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热播过去已有些年头了。而前不久，我到国家领导人与外宾举行活动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却重新看到《乔家大院》的视频，是因为参与企业家、经济学家郭凡生一场演讲，他用剪出来的《乔家大院》碎片，借此举行“股改天下”的演讲，从逻辑上支持自己的理论，以达到语言上的生动表达。

说起郭凡生，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贵州乃至中国西部反贫困理论的中青年学者绝不陌生。我就是在1986年12月在贵阳金桥饭店采访了他并阅读了《摆脱贫困的思考》，了解了他“反梯度理论”的。当年我即写了《西部的觉醒意识》一文，发表在《现代青年报》上，据说得到了时任团中央领导的肯定。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东西经济的差异，其原理存在着一个不易被觉察的“价值转移”秘密。出于对旧体制的批判与思考，郭凡生从经济学角度还原了东西部关系在结构上存在的价格并不反应价值的不平等。西部的一些资源类阶段产品被以命令经济的方式调走，到东部加工后实现了高倍的溢价增值。比如钢铁，羊毛，棉花等等。比如，内蒙当时年产钢150万吨，国家以700元一吨调走，而此时的市场价是每吨1200--1500元。人们批评西部落后，但却很少了解与明白旧体制的如此转移原理。于是内蒙开始启动改革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线与经营管理，在一些产业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如羊毛与制成品行业，内蒙主动与国际著名企业联盟，走了贴牌和自创品牌路线，成就了产业奇迹。尽管，当时这引起了“羊毛大战”，但客观上也推动了东部企业的产品与产业技术，甚至区域经济的升级。对整个国家而言，西部多了生财之路，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在摆脱体制束缚的竞争新格局中，得到了互动发展。蛋糕做大了。它说明没有绝对的富或穷，西部落后地区选对了发展战略，就存在跨越发展的可能性。

其实，比区域经济板块更大的“价值转移”，存在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多少人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的“剪刀差”政策了。但剪刀差的历史作用在于，给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积累了7000-8000亿资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是农业的包产到户。现在回头看，若干年后上升到法律，被制度锁定的土地承包，实质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耕者有其田），在这种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剩余索取权，避免了不合理体制对人的积极性的毁灭性打击。总结这场改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一包就灵”。灵在何处？制度供应与变革，尊重了人性，消除了发展窒息，全中国有饭吃了。消除贫困与不平等，似乎在于尊重人性。农村改革的成功，给城市改革与企业改革提供了探索的方向与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到昆明开国企改革研讨会，意外发现当时云南改革有一个“工者有其股”的思路。转型期的实践证明，“工者有其股”制度安排在操作上具有非常大的复杂性。

郭凡生更多地选择在家族企业、民营私营企业探索建构共享制，努力实现“商者有其股”的激励制度，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早年他在内蒙搞研究时，即对中国晋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晋商成功的秘密在于“银股”“身股”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合理建构，“银股”“身股”实际是中国式对企业资本和人力资源（劳资矛盾）的股权化处理，它承认了利润实现过程中，资本要素与人的作为，均具有合理合法的获益（分红）权利。郭凡生设立了一个书苑，专题进行这种中国式制度建构与现代期权激励理论研究，努力通过思想市场服务的方法，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股改激励方案与追踪服务。

经济学界曾私下讨论，“银股”“身股”是一种民间说法，它是晋商的创造，是曾经被切断又被忽视的本土经济学的一项创新。它的合理性，存在与体现在对那些对有贡献的打工伙计的承认和给定他们的利益之中。于是它成了晋商的基石，给我们提供了智慧和启示。今天探索它，或许能帮我们解开委托代理关系的死结，再造企业基因，为共享制企业找到与趋近合理切割各方利益方程式的临界点。

探索微观企业股权改革，具有缓解分配不公，为如今弱增长的经济提供澎湃动力的宏观意义。一个关键还在于它使我们回到常识，去观察与研究今天的经济问题。于是一个感想姗姗来迟：看了《乔家大院》，你是否看懂了乔家大院的深意？（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