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首先简要介绍西学东渐出现之前天津的教育状况，然后重点介绍西学东渐出现之后，在其影响下天津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在这里又针对西学东渐的四个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时期、国民革命时期，逐一地详细描述了每个时期“西学”影响下的天津近代教育发展。

[关键词]西学东渐；天津；教育

天津虽然1406年建卫，但其教育发展从1436年开始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在这六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天津的学校教育经历了剧变。从建立之初的完全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落后教育逐步演变为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以综合教授各种学科知识，增强学生自身能力为主的近代发达教育。西学东渐是指明朝末年一直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1]。本文主要分析西学东渐给天津近代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西学东渐前的天津教育

西学东渐前的天津教育相比较于近代的天津教育又被称之为古代天津教育。天津古代教育形式多样，既有儒学（包括卫学、州学、府学、县学）、社学，又有经管、义塾，还有各种书院。天津的古代教育有着一定的成就，五代时期天津的私学教育很有特点。元朝时期的天津出现了县学和州学等一些教育机构。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天津教育出现在明朝，此后不断出现和兴起的官学、私学、私塾以及各种书院逐渐构成了天津的封建教育体系。在私学教育方面的成就以蓟州窦燕山的事迹为代表，并被编入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天津出现李光先、李光庭兄弟五子登科，周家一门三进士，励杜纳一家四世累代甲科的科场佳话。天津的书院教育在明清时期很有成效，据统计，清代时期天津共有书院15座，其中官办9座，民办5座，不详1座。

我国古代封建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及成就就是科举制度。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天津教育在那个时期也必然是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学生学习的都是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内容，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科举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当时天津的教育以及文化发展和社会建设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为其服务的传统封建教育也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在清朝中晚期，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整个中国包括天津的教育陷入了低谷时期。

二、传教带来的教育变革萌芽

西学东渐的第一个时期即萌芽时期可以被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有很多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2]，他们可以说是最早把西学传播到中国的人。这一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资产阶级文化也有很大发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了其殖民扩张的道路，西方国家开始认识中国并产生了征服中国的愿望。它们认为要想征服中国首先应该从文化上对其渗透，所以大批的传教士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来到了中国，成为最早来中国传播西学的人。传教士在中国主要还是对西方宗教福音的传播，他们通过宣扬教会教义，翻译西方著作来传播西学，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此时西学的传入对于天津的传统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末清初的天津教育家开始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伴随着天津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东西文化的碰撞，儒家的经世哲学开始表现出一种新动向，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是受明末清初西学思想影响的儒学代表人物。在接触了“西学”以后，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儒学之中，也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他们主张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造就一批能为天地创造奇迹的圣贤。

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时期，以及耶稣会传教士西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不是太强，加上之后传教士在教义的宣传上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产生了冲突，雍正时期开始了禁教运动。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背景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天津教育基本也是如此。当时天津的教育还处在封建传统教育的鼎盛时期，科举制度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此时的西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天津的教育思想和目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禁教运动的出现[3，4]，西学传播的中断，这些新兴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施。简言之，因为明末清初时期是西学东渐的萌芽时期，此时封建科举制度还在发挥着其优势，这个时期的天津教育受到西学的影响极小。

三、洋务运动推动天津近代教育兴起

西学东渐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中国的教育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封建社会体系的改变，建立在其之上的封建教育体系也开始瓦解，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型的教育代替旧有的教育，于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出现，中国近代教育开始兴起[5]。

洋务派掀起的学习西学的热潮，较之萌芽时期的西学传播，在传播内容上不仅仅局限于对于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更加注重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西学的传播者也不仅仅有西方的传教士们，一些具有专业技术的西方学者和留学回来的有识之士开始参与到西学的传播中来。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有着重大影响，天津作为洋务派学习西学的重要据点，其教育发展也深受西学的影响。

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迫开为商埠，从此天津逐步成为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利用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的特权，在天津划定租借，控制海关，开设洋行银行，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天津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随着天津社会性质的改变，旧有的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天津近代教育由此开始兴起。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为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于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清政府的一些开明人士在见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之后，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洋务派在继承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经世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教育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鸿章在天津任直隶总督，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呼吁“专设一科取士”，“取士兼求实用之才”；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李鸿章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天津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四所洋务学堂的兴办，即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电报学堂和北洋医学堂。洋务派在“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兴办的新式学堂主要可分为三类：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专门技术学堂。天津的这四所学堂分属于军事技术和专门技术学堂。这四所新兴学堂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内容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官学，私学，他们不是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而是旨在培养新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才，他们破除了对传统的封建四书五经知识的教授，主要是教授学员一些专业技术，例如北洋电报学堂主要是教授学生电磁理论和电报技术。

尽管天津的洋务学堂在洋务运动时期蓬勃发展，推动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但随着甲午中日海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些新式学堂也大多停办。但洋务派推崇的学习西学西艺的办学理念对天津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开始了天津教育学习西学西艺的道路，天津首次出现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堂，在教育上把西学付诸实践。教育内容不在单纯的局限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增加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学科，培养了新型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些学堂虽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完整的学校系统，但他们为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四、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促进天津教育快速发展

西学东渐的第三个时期自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开始延续到清末新政时期。维新派也提倡西学但与洋务运动时期注重“西学”中自然科学的传播有所不同，维新派主张的“西学”不仅包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更重要的学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进一步把西学看作是“政学”和“艺学”，以此来推动社会体制的一场变革。天津作为京都的门户，成为了北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策源地之一，也带动着天津教育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随着要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改革旧教育成为社会的广泛舆论；一大批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要求的新学堂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严复创办的俄文馆，这些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相对于洋务运动教育变革中浓重的军事色彩，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中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对教育发展的诉求。

在清末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带来了教育上的变革，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天津成为了改革的基地，教育进入了它的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天津近代历史时期的第一个兴办教育的高潮，这个时期有各种类型的学堂共156所，其中包括大学堂、高中小三级学堂、女学堂、专科学堂等，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就形成在这一时期，即“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教学行政管理机构和体系在这一时期也建立起来，逐步完善了教学的内容、方法、管理秩序，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新的教育体系雏形初步形成。

五、民国时期的天津教育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民族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的刺激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私人办学更为积极，天津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它也标志着天津的进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国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教育部，废除了读经讲经课，天津的普通教育实行了新的学制，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付诸实施，新的教育思想、科系调整、课程改革都得以推行。这些改革使得天津的教育从近代逐步向现代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新文化运行的兴起，天津的教育受到了北京教育活动的影响，不断的同封建教育遗留相抗争，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赫尔巴的“五段教学法”等，加速了封建教育体系的崩溃；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盲目推崇的现象，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推动了天津的教育科学化发展，促进了天津由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新文化运动也有利的击退了北洋军阀复辟封建教育的逆流，天津迎来了新的民主的教育思想。

六、结语

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教育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天津教育的发展，许多传统中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旧的“经、史、子、集”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完全被打破，天津的近代教育不断吸收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得到了改进，到民国时期天津的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以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成果仍引领着天津的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严文清.明末“西学东渐”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蒙[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3）：98-100.

[2]张济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9（2）：57-59.

[3]崔西平.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J].中国市场，2013（29）：203-204.

[4]林李楠，杨永波.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5）：118-122.

[5]马红霞，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27（4）：46-49.

[6]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近代天津教育与文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CE4018

作者简介：王桂可（1982-），女，安徽宿州人，讲师，现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