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述评

2014-11-24李婧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梅氏纪昀杨慎

李婧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明清《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述评

李婧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文心雕龙》文体论在唐代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清两代一直都是校注、评点之重。明人在《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注释上有很大进展，但在评点方面取得成果有限。清代学术大兴，加之有《文心雕龙》在明代的大量刊刻为基础，清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上了一大台阶。文体论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不仅注释愈加完善，更在理论研究上取得长足进步。

《文心雕龙》；文体论

《梁书·刘勰传》在谈到《文心雕龙》时，仅有一句评语，即“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1](P710)可见，《文心雕龙》问世之初是被作为一部文体论专著来看待的。文体论早在唐代就开始了其影响与传播，代表唐代官方权威的《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文体论中的观点。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郑玄《诗谱序》“诗谱”命名之由来时云：“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2](P9)显然取资《文心雕龙·书记》：“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①不过对文体论的校注、评点以至理论研究，却要等到明代之后。

一、明代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

《文心雕龙》在明代倍受推崇，广为流播，一时刊刻不绝，校注兴起，评点纷出。其中文体论成为研究的重点，远较《文心雕龙》其他部分为胜。明人在《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注释上有很大进展，但在评点方面，取得成果有限。

在校注方面，明代大儒杨慎首开风气，他以五色笔圈点，并附以评语，其中有些便明显具有注释的性质，对文体论所涉之典实、作家、作品多有说明，为明清《文心雕龙》校注的兴起导夫先路。

明代在《文心雕龙》校注方面集大成和奠基性著作是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梅注初刊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天启二年(1622)短短十多年间凡六次校定，用力甚勤，又被多次重印或翻刻，影响很大。梅氏《音注》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首次全面完整的注释，共计297注。特别是对文体论的注释已初具规模，计181注，占全书注释的二分之一强，是篇幅相当的创作论注释(计有49条)之三倍还多。如此侧重文体论，乃梅氏注释之体例使然。其篇首《凡例》云：

注元为字句脱误甚多至不可读，乃寻考诸书用以改补，复引诸书之文以相印证。又因篇中之事有难通晓者，诸书之文有多秀伟者，释名、释义，有便初学者，遂并载其文而注成焉。[3]

由此可知，梅氏注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考校文本；二，解释典故；三，载录刘勰所提及之名篇佳作。而文体论正是《文心雕龙》中运用典故、征引文章最多的部分，因此，也便成为梅氏注释最为着力处，平均每篇有9条注释。而相比之下，创作论每篇平均不足3条，《体性》、《镕裁》、《总术》、《物色》四篇无注，《情采》、《定势》篇仅1注，《通变》、《声律》、《章句》、《指瑕》、《养气》、《附会》皆只有2注。其对文体论的注释尤重考录刘勰所论及之作品，收录了大量的资料，不仅仅“有便初学者”，也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以大量载录刘勰选评之作品为特色，即肇端于梅氏也。

明代另一部重要的《文心雕龙》注本是王惟俭《文心雕龙训诂》。其与梅注几乎同时完成，而流播不若梅注广泛，但其所注之完整详备则有逾梅注，成果多被黄叔琳辑注吸收。观王氏《训诂》，与梅氏《音注》相同，文体论的注释占很大比重，远多于创作论。文体论平均每篇有25注之多；而创作论中，除《神思》、《丽辞》、《夸饰》、《事类》、《练字》、《指瑕》等六篇注释较详外，其余各篇皆在5注以下，其中《风骨》、《定势》、《声律》、《物色》只有2条注，《体性》及《隐秀》甚至无注。这亦是其体例所致，王氏于卷首《凡例》云：“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而《文心雕龙》文体论用典远较创作论为多，自然出现了注释规模上的差异。

