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派教会发展历程浅析

2014-11-25张亦帅

黑龙江史志 2014年5期

张亦帅

[摘要]宗教文化研究是各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晰的认知东正教文化各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加以分析，对于了解俄罗斯文化尤为重要。经历千年沉浮的东正教，如今依然存在于世界宗教大家族中，并且其生命力依旧旺盛，但由于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想要恢复往日的辉煌，可谓任重道远。

[关键词]东正教；俄罗斯；教权；皇权

前言

罗马帝国东部于3世纪前后在安提拉、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传教中心相继建立了4个大主教辖区（牧首区）和若干独立教会。[1]由于教会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习惯等方面受希腊和拜占庭文化影响较大，因此它具有一些与罗马教会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不同的“东方”特色。这一地区的教会习惯上被称为“东派教会”，或“东方教会”。

一、分裂

东西方的矛盾由来已久，无论是对神学思想的理解，还是双方历史、地理背景的不同，都不是导致其1054年分裂的主因。最关键的是双方领袖人物想得到教会的实际控制权，但又不能奈何对方，于是只好“分手”，但这并不是和平的“分手”。由于东部为希腊文化传统，西部为拉丁文化传统，双方对于科学、教义、礼仪和习俗等方面均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尤其对于“圣三一”神学问题，双方更是各持己见，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对方是异端，籍以确立自己在教会的领导地位，自君士坦丁大帝4世纪迁都以后，东部教会始终被罗马皇帝牢牢控制。教俗两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而西部教会则不同，由于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而东罗马皇帝又远在君士坦丁堡，无法对西部进行有效保护与统治，因此，罗马主教就拥有了很大的世俗权力。[2]早在5世纪中叶，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就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关于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在教务上具有同等地位的决议。并用“彼得优越论”来论证罗马主教是普世教会的当然领袖，于是双方就正统问题的争执就此开始。587年的主教罢免案则是分裂的导火线，在867年，其中的主角之一：东罗马皇帝罢免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依纳爵后，另立的佛提乌大主教提出“绝罚罗马主教”事件。使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升级，事后双方又不断的对开展的传教活动进行竞争，对新成立教会控制权的争夺使双方矛盾逐渐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终于在11世纪中叶由意大利领土问题及1053年的撰文攻击等一系列事件后。1054年这个值得所有基督徒牢记的年份，罗马主教利奥九世派枢机主教洪贝尔和洛林的弗里德里希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3]想缓和双方的矛盾，但这时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因为它涉及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关于正统的归属问题而是关系到主权国家领土一系列政治问题，于是这次行动的结果可想而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予以断然的拒绝，其实这应是东罗马皇帝的意愿，因为他关于意大利的领土还没有着落。于是洪贝尔把关于塞鲁拉里的教皇通谕绝罚书放到了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以示决裂。[4]塞鲁拉里随即称洪贝尔“渎神”并称其“像野猪一样，为了推翻真理，自黑暗的西方来到虔诚之国”，并将利奥九世及使节以正统基督的名义开除出教，从此东西方教会决裂。[5]

