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朝建立后的数十年时间，对于明朝的灭亡，当时文人士大夫都在不断反省，有人认为空疏的八股文风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种理论引起他们对古文理论的深入探讨，产生了评点先秦散文的潮流，但是作为进入仕途的八股文又不可能被彻底抛弃，所以将八股文融入古文理论的倾向成为那个时代评点学的特征。而这个时代特征从王源对《左传》的评点中最容易看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王源《左传评》的评点思路，展现清朝的时文观念和古文观念共同对古文理论形成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王源；左传评；时代特征

王源（1648-1710）是清初人，著有《左传评》。他虽不是桐城人，但他的《左传评》与桐城派的评点有紧密关系。和方苞评点《左传》一样，他比较重视文义，对《左传》的文法有一套自己的点评系统，重视文章本身的艺术性。王源学习戴名世的古文，他说：“戴田有劝予肆力古文，不必复为诗，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1]129他与方苞也有频繁的交往。方苞说：“（王源）义笃而辞质，虽古之为交者，岂有过哉？苞从事朋游，间近十年，心事气味相投，知其深处，有如吾兄者乎？”[2]666王源对方苞的古文评价极高，他说：“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他经常与方苞讨论《左传》文法，互相砥砺，[3]卷首还将儿子王兆符托与方苞，向方苞学习《左传》文法。但他本人对《左传》的评点思路则和方苞也有不同，在将春秋笔法运用于《左传》评点的同时，也带有一些八股文的思维特征。

一、《左传》中的古文标准

王源说：“文以载道固矣，然所载者不必尽仁义道德之言而后为道也。”[4]166所以在评点中比较注重发掘《左传》中的古文理论。王源认为《左传》语言重视达情。他评点庄公二十八年《骊姬乱晋》说：“文不过说理与叙事，吁文有何奇，说得理出便是奇文，叙得事出便是奇文，所谓词达而已也。”[4]192从他的评点得知他对文意的重视，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是文章能否准确地表达事件情状而并非事件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意义。所以他又说“叙事之文全看叙法，不论事之善否。今人往往以事之善即认为文之善，不知文之善有在事中者，有不在事中者。”[4]166王源认为《左传》重视文采，但是并非像《春秋》注重树立道德标准。

二、《左传》行文结构的特点

（一）《左传》有重要字眼

王源用“纲领”来评点《左传》行文脉络，认为《左传》有谋字眼作为文章线索贯串全文。王源在评点《左传》时就一一找出这些贯穿通篇的字眼。如《公矢鱼于棠》他认为是以“君”字为纲，他圈出文中的“君不举”、“君将纳民”、“非君所及也”三句中的三个“君”字以示其为一篇纲领。又如《公败齐师于长勺》，他认为是以“战”字为纲，圈出文中“公将战”、“何以战”、“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夫战勇气也”中的五个“战”字。王源圈出的这种贯串字眼并非只有这些，还有“礼”、“德”、“命”、“孝”等字。王源的评点中还有两字贯穿的情况，如桓公二年的《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一篇，他认为是“德”和“违”两字贯串，在文中圈出“德”和“违”两个字。

（二）主宾结构

他认为《左传》行文中最基本的结构是主宾结构。他在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中对这种结构介绍比较详细，他说：“弑襄公者，连称、管至父也，故二人为主。无知虽被弑君之名，二人（连称、管至父）特借以此作乱，故为主中宾。僖公、夷仲年只（是）引出无知，故为宾中宾。”[4]187从王源评点例子可以看出，主观上想要刺杀襄公并且付诸行动的都是主，而无知只是连称和管至父弑君的利用对象，所以归入“主中宾”。所以王源对主宾的区分是以他们在弑君事件上的参与程度划分的。

（三）奇正结构

王源认为要使宾主分明就必须奇正分明。他说：“奇正辨而宾主明，宾主明而章法出矣。”[4]185“奇”一般是指侧面叙述，“正”则是正面叙述，奇正交叉错综是《左传》的叙事常法。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王源评：“庄公是正，考叔是奇。庄公之母是正，考叔之母是奇。庄公之不孝是正，考叔之孝是奇。请京是正，请制是奇。不友是正，友爱是奇。庄公之陷弟正，群臣之虑公是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测其奇之所在，孰知其正之所在。”[4]174

他认为《左传》中也有颠倒奇正的变法：“《韩原》、《城濮》、《邲》、《鄢陵》用意用笔，……以正为奇，以奇为正。”[4]260“奇正”结构由兵法演变来，“正”是规矩方圆，部伍分明，“奇”则不为法度所缚。

