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兆修

2013年1月8日，在上海邮政公司年会上，山东省临沂市邮政局受邀演出了根据我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情景剧《红色邮包》。听到演出成功的消息，抗战时期那次奔波几个月、跋涉几千里，打通山东到中央的交通干线的经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飞毛腿”领受任务

1942年，山东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寇碉堡林立，哨卡遍布，对我各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造成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山东分局于1942年2月7日在沂蒙山区组建了集邮政、交通、发行于一体的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主要负责党内文件的传递、《大众日报》等党报党刊的发行与投递、护送干部、运送重要物资等工作。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交通科科长赵志刚同志兼任该局局长。

经过全局上下共同努力，战时邮务总局顺利打通了上下级的联系和本省各个根据地间的联系，但与中央的联系一直没能打通。1942年年底以前，总局曾派人到中央送过两次文件，第一次到达了鲁豫边区，但秘密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无法联系，只得返回；第二次，我方交通员在通过平汉铁路时不幸被捕牺牲。当年12月，组织上经过反复筛选，决定派我去打通到中央的交通干线，把华中和山东的机密文件送到晋东南的中共北方局，可能的话，就去延安，送给党中央、毛主席。

夜行晓宿出山东

我当时21岁，在山东战时邮务总局任政治交通员，由于身体好、跑得快，同志们送我个外号叫“飞毛腿”。1942年12月19日晚，我带上文件、枪支和火柴（如遇敌摆脱不掉，必要时将文件烧毁）从沂蒙山区出发，白天休息，夜间赶路，经过几天的奔波，到达了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枣庄地区。

12月23日，我用暗号接上头，找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杜政委。他分析说，日军历年都会在元旦那天聚在一起过年，可以趁机过微山湖。12月31日下半夜，我在铁道游击队的带领下，悄悄翻过津浦铁路，在微山湖边找到铁道游击队队员王大元。第二天，王大元安排用两只船过湖。地下党员老张哥的船载着我在前头走，船上装满了苇子，我装有文件的包袱就捆在苇子里；王大元买了两只烧鸡，撑着船跟在我们后边。

出发不久，我们便碰到两个巡湖的汉奸兵。老张哥说我是他表弟，跟他过湖卖苇子，王大元又拿出那两只烧鸡递给他们，我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检查。

渡过微山湖后，我奔向下一个接头站张楼村孔家。我把文件包袱紧紧地背在肩上，手枪子弹上膛。走了七八里路，天就漆黑了，为了避免和敌人接触，我记准方向，离开道路走农田直往西行，一路上见村就躲，遇水即蹚。正走着，一道封锁沟挡住了我的去路。沟既宽又深，我往沟底出溜时，因为身上背着文件，手中又握着枪，头重脚轻，一不留神摔了个倒栽葱。那几天天气很冷，我的老毛病气管炎犯了，再加上这么一摔，喘得更厉害了，还止不住地咳嗽。我怕暴露目标，就用棉袄袖遮住嘴，还是无济于事。真没办法了，我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塞进嘴里吃下去，连吃了几口果然奏效，咳嗽止住了。我在沟墙上挖了几个小洞，蹬着小洞爬出深沟，就这样又闯过了一关。

我休息了一会儿，准备继续赶路，糟了，前进的方向记不准了。我想看北斗星辨别方向，可是满天乌云，遍地冰雪，实在难以辨清，急得我手足无措。忽然，我想起交通员经验总结中有一条：“大树皮南面光，土地庙门都朝南，天王星正北不动。”于是，我径直向近处的一个村子奔去，在村头找到一棵大树，用背靠在树的光滑面确定方向，又绕了大半个村子找到土地庙，证实了方向后便继续快步前进。