观王注的具体内容，与梅注侧重不同，而相得益彰。梅注重考录作品，载录文章不下数十篇。而王惟俭则明确表示不以载录作品为能，其《凡例》云：

古称善注，六经之外，无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然裴注发遗事于本史之外，刘注广异闻于原说之余；故理欲该赡，词竞烦缛。若此书世更九代，词人罔遗。而人详其事，事详其篇，则杀青难竞，摘铅益劳。故人止字里之概，文止篇什之要，势难备也。[4](P20)

指出由于《文心雕龙》一书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过多，难以“人详其事，事详其篇”，故所涉人物仅注“字里之概”，所涉文章只备“篇什之要”而不录全文。梅氏因全篇载录作品，颇费篇幅，故出注有限，文体论平均每篇只9注。而王注不录原文，简明该要，故出注密集，文体论平均每篇25注之多，稽考群书，旁征博引，可以说将《文心雕龙》文体论所涉人名、篇名、史实典故等大部分都梳理出来了。

综观梅、王二注，以考辨为主的传统注释方式，客观上决定了用事密集的文体论成为其注释的重点和焦点。他们的注释考录了文体论涉及的大量典故、作家、作品，无疑为后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评点之风，明代大兴，对《文心雕龙》的评点亦蔚为大观。先后有许多名家评点过《文心雕龙》，如：杨慎、曹学佺、钟惺，陈仁锡，叶绍泰等等。从他们评点的情况来看(见下表)，与对《文心雕龙》的校注相同，文体论成为了重点。在各家评点中，对文体论的评点皆约占总数之半，远远高出创作论的评点数。可见，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是十分重视的。

评点总数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含《序志》篇)杨慎48525171曹学佺54122994钟惺786372312陈仁锡1019433217

数据据黄霖《文心雕龙汇评》统计。

但观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评点的具体内容，多辞章鉴赏，少义理解析；褒贬空泛，不辨旨趣；评赏随意，自作发挥，存在着不少缺陷。唯杨慎、曹学佺、陈仁锡等人的评点，尚具有一定的价值。杨慎的评点，正如上文所述，有一部分属于注释，但亦不乏理论探究。或对刘勰的文学发展观表示肯定，如评《明诗》篇“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为“此千古不易之言，彦和已阐之矣。”[5](P29)或对刘勰的作品品评予以赞赏，如谓刘勰“评《古诗十九首》得其髓者。”[5](P28)或从刘勰对每种具体文体的论述中提炼其总的批评标准和创作原则，如《封禅》杨评曰：“‘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不特封禅之准，他文亦当如此。”[5](P78)杨慎的这些评点虽未必皆确切无误，又多点到为止，但大抵都是精妙之见。杨慎评点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刘勰诗歌观的阐释。杨氏认为刘勰把诗训为“持”，指“持人情性”，“千古诗训字，独此得之。宋人说诗，梦寐不到此，盖宋人元不知诗为何物也”[5](P27)，指出刘勰抓住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超过宋人诗论，因此给予其至高的地位，切实揭示了刘勰诗论的重要价值。

曹学佺评语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以“自然”解刘勰诗论。曹氏指出“自然”乃刘勰诗论的核心，并且这一“自然”包含三个层次。《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曹评“诗以自然为宗，即此之谓。”[5](P27)这是指诗在感物抒情上是自然而然的。继而，刘勰又云：“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曹指出“达者，自然也。”[5](P28)此指行文上不雕琢不藻饰。《明诗》末段“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曹评：“彦和(以)不易言诗，乃深于诗者。‘其易也将至’，则近于自然矣。”[5](P30)此为创作上的自然无法。曹能准确抓住“自然”这一范畴及其蕴含的多重含义，来解析刘勰诗论，确是颇具卓识。

陈仁锡选编的《奇赏斋古文汇编》节选《文心雕龙》四十七篇，附有眉批。其评点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处处批驳刘勰的雅正思想，这与大多数评点家大相径庭。这种观念突破了传统儒家文艺观，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不无启发的。

