的“一折书”多为铅字排印的旧传奇小说等古籍，一律五号字体、32开平装，排版密集，天头、地脚、裁口、钉口等都尽量缩小，以减少用纸量。“一折书”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文化圈流行，属于比较低档的书籍，一般很难入文化较高的读者法眼。但是“一折书”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林语堂、近代藏书家王伯祥等人都曾推荐、收藏过“一折书”。林语堂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在他主办的报纸《宇宙风》“我的爱读书”栏目上，向读者推荐自己喜爱读的书目，其中第八期推荐的爱读书中就有两本“一折书”：《蓝田女侠》和《花田金玉缘》，一本是武侠小说，一本是才子佳人小说。于此可见，“一折书”在民国时期的流行之势，影响之广。

民国时期出版“一折书”“一折半书”的出版单位主要有新文化书社、启智书局、大达供应社、大众书局、北新书局、四达图书公司等，每个出版单位都为“一折书”“一折八扣书”大造声势，竞相促销。如大众书局曾在报纸上刊登“一折半牺牲书”的促销广告，不仅篇幅大，而且广告词也写得极有诱惑力。广告罗列的书目中通俗传奇小说占了半壁江山，其余的是一些实用书，如《实用杂书》《医药用书》《修养新书》《运动新书》《消遣新书》、音乐、美术类书籍、儿童读物以及各种字帖字典等参考用书。其广告词不仅从价格上吸引人，而且还韵味十足：

价贱不为奇，书好方为奇，好书卖贱价，上海第一家。……书籍五六千种，完全标价陈列，请诸君先看后买，免得上当。期限一个月，决不展期，良好机会，切莫错过[1]。

当然，“一折书”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时人的批评，因为“一折书”由于用纸粗劣，排印马虎，错漏极多，甚至有意识地偷工减料，一出现就受到文化界的批评，许多作家、文人、藏书家都撰文指责其不足。

批评的声音主要针对“一折书”存在校对不精、舛误太多、多翻印古人作品的弊端。如天津《益世报》登录了一篇题为“为一折书正名”[2]的文章，提议为那些购买“一折书”的人提供服务——“校对”，因为“一折书”中“错字太多，摘节割裂笑话层出，贻误青年”，并请求《益世报》报社专辟一块地方，列表刊登校对出的错误文字。再如郁达夫毫不客气地指出“一折书是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的企图，用意未始不善，结果影响，也不会没有；但试一检查这些一折书的内容，那就糟了。所翻印的仍旧都是封建时代的几本最普通流行的书；新的作品和新的选本，只占了十分之一的地位；而这十分之一的新书，也浅薄、错乱到了万分。”[3]鲁迅对此更是口诛笔伐：“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4]

但“一折书”并非无可取之处，例如其装帧形式比较接近当时中国大众的欣赏习惯，特别是售价大大便宜于原版书，所以颇受小市民及低收入读者的欢迎，遍布街头书摊。

著名藏书家王伯祥先生一方面对“一折书”现象大加贬斥，如他在晚年撰写的读书志中写道：《孪史》者，取列史事实之相似同者分类排比以成之。……原本予未之见，今年坊行一折书，广益书局（仍托大达之名）遂取充此伍，颜之曰记事文学说部，名实混淆，至可诧叹，且固有卷第亦并之，面目全失，尤足深谴，予故揭其真，以示后之览者[5]7。另一方面却购藏了许多“一折书”，根据他晚年撰写的《庋榢偶识》一书，其藏书出自盛产“一折书”的大达社与新文化书社者不在少数。虽嗤其粗劣仍购藏，正是取“一折书”的价廉。对“一折书”可谓是爱恨交加，正如他在后文中所讲：“郎仁宝《七修类稿》五十一卷，《续稿》八卷。广益书局翻印之，并称上下二册，漫题上卷下卷以别之，至足嗤也，然价廉而易得，亦未始非流通之一助，则此举不当过责之矣。”[5]10

总之“一折书”以其价廉和出版、装订符合读者需求等特点，满足了当时的读者群体，从而蔚然成风。广泛流行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纷争议论，这是“一折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一折书”产生原因探析

