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哲友

[摘 要]解放前，延边地区是吉林省主要的养牛产地，该地牛品种优良，草地资源丰富，户均养牛数量多，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大及各种灾害频仍，延边的养牛业遭到严重破坏，户均养牛数逐渐减少。

[关键词]解放前；延边；养牛业；牛品种

延边（1）地处吉林的东南部，以图们江为界，接壤朝鲜的咸镜北道。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大批朝鲜贫民涌入延边，开荒定居，占人口的大多数（约70-80%）。由于朝鲜人多，中朝之间贸易及人员来往频繁，形成了与东北其他地区与众不同的养牛业发展特征。

一、养牛品种

20世纪20年代之前，延边地区主要饲养朝鲜牛、本地牛（也称满洲牛、吉林牛）、蒙古牛等，其中朝鲜牛约占60%，本地牛和蒙古牛约占30%，其他牛约占10%。当时，朝鲜人集中的东南部地区主要饲养朝鲜牛，而中国人较多的西北地区大部分饲养本地牛、蒙古牛等。

朝鲜牛是远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地方牛种之一，它素以体质强健、肉质浓郁和全面的役用性能著称于世。朝鲜牛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朝鲜移民进入到东北各地，而延边接壤朝鲜的咸镜北道，咸镜北道产牛居多。咸镜北道是朝鲜著名的养牛产地，该地牛相对于其他朝鲜地方牛体格高大结实、牵引力强。从外形特征上，延边当地的朝鲜牛与朝鲜境内的朝鲜牛并无明显区别，但延边地区水草丰盛，饲养条件好，比朝鲜境内牛营养充足，皮毛光泽。

朝鲜牛、蒙古牛、本地牛的毛色均为黄色，从外观上看较相似，但朝鲜牛与蒙古牛、本地牛相比持久力及牵引力更强，体型更加结实。

进入20世纪20年代，延边地区各种牛品种之间的杂交较为频繁，当地人也很难分清其品种，一般都俗称“间岛牛”。解放后，延边州畜牧部门把“间岛牛”改称“延边牛”。

二、养牛业发展之原因

解放前，延边地区养牛业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牛是农耕和运输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增资和投资的手段。据伪满洲国家畜统计，1934年延边地区（间岛省）每1000人的养牛头数是186.2头，在伪满洲国14个省当中排名第三，第一和第二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兴安北省和兴安西省。同年，延边地区的牛饲养头数在整个大牲畜中超过70%，这在东北地区实属罕见。延边地区户均养牛头数较多的原因是：

第一，延边地区的社会自然条件适合发展畜牧业。延边地区是山地多，平原少的地形结构，据1926年统计，延边地区林地和不可耕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81%。而这些地方因200余年的封禁，草木繁盛，适合放牧。同时延边地处东北东段，通往吉林、长春的交通极为不便，与东北其他地区相比人口密度较小。

第二，跟朝鲜人的养牛爱好有关。历来朝鲜人喜欢养牛，而不喜欢养马、养驴，养牛在朝鲜人的家畜饲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据1932年延边地区家畜统计，延边地区朝鲜农民的牛马饲养比为约10：1，而中国人的牛马饲养比是约1：1。一些农民还饲养驴和骡，但数量较少。朝鲜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延边地区以牛为主的畜牧结构。

第三，延边地区的中国人较富裕，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畜牧业。解放前延边地区中朝农民之间贫富差异较为显著，其原因是：延边地区朝鲜人大部分是为了生计，逃难到延边的贫苦农民，而早期进入延边，开垦土地的朝鲜农民，也因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大部分被官府没收土地，沦为佃农；相反，清末，移居到延边的中国人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地方官府对本国人给予了分给土地、农具等各种优惠政策，生活较为富裕。据1910年延边地区中朝农民人均养牛统计比较，延边地区的户均养牛数为1.3，其中中国人为4.0，朝鲜人为0.8。可以看出，朝鲜人重视养牛，但因其经济水平所限，其户均饲养头数不如中国农民。由于当时该地还没有信贷机关，很多中国地主挣钱后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畜牧业，使以牛为主的家畜数迅速增加。之后，随着佃农制度（2）的普及，中朝农民之间的经济差异逐渐缩小，但中朝农民的户均大牲畜数差异一直较大。

三、养牛业发展概况

我们来看一下延边地区各年代的养牛业发展特点。20世纪10年代是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出，20世纪10年代，随着大批朝鲜人的移居和新土地的开垦，延边地区养牛头数快速增加，户均养牛数超过1，但当时户均养牛头数的增加，更多的是一些中国地主以投资手段繁育的结果，朝鲜佃农的人均养牛数还较少。

20世纪20年代，延边地区的养牛头数基本保持在6万头左右（参照图1）。人口增加，而养牛头数未增加的原因是跟延边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有关。20世纪20年代，延边逐渐编入了日本的经济圈。东洋拓殖等日本的商业资本大力进军延边，逐渐控制了延边的经济命脉，加速了农民分化。虽然日本领事馆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延边朝鲜人，但日本利用各种信用贷款，掠夺朝鲜人的土地，使很多朝鲜人沦为佃农或半佃农。而随着日本金融资本的渗透，地方官府也加强了对土地的管制，未归化者很难利用佃农制度获得土地，朝鲜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同时，该地人口持续增加（如1916年约26万，1926年约44万）后，土地逐渐饱和，出现了冬季饲料缺乏等问题。还有当时延边地区各种灾害频繁，牛瘟等疫病猖獗，使很多农民为了生计，卖耕牛。由于卖牛者多，延边地区的牛交易较活跃。1920年，延边地区共有11个牛市场，年交易量达到约1.6万头。一般延边地区的活牛是通过牛贩子卖给邻近的朝鲜、俄罗斯及吉林长春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延边的养牛业遭到重大打击。伪满洲国初期养牛业退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从1932年到1936年，日伪军警大搞所谓“治安肃正”，对广大农村残酷实行“三光”政策，使广大农村荒废，以牛为首的家畜大量减少；第二，以“商品交换”名义每年把大批牛输出到日本和东北其它地区；其三，日寇为了掠夺资源，强制把大批牛征用于修机场、铁路的装备场所。1939年以后养牛业尽管有所恢复，但基本上停留在1931年以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