二、清代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

清代学术大兴，加之有《文心雕龙》在明代的大量刊刻为基础，清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上了一大台阶。文体论仍然是研究的重点，无论校注还是评点，都较其他部分为胜。不仅注释愈加完善，更在理论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

代表清代“龙学”校勘、注释最高成就的无疑是黄叔琳《辑注》。黄《注》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以明注本为基础。其《例言》云：“梅子庚音注流传已久而嫌其未备，后得王损仲本，援据更为详核，因重加考订，增注什之五六，尚有阙疑数处，以俟博雅者更详之。”[6]可见其是在明王惟俭《训诂》本基础上考订增注而成。整体而言，黄《注》各篇的注释比重也与王氏相类，同样十分倾力于文体论部分，平均每篇有40注之多；而对于其他部分，其注释也相对较为简略，创作论部分平均每篇仅14注。黄注之体例也与《训诂》相同，考证人名、篇名、史实典故。其对文体论的注释较王氏《训诂》平均每篇增十五注左右，无疑更为详尽完备。

在评点方面，清代有黄叔琳、李安民、纪昀等多家评点过《文心雕龙》，学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代表最高水平的无疑是纪评。纪昀对文体论十分重视，其评文体论之数量近90条，占总数之五分之二，与创作论注释数基本持平，对文体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首先，纪昀对刘勰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学术考辨。如刘勰认为是宋玉始造对问这种文体，纪昀则指出“《卜居》、《渔父》已先是对问，但未标对问之名耳。”[5](P52)更重要的是，纪昀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义理解析。其一，纪昀定《文心雕龙》性质为“论文之书”。[5](P90)纪昀在《书记》篇评语中明确指出《文心雕龙》是一部“论文之书”，即专论集部文章之书。因而纪氏认为史书、子书、《论说》篇中的经传注释、《书记》篇中的“谱、籍、簿、录”等二十四种笔札，在《文心雕龙》均属谰入，与其“论文之书”的体例不符。其二，纪昀评析了刘勰的某些文体分类。如评《书记》篇刘勰所论二十四种笔札并非书记体，而只是附于《书记》篇的一些无类可归的纷杂文体。其三，纪昀揭示并赞赏刘勰论文体时秉承的儒家雅正文学观。如评《明诗》首段云：“‘大舜’九句是发乎情，‘诗者’七句是止乎礼义。”[5](P27)准确揭示刘勰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实是本之儒家《诗大序》。其四，纪昀揭示刘勰文体论救俗整弊之旨。如《议对》篇刘勰力批“议”体“舞笔弄文”、“空骋其华”，纪昀评其“洞究文弊。”[5](P87)其五，纪昀揭示刘勰论文体讲本末正变。如《文心雕龙·颂赞》篇论“颂”体之发展：首论“颂”自商代起确立了其“容告神明”的功用，纪氏以其在彰显“颂之本始”；[5](P38)继而刘勰指出“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是“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纪氏谓其论“颂之渐变”；[5](P38)刘勰又论“颂”发展到“汉之惠景”时“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纪氏以其在论“颂体之初成”；[5](P39)至刘勰批评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纪氏评其在论“(此)变体之弊”。[5](P39)纪昀清晰地勾勒出了刘勰是如何按照本末正变这条线索来论“颂”体的。其六，纪昀从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具体评述中，归纳其总的批评标准和创作法则。如刘勰在《哀吊》篇赞扬潘岳的哀辞“情洞悲苦”，体现了刘勰“为情而造文”的一贯主张，纪昀指出“四字精妙，凡文皆然”。[5](P50)

总体说来，纪昀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评点考证精严，议论惊警。特别是其对文体论的义理解析，以评为论，突破了传统评点体例零散随意之不足，已经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颇具系统性的研究，“为与现代‘龙学’接轨，纪评可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7](P344)

注释：

①范文澜先生已经指出：“《正义》此文窃取彦和而小变者。”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2页。

[1]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梅庆生音注《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卷首《凡例》)，复旦大学藏明万历己酉刻本.

[4]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例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张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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