探析“一折书”在民国初期大肆流行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近代活字印刷术尤其石印、铅印的推广和流行，降低了印刷成本，有利于“一折书”的印刷和传播。尽管活字印刷术早在北宋就已发明，但一直未能取代雕版。19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了“纸型”，解决了活字排版的重印问题，活字印刷才在技术上超越了雕版印刷，进而取代手工的雕版印刷。这个技术随着晚清“西学东进”思潮一起涌进国内，大大促进了我国出版印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新技术的卓越表现有：平装书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版；出版速度快，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有的出版社为了节省资金，采用价廉的纸张印刷。可以说，近代活字印刷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远超我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优势，从技术上催生了民国时期“一折书”的大量印刷和广泛传播。这一点也可以从“一折书”的印刷特点反映出来：“一折书”在印刷时多采用五号字体密集排版以尽量扩大每页字的容量，单色印32开平装，这样的出版方式主要有利于出得多、出得快，有利于降低成本，降低售价，有利于竞争。

其二，近代稿酬制度的逐渐形成，出版公司为追逐利润，免付稿酬，多以重印古旧书为主。近代稿酬制度是随着晚清社会资本主义商品化的进程而逐渐形成的，在民国时期逐渐深入人心，产生影响。我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一直以做官、入幕、教书为主要谋生手段，并不依靠创作谋生；而且秉承“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有时甚至认为要稿酬是对自己的亵渎，因此也就不存在稿酬问题。然而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化思潮大量涌入，追逐利润的商业思想深入人心，也影响到了传统知识分子，首先影响到的是绘画界，很多画家、词人靠卖画为生。到了晚清民国初年，小说稿酬制度也开始流行，很多小说刊物的征文广告上都纷纷标明小说稿酬。1910年清政府又颁布了《著作权律》，标志着文学商品化得到官方承认。在这种思潮和制度的影响下，出版公司和出版社为了获得更厚利润，免付稿酬，降低成本，古人的小说集子也就成为竞相印刷出版的对象。这就是“一折书”中多为翻印的古旧小说的主要缘故。

其三，近代以来，普通市民为主体的阅读群体在上海周边地区崛起，催生了“一折书”市场的蓬勃发展。千百万读者的选择，决定了图书的命运，影响着图书的走向、结构，决定着出版业的兴衰。根据《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一书中所统计披露的信息来看，当时上海地区60%的男性粗识文字，10%～30%的女性有阅读能力[6]。只有基本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阅读不追求深度，多从娱乐的需要出发，普遍滋生出“猎奇追艳”的阅读心理，因此选择的读物主要为通俗小说。这种阅读需求导致出版业以及近代文学出现“媚俗”倾向：出版单位以古旧传奇小说为主要出版对象，近代作家粗制滥造、竞相模仿炮制“言情小说”。此外，民国时期经济发展不稳定，广大市民阶层并不富裕，可用于阅读的经济能力很有限。总之，新兴的市民阶层，以普遍的“猎奇追艳”的心理和有限的阅读经济能力，直接催生了“一折书”市场的蓬勃兴起，“一折书”成为一张巨大的传播通俗文化的“网络”，作用不可低估。

3 “一折书”的历史影响与文献价值

“一折书”的大量出现，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对今天的出版业有多重借鉴意义，更是文化普及、民国学术研究领域里重要的文献史料来源。

首先，“一折书”在当时起到了普及和传播文化的作用。由于“一折书”是在近代活字印刷技术革新的基础上诞生的，生产方式上采用工业化的形式，营销方面采用纯商业化的方式，不仅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传播成本，成为与中国传统线装书不同的传播媒介，起到了普及和传播文化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几个例子可为明证。

吴康民先生在自己的回忆中就写到“一折书”对自己的影响：“我自小爱好文艺。小学时期，大概八、九岁吧，就看历史章回小说。三四十年代，有一家叫做四达图书公司的，专出版古典小说，稗官野史的廉价版本，叫做一折书，即定价一元，只卖一角。我那时候就用了零用钱买了这些小说、演义来读。”[7]有一阵，市面上出现一种“一折书”，大达书局印行，大部分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便宜到好像白捡一样，大家都买得起。很收到普及之效。”[8]在当时，林语堂就对“一折书”予以高度评价：“近来出版界大转方向，一为大书局之大批翻印古书，二为小书局之出一折书，三为上海杂志公司及中央书店之大批翻印明书珍本——总括起来，仍是翻印古书大潮流中之各不同方向。……第一，诸书共同之点，除了翻印旧籍以外，便是价钱便宜；因此其第二点便是，使古书普及流通。本来在印刷业大进步的现代，早应使书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无如书业陈陈相因，不合理事很多，乃使书越出越贵。幸而一折书出现打开一条生路，其影响及于各大书局，使不廉价，便不足以与竞争。同时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木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9]

