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惊闻史铁生先生辞世噩耗，我又重读了他的一些散文，也读了史铁生的朋友们以前写他的一些文章。我不知如何表达对他离去的震惊和痛惜，就只好去阅读。而这种集中阅读是可以相互参照的，且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与地坛》中有个句子曾广为流传：“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重读史铁生，让我知道了这个句子的来历。据他说，当年他陷入绝望几欲自杀时，是听了卓别林的劝。在一部电影中，一个女人想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女人埋怨他，发疯地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这个故事让我产生一些联想。自从史铁生七十年代初患病之后，生死问题便成了他考虑的首要问题，直到他写出《我与地坛》，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因为《我与地坛》不只是一篇美文，其中还融入了他豁达、从容的生死观。《我与地坛》发表那年，正好是史铁生的不惑之年。

说到《我与地坛》，我想谈谈姚育明《回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文。姚育明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与史铁生相熟，1990年12月曾到北京组稿。她自然是希望能组到史铁生的稿子的，但史铁生当时并未做出任何许诺。姚育明回到上海不久，却收到了史铁生寄去的《我与地坛》，让她大喜过望，终审看后也兴奋地说要发到来年第一期。不巧那期稿子小说的分量不够，终审便让姚育明和史铁生商量，看能否把这篇稿子作为小说发表。史铁生不同意，且很坚决地说：“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史铁生的态度让编辑部感到为难，于是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蔡翔很严肃地对姚育明说：“你好好和史铁生商量，就说帮《上海文学》忙，史铁生人蛮好的，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姚育明是否又与史铁生商量过，此文未写到，只是写到了编辑部的一个变通做法：最终，《我与地坛》既没放到小说栏目中也没放到散文栏目里，而是以“史铁生近作”为标题发表出来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慨的地方有三。一、据《我与地坛》文后所标日期，这篇长散文写成于1989年5月11日，改定于1990年1月7日。而从定稿到交出稿子又花去将近一年时间。早就听说史铁生写得很慢，且对自己的文字精益求精，《我与地坛》便是一例。二、没想到编辑部对小说与散文的定位如此随意，他们为了一个现在看来很荒唐的理由，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史铁生商量。为了劝说成功，终审还给姚育明支招：“再说小说的地位比散文重，没有亏待他啊。”三、史铁生的答复让我看到了他柔中有刚的一面，他坚持散文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表，是在捍卫一种文体的尊严。

那么，散文的尊严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真实。这种真实是所写之人和所叙之事的真实，更是一种心情的真实，思绪的真实。史铁生说：“在白昼智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病隙碎笔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与地坛》是思绪之文。而那些经年累积的思绪，是不允许虚构的。

但小说却可以是虚构的真实。在真实的本义上，小说真实显然是无法与散文真实相提并论的。但非常奇怪的是，20世纪以来，小说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文体霸权，以至于小说的地位高过了散文。比如，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作家往往是指小说家，没有写过小说的散文家通常不够作家的分量。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偏见呢？不得而知。但当年的《上海文学》编辑部起码是持有这种偏见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那样去劝说史铁生了。

我是很欣赏史铁生先生的这份坚持的。我甚至猜想，当史铁生如此坚持作品的文体属性时，很可能他会觉得，《我与地坛》冠以小说之名是对它的伤害甚至侮辱。《我与地坛》发表已经二十年了，它被无数读者喜欢的诸多原因中，很可能有读者也是在散文层面与它形成心灵共鸣的。如果它是小说，读者当然也会喜欢，但也许这种喜欢就成了另一种喜欢，而且，它那种撼动人心的力量可能也会因此减弱。

（选自《 民生周刊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