在吃力地翻过一条十几米宽的河坝后，东边已经放亮了。到张楼村还有多远呢？为了弄清情况，我壮着胆子走进前边的一个村庄，转到村西头的两间破草房前，轻声问道：“里边有人吗？”只听屋里有位老人答话：“谁呀？”“老大爷，我是问路的，到张楼还有多远？”“西边大庄就是。”我又问：“这庄上住的有工作人员吗？”“不知道，你到庄里问村长去。”我一听，知道自己到了解放区，因为只有解放区才称村长（敌占区都叫保长），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直奔张楼而去。在张楼找到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站后，不知是由于劳累还是高兴，我顿时两腿发软，一步也迈不动了。

跋山涉水到太行

冀鲁豫区党委的同志非常热情地安排我先休息，并和我交流了情况。当时，平汉铁路两边敌占区都很宽，武装通过已不可能，化装步行得走三四天，且危险性很大。区党委交通科科长刘明九建议我把文件留在他们那里，由当地交通站一站一站接力，把文件送到中共北方局去。我表示，这不符合我这次任务的目的。

刘明九见我态度十分坚决，决定派人护送我过铁路，但提出不能随身带文件和枪支。他说，文件由他们随密站送往北方局，枪在我回来时再还给我。我说，枪可以给他们，文件必须由我带在身上。刘明九认为这样太危险，并一再保证文件的安全。最后，我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安排。

不久，我和几个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一起启程。我们全部化了装，有的背着钱褡子，有的背着行李卷，每人身上还带了很厚一沓子伪钞票和法币。带路的同志嘱咐我们，如遇敌人盘查，就说是到山西买牲口的。

第一天，我们朝河南安阳进发，快到天黑时走进一个小集镇，打算找个店住下。刚走到一家店门口，就见里面走出两个伪兵，后面紧跟着一个穿大皮袄的老板，大家马上躲了起来。等伪兵走远后，带路同志才领我们进去住下。第二天一早走在路上，带路同志对我们说：“店掌柜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敌区工作在这个地方很有基础。昨天那两个汉奸兵是来要壮丁费的。”

这样又走了一天，傍晚到达了安阳附近的平汉铁路边。这里比津浦铁路封锁得严密多了，沿铁路两边都设有很深的水沟和铁丝网，不多远就有一个碉堡，晚上还有巡逻队，不论白天晚上，想偷越铁路都是很困难的。

带路同志领我们来到安阳城北交叉路口的伪军营房里，找到一个和他早有交往的伪团长。进去前，我一直担心敌人翻脸把我们扣起来。进去后还算不错，伪团长专门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安排两个士兵送我们过了铁路。通过平汉铁路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向太行山解放区行进。

我们赶了240里路，终于通过了敌占区，进入山西太行山区。这时，已经是冬去春来了。到达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驻地的马田村后，我与北方局交通科接上了头。第二天上午，北方局交通科侯科长来到招待所对我说：“冀鲁豫区党委已经把你们山东的文件送来了。给北方局的我们已经送组织部，给中央的文件暂时存放在我们那里。”听到这话，我心头的千斤大石才落了地。

侯科长向我介绍说：“日军近来集结了很多兵力，有向我根据地‘扫荡的动向，你去延安是不可能了。你先安心好好休息，以后看情况再确定。”这样，我耐心地等候着，工作时间就去交通科汇报这一路上的情况，同时主动学习他们的交通工作经验。

不久，日寇就纠集重兵向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北方局把我送到敌占区的一个小山村，安排我住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我白天到山上种地，晚上回他家吃饭，夜里到山洞睡觉，在这个小山村住了22天。

敌人“扫荡”结束后，北方局通知我回到马田村。此时，小麦已经黄梢了。在这次“扫荡”中，国民党军庞炳勋部投降了日军，其盘踞的地盘阻隔了北方局去延安的交通线。北方局确定，今后山东送中央的文件，由他们设法转送过去，让我返回山东，同时将近期中央和北方局发给山东的文件带回去。一个多月后，我带着文件安全回到山东，得到中共山东分局首长和战时邮务总局赵志刚局长的表扬。

此后，我一直战斗在通信战线，直到20世纪80年代光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