二、罗斯受洗及其影响

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后，东派教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6]987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阶段的拜占庭又一次出现了混乱，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瓦西里二世因而请求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兵平叛。但条件是相互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娶拜占庭安娜公主为妻，同时接受洗礼，改信基督教。[7]988年罗斯全国举行的第聂伯河洗礼就是被后世神职人员大书特书的“罗斯受洗”。以证明神感召力的伟大，但只有利益才是永久的驱动力，“罗斯受洗”看似伟大，但实际显露出的是一种双方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只是以他为代表的罗斯王公贵族们旨在通过联姻来实现祖辈们世代渴望获得与文明国家平等地位的梦想。达到跻身世界强国的愿望。而大公则是为了“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和在天上的庇护者。”[8]而瓦西里二世则是想借罗斯强大的武力来稳固自身的皇位，并且他想通过以宗教的方式对罗斯进行思想渗透，从而达到使罗斯最终成为自身附庸的目的。“罗斯受洗”之后到11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罗斯全境，于是都主教府出现，并设在了基辅，但其在组织系统方面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领导。到15十五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这时的莫斯科成为了其政治中心，于是由于此前基辅及弗拉基米尔城影响的下降，都主教府移到莫斯科也就显得理所应当。[9]大公伊凡三世时期，君主制得到恢复，打败蒙古人彻底结束其统治，使自己为全罗斯的君主，俄罗斯时代就此开始。无论是娶东罗马帝国末帝君士坦丁十一侄女索菲亚·巴列奥略格为妻还是改国徽为双头鹰。[10]都是在为强化权力而作的必要准备，同时利用宗教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其巩固政治服务。1448年在莫斯科召开东正教会议，首次自选俄罗斯人任地区主教和都主教。[11]这种行为无异于反叛，而此时在宗教世界中充当老大的君士坦丁已无力做出反应。此次事件的背后不难看出世俗政权的暗中使力。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烟消云散，而东正教所在的各东方国家先后皆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表示臣服。于是在这大好的历史机遇面前，东正教或者说俄罗斯的统治者又一次把握住了它。因此普斯科夫僧人费洛菲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而名垂青史。[12]其坚称“前两个罗马由于统治者的对信仰不忠而灭亡，莫斯科是东正教的主要堡垒，对信仰的忠贞将使其永远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位置。”[13]于是俄罗斯正教会就成为了东正教会的首脑，莫斯科成了“第三罗马”和“新的世界基督教中心”。[14]然而，直到1589年，在新沙皇的支持下，牧首制才得以确立，莫斯科都主教约夫成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首任牧首。[15]也就是以这一刻起，俄罗斯正教会才成功摆脱君士坦丁的控制成为“东正教会世界的一个中心”。[16]这一系列的努力都在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在精诚合作。两者各取所需，一个在为政权的稳固及发展；而另外一个是在为自身能以更高的地位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尼康牧首与俄罗斯正教改革

16世纪末17世纪初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短暂而混乱的。面对波兰和瑞士武装入侵，这个民族就像那双头鹰一样不屈而又顽强，捍卫祖国尊严的时候。东正教成为了俄爱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主要组织者。[17]其信仰对于俄罗斯民族鼓起反击外族入侵的勇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俄罗斯成功赶走入侵者并重新形成一个统一又强大的政权。在俄东正教会摆脱拜占庭控制的漫长过程中，世俗政权都是对教会持全力支持的态度，无论是出于自身方面的考虑抑或真正的宗教民族情结，总之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1589年牧首制的确立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说这时的俄政教关系完全成为了俄国的内部事务。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为俄国沙皇。[18]俄从此开始了历时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而1619至1633年间米哈伊尔的父亲费拉特烈任全俄第四任牧首，由于双方天然的血缘纽带，所有事物都处理的堪称完美。专制思想开始通过宗教思想的渗透而深入人心。这一时期被称作“两种政权并存”的黄金时期，但这只是由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并不能说明政教之间就没有矛盾。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要求教会绝对服从国家政府的管辖，以便帮助沙皇巩固政权和统治。为此，对教会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使全国东正教活动一体化，消除经书中存在的分歧和仪式上的差别，使各地东正教会组成更加严格的服从统一领导。[19]显然费拉特烈不适合干这些，于是又一个俄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尼康便适时出现了。这是一枚棋子，当时的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任命其为俄罗斯正教改革的领导人，这个农民家庭出身被沙皇称为“心爱的朋友”的人，在1652年担任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牧首伊始，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野心，1633年春，根据沙皇的命令，一系列漂亮的动作使得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改革非常成功。沙皇政府的支持功不可没，可是依然有人跳出来反对，特别是下级神级人员和广大的教徒群众，旧仪式已经被他们所习惯，[20]而新仪式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之所以说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它适应了巩固沙皇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潮流来看，是大势所趋，虽然分裂的人形成了“分裂派”和“旧礼仪派”，但总体来说，俄罗斯正教会改革取得了预想的结果。而尼康也在俄罗斯正教会史上有了极其重要的一页。[21]此时尼康权欲开始膨胀，对上阿谀奉承，全力讨好，对下则蛮横无理，并且大肆搜刮各项财产，在不太长的时间就成为了巨富。因此得到绰号“残忍的野兽”。在沙皇不在的时候甚至可以以沙皇名义发号施令，人们把“第二君主”这个称号送给了他。这些都引起了皇宫达官显贵的不满，但当事人却毫无知觉甚至宣扬教权与皇权就是“太阳和月亮”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主张，企图把教权至于皇权之上。建立教权彻底高于皇权的格局。[22]这触动了沙皇的底线，于是开始对其采取某些行动希望他有所收敛。终于所有事件在1658年有了了结。7月10日在莫斯科圣母升天教堂召开的宗教代表大会上尼康当众宣布辞掉牧首职务，脱下牧首神袍，并离开莫斯科，去新耶路撒冷复活节修道院隐居，想借此来迫使沙皇让步，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沙皇顶住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于1666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方各大教会牧首和大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沙皇一方面肯定了尼康的改革贡献另一方面充当了揭露尼康的主要起诉人，历数了尼康给教会带来的危害，于是根据沙皇指令大会正式对尼康进行了废黜，随后对其进行了流放，而这也是俄国教会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教权与皇权的正面对抗，在以后的岁月中俄国一直在沿袭皇权掌握教权的传统，没有再出现类似的事件。