这些例子都说明“一折书”在当时的风靡之势，确实起到了普及、传播文化的作用，尽管这些作用并不是出版商的本意。

其二，“一折书”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引发了出版业的恶性竞争，导致很多出版社的倒闭。在追逐利润、抢占市场目的的驱使下，各个出版公司竞相降价，引起出版业的混乱和恶性竞争。以新文化书社与大达供应社（广益书局）的竞争为例：新文化书社虽然是最早出版销售一折书的，但是大达图书供应社后起直追，“在约短短一年时间里，所出版的书就铺天盖地而来，大约有数百种之多，广益书局把它们一摞摞平铺在案子上供读者自行选取，几乎有篮球场那样偌大的店堂里，好几张案子摆的满满的，真让人目不暇给。两家相互竞争，折扣互相攀比下降，最后大达供应社降到一折八扣，大肆推销，新文化书社被迫也从一折再降至一折八扣。自此在1935年前后，图书市场上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到处泛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形成所谓的“一折八扣”现象。王伯祥先生亦曾指出：“右朱梅叔（翊靖）《埋忧集》，杂志公司曾刊入珍本文学丛刊，广益书局又托名大达翻印之，充一折七扣书，近日此风竞扇，恶轧满市，广益尤此中铮铮者，故尚堪一把卷耳。”[5]6毫不留情地指出广益与其他书局的恶性竞争，在出版发行业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反响，此种劣行，足可为今日出版业引以为戒。

其三，“一折书”对现代出版业亦有积极的启迪意义。首先我们对“一折书”应持客观公允的态度，不必一棍子打死。“一折书”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尽管从它诞生开始就引起不少争议，但客观上大大降低了读者的阅读成本，起到了传播、普及文化的历史作用，对它的评价应该持辩证、客观的态度，而不能一味鞭挞。时至今日，市场上也有“一折书”的踪迹，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指责之声[10]。如今我们以民国时期“一折书”的历史客观价值为参考对象，对今日市场上“一折书”所持的态度应该更为客观冷静，不能一味否定，应该允许其存在，给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其对于未来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作用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此外，“一折书”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售价低的经验也值得现在不太计较印制成本的出版社反思和学习，对此已有学者撰文阐释[11]，不再赘述。

其四，“一折书”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主要文献来源之一，对学术研究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经历多年战火和历史变革的洗礼，目前留存下来的民国时期的图书，出自“一折书”者占了很大比重，尤其大达图书社所出版的“一折书”，在很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都有收藏。这些图书正是依靠其量大价廉的特点，在当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收藏量极大，虽经过战火和历史变革的大浪淘沙，依然顽强地幸存下来，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物质和精神遗产。如今这些幸存的“一折书”和民国报刊一起，已经成为民国学术研究领域最主要的文献资料。随着学术研究领域迎来“民国热”，这些幸存的“一折书”势必受到更多关注，从而纳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得到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利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一折书”具有价廉和迎合读者需求等特点，尽管存在校对不精、舛误太多等问题，也引起了不少的批评和纷争，但是它所起到的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尽管这些历史作用并非出版商的初衷；此外，“一折书”对今天的出版业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更是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因此，对民国时期的“一折书”现象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

[1]申报：1935（3）：25.

[2]益世报：1935（10）：10.

[3]吴秀明.郁达夫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7.

[4]周树人.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1.

[5]王伯祥.庋榢偶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8：7，10，6.

[6]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96.

[7]政协广东省惠来县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惠来文史第4辑[M].广东：惠来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2：38.

[8]林语堂.林语堂书评序跋集[M].岳麓书社，1988：94.

[9]罗兰.蓟运河畔[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199.

[10]何传友，李维胜.“一折书”的销售特点与整治建议[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4）：85-86.

[11]汪家熔.从书价高想到一折八扣书[J].出版科学，2000（3）：43-44.

宗瑞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江苏南京，210097。

On the“Ten Percent of Books”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ong Ruib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en percent of books”were popular,which were cheap and paperbacked and mainly took the ancient novel as the printing object.Although they caused lots of criticism and disputes for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such as many mistakes and errors,poor paper,etc,the phenomenon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modern movable type prin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Moreover,it was the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changing.In today's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academic research,it still bear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academic support.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en percent of books”.Publishing history.Publishing industry.Academic communication.

G256.1

2014-06-18 编校：方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