三、《左传》中的春秋笔法

王源认为《左传》不仅思想上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在文法上亦继承了春秋笔法。他的这种观点也被后来史学家接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词”，[5]308王源对春秋笔法做了引申，将《左传》笔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虚笔

他说“文章之妙，全在无字之处。”[4]167又说“左氏叙战每将权谋方略铺叙于前，而实叙处不过一两言。”[4]184他认为虚笔用可以产生一种浑然无迹的效果，“凡叙事以不见来踪者为上。突然起，蓦然入方有凌空峭举之势。”[4]339他在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中说：“先将战法于子元口中详出，至后正叙处只一二语便了，虚处用实，实处用虚法也。”[4]180

（二）隐笔

王源评点《左传》有隐笔之说，他将文意的委婉表现归纳为隐笔。如襄公三十一年《卫侯在楚》：“然作者于意所在处往往灭其迹、隐其形或错综以乱之，或囫囵以溷之，总不欲读者一目了然，务使仿佛莫定、疑似不能甚解，而后其笔始高。”[4]305他在僖公二十五年《晋侯纳王》中说：“左氏推见至隐，故叙法如此。”[4]215王源这种对《左传》用笔的评点思路就是受《春秋》推见至隐笔法的启发，以春秋笔法解读《左传》的叙事特征非常明显。

（三）闲笔

闲笔是指在不相关的细节上渲染主题。王源评昭公十二年《楚子伐徐》曰：“此传于提明楚子次乾溪之下，未与子革问答以前，先后点染雨雪一段。既与子革问答之后又点染剥圭一段……惟灵王骄淌之气于此二段中，亦隐隐衬出……此用闲笔法也。”[4]327

四、《左传》的文字风格

王源非常重视对《左传》风格的鉴赏，他从字、词、句、篇章等方面入手，比较全面地评点了《左传》的风格，总结出了《左传》的一些语言特点。

（一）炼

王源认为《左传》文字具有炼的特征。如他在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中说：“字字紧炼。”[4]247又如桓公十一年《斗廉败郧师》，王源评点说：“字字精炼。”[4]184再如庄公二十八年《骊姬乱晋》他评点说：“通篇卓炼简洁。”[4]193可以看出，王源所说的文字之“炼”一是用字少，二是用字恰当。

（二）古

王源认为《左传》字法和句法有“古”的特征。他说：“险、短、劲、折，何其古也。”[4]354他按照这个标准对《左传》作了点评。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有“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王源评：“最古练。”[4]172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他说：“古艳高华。”[4]178他还在昭公元年《晋荀吴败狄于大卤》中说：“详简古拙不过数语。”[4]307昭公二十一年《天王铸无射》王源评点说：“字法古峭。”[4]351

（三）真

王源不仅关注章法、字词，还关注《左传》的人物、环境的刻画。他认为《左传》工于刻画人物，善于描写幻景。成公十年《晋侯獳卒》，他说：“画鬼魅不能令人畏，画姝姬不能令人怜，必非妙手。”[4]251襄公十年《遂灭偪阳》：“写力士纸上轩昂跃起，字字如生。”[4]271昭公元年《郑伯享晋赵武》一段，王源评：“人人声音笑貌俱绘出，写生妙手。”[4]306再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礼来聘》，王源又说：“募绘其神吻，使其人如在目，声如盈耳。”[4]297

结语

王源的时代是各种学术思潮汇合的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思路更是多种多样，训诂考据以及理学对他们都有影响，同时古文与时文的观念也影响着他们的作文理念，在这些思想的交互影响下。王源对《左传》的评点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特色：既注重发掘《左传》中的微言大义，又注重行文的辞藻文采特性。既注重古文的文法倡导，将春秋笔法引入《左传》评点，但其所倡导的宾主、奇正结构又与八股文中的两两相对神似。王源的评点将春秋笔法和自己的古文观念法形象的展现出来，具有指导后人古文创作作用。他在评点中隐约透出的八股文思维，反应出那个时代八股文的强大影响力和文人羞于作八股文的尴尬局面。所以从他的评点可以看到《左传》对古文创作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看到

当时八股文与古文的合流趋势。

参考文献：

[1][清]王源：《居业堂文集》，第四册卷十四《朱字绿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据清光绪19年（1893）金匮廉氏刻版后印。

作者简介：杨增良（1984-）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与云南少数民族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