四、皇权对教权的彻底胜利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成为新沙皇。这位旨在促使俄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君王，开始对国内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全盘改革。1700年俄东正教第十任牧首阿德里安去世，为了彻底消除教会牧首对于王权的奢望，沙皇并没有照例指定新的牧首，而是宣布他“本人就是牧首”，教会应服从沙皇的旨意，而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开始。[23]在赢得了为期21年的北方战争，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和对波斯的胜利获得里海出海口后。俄罗斯成为了帝国，更大规模的改革也随之展开，为了解除教会对沙皇的威胁，彼得除了在政治上力图限制牧首的权力外，相应的在经济上也开始对教会的财产进行有效的控制。1721年彼得开始大规模改革教会，首先取消了其特权，并对反对派进行打压，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对牧首制的废除；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成立主教工会和东正教职务管理总局。在几位都主教的头上设立一名国家官吏，这使得俄罗斯从等级君主向绝对君主转变，形成宗教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局面。从此神职人员成为了沙皇政府的附庸，教会的最高领导就是沙皇，沙皇成为了东正教会的“最高牧首”和东正教义的“最高保护者”。[24]形成了一种“君主的权力是专制性，它是由上帝本人赋予的，基督教君主是东正教信仰的保护者”的理想局面。彼得一世对俄罗斯的全方位改革使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明进行接轨，把落后的俄罗斯带进先进世界的门槛，但他带进门里的成员，却没有东正教。当这位“大帝”于1725年去见上帝的时候，这个国家又一次经历了36年的动荡，而另一位“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东正教来说也绝对不能称为好事。当这个有着西方“武则天”称号的女性在皇位巩固之后，继承了先任沙皇的工作，声称主教们应该“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而不是占有财富，并且“教会，修道院不如她的皇宫更需要土地、财产和农奴。”于是大部分人对女皇的“友善”建议表示“理解”和遵从，只有少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但反对者很快被无情残酷的予以清除，于是我们在教会中听到的就只剩下赞颂了。自此，东正教作为国教，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于旧制度的保护，农奴制的宣扬，非俄罗斯民族的迫害等一系列事情都进行的顺理成章。对维护末期沙皇反动封建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彻底沦为了国家统治需要的御用机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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