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謇在其从事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在兴办教育和参与政治等各种活动中， 形成了实业救国；农工商联合；官助商办；利用外资；兴办教育的经济思想。本文试着对以上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关键词]张謇；实业；经济思想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1853年，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富农兼小商家庭。1894年，41岁的张謇在殿试中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l895年冬，张謇踏上了状元办厂的道路，奉命着手在南通筹办纱厂。在几十年的实业之路上形成了他丰富的经济思想。

一、实业救国

张謇是较早主张将“实业”与“救国”相提并论的经济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面对当时中国的落后现状，他认为兴办实业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是根本的救国之策。针对甲午战争失败后盛行一时的“军事之败”，救国须以“练兵”、“制器”为重的主张，他独树一帜地指出，“救国为目前之急务”。[1]p154但如何救国呢？ 他分析了洋务派“以兵强国”、“以商求富”主张失败的原因，认为海陆军和商务仅能辅助强国，只有振兴中国的实业才是救国的正确途径。他说：“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1]p154深刻地阐明了“实业”与“救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柔弱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在这严峻形势面前，张謇在纵观国内外形势和比较各种救国方案后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1]p37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张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他认为要抵御外侮，士大夫应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职责，“中国须兴实业， 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2]p54

二、农工商联合

张謇所提倡的实业，包括了农业、工业与商业，并认为农工商三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农业为“本”，生产出“生货”，而工业将“生货”加工成“熟货”，再由商贩运往各地销售，因此“汉人重农谓本富，商末富”。[3]p801他从理论上对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所处的地位作了一些分析，认为：“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 而农为尤要。”[4]p13由于当时工业生产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他认为“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经史所陈，无待覼举。”[4]p13张謇的这种认识，并不是要退回到“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而是通过纱厂的原料需要，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同时，他把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不会则商无校能之地。”[4]p11出身农家的张謇十分重视发展农业，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提出“振兴农务”的主张。他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主张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振兴农务，建立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并把农业作为工业原料的供应基地来对待。

他在提出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同时，还提倡发展商业，他认为“工固农商之枢纽矣”。[3]p733并且极力提倡组织农会、商会和工会，“农会兴而后工会可得而言。……其为农工之去路，则在商会。”[4]p11组织农会可以讲究农学，改进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以及集资成立公司以机器开垦荒地。在农工商三业中，张謇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的重点在棉纺织和钢铁两大行业。“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棉铁主义。”4]p164“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而“至柔惟棉，至刚惟铁。”[3]p784张謇认为，应以棉纺与钢铁工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和主导产业，逐步建立和发展各个工业部门及其农商部门，以全面发展经济，振兴实业，在中国形成一个近代化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

三、官助商办

张謇一贯主张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基本途径应当是官助商办。一般官督商办在其初创时期，除得到政府的部分垫款外，还曾得到减免税收、货款补贴以及加工订货等不同形式的支持。鉴于以往官督商办企业在后期官督有名，商办无实的境况，由此张謇提出了今后中国发展实业的总方针应为官助商办。他相信：“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4]p11这样既可以避免政府官方专权，又有利于商自经营，并获得政府对商办农工商各业的支持与保护，建立起官助商办这种新型的官商关系。同时，张謇还主张“仿德国、日本章程”，由地方政府协助筹集资金，“补商力初办之不足，助商力已办之不继。”[4]p11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时，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过去“官助商办”的主张，他一上任就宣布政见说：“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办，或予招商承办。至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舍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 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4]p165

张謇他认为只有把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开明绅士和普通商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象他自己这样热心兴办实业的上层绅士身上。因此，“绅通官商之情”成为了张謇创办大生集团的思想基础。大生集团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创办、扎根、发展、辉煌，与张謇以其特殊的身份获得官助，绅领商办，为大生集团创造出适合于发展的有利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其他商办企业所无法企及的。

四、利用外资

在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未彻底瓦解的社会条件下，创办近代企业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缺口太大，即使商人、官僚和地主手里有一部分剩余资金，也不愿投向冒风险的近代工业企业。原因在于“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畸零少数。上海各厂因连年花贵折阅，华厂股份给息六厘者止一家，洋厂或息止三厘。坐是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之情形，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为例，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3]p14他曾多次呼吁清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给予近代实业大力支持，但结果仍是“无可措手”。[1]p311

为了解决资金匮乏、财力不足的困难，他提出了引进外资的思想。认为：“中国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应当“合并而用之”。并指出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4]p169“……故外债可借。但借时即须为还计，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以何法，尤不可不计。”[3]p622

1913年，张謇在任农商总长时，撰写了《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对如何引进外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他利用外资的三种方法： 合资、借款、代办， 并对三者的各自特点、利弊得失和具体要求分别作了说明。“合资： 此为利用外资最普遍方法，凡利害参半之事业用之。盖有利与外人相共，亏损亦然。借款： 凡事业之确有把握者用之。在外人方面，仅处于债权地位，与所营事业之盈亏无涉。除普通利息外，各项利益为华人独享，苟有折阅，亦归华人独任。代办：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之事业用之。如开垦荒地，兴办时购置机器，需费较巨；垦熟后继续进行，需费不多。”[4]p169 在他的大力鼓吹和积极推动下，引进外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他在大力提倡引进外资的同时，又坚持不能丧失国家主权为底线，“夫借债视条件，无内外一也。条件刻酷，内亦不可，条件平恕，外胡不可？ 条件拘束，以能还本息为终止耳。此易知者，其尤要则借外债不可丧失主权，不可涉国际。”[3]p664并提出凡在我国境内合办企业或代办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4]p170， 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仍有借鉴意义。

五、兴办教育

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教育，教育必先实业。”[5]p205“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之竞争也。”[5]p157 认识到了教育与实业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惟是国所以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5]p74他认为实业与教育是实现救国主张的两条重要途径，“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5]p22 必须把兴办实业与发展教育同时并举，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实业与教育的相互关系中，张謇认为实业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苟欲兴工，必先兴学。”[5]p52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深感教育不兴，人才匮乏对实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认识到办实业不兴教育是行不通的，所谓“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1]p92但发展教育如果无雄厚的实业作基础又无异于空中楼阁，所以，亦须以发展实业为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不广实业， 则学又不昌。”[1]p92 因此，他认为必须一方面抓实业，一方面抓教育，达到“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5]p214的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以实业所得办教育和用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他在观察了当时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情况后，指出： “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5]p24他认为，“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5]p82师范为整个教育事业的起点和基点。于是，1902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年始，民间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5]p16此后，他又以“女子教育不可无师”和“小学教师宜女子”为由，于1905 年创立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张謇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不得不忍受苛刻的条件，聘请“随机洋匠”。“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5]p182他体验到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十分迫切。据统计，到1924年，张謇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特殊学校3所，职业学校4所等。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张謇——这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不仅在理论上较完整地阐述了实业救国； 农工商联合； 官助商办； 利用外资； 兴办教育的经济思想，而且付诸行动，以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改变社会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去。今天，我们研究张謇的经济思想，对于运用市场机制加速杜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侬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30

[3]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三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陈永胜（1982-），男，汉族，贵州遵义人，历史学硕士，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分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