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摘 要]每一阶段，人们所追求的历史认识价值观都是特定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由于缺乏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对死亡十分恐惧，于是“灵魂不灭”成为他们的核心观念。古代文明社会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神的局限性，开始“重人事轻鬼神”，“真实的人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到了中世纪，上帝成为一切之中心，人世间的一切都只为论证“神意的真实”，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便是最好的说明。经历了文艺复兴，上帝遭到无情的严厉批判，“人性的真实”重新得到重视和歌颂。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这一时期，历史学家著书立作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本文以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代表浅析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价值观。

[关键词]启蒙运动；历史认识价值观；《罗马帝国衰亡史》

十七世纪末，西方发生了启蒙运动。关于“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理解。康德曾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讲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如果要给这场运动树立一面旗帜的话，那“理性”毫无疑问是恰如其分的。

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理性的信仰。当时哲学家认为理性能够理解和解决一切问题，但这种理性不同于以往，因为古希腊人视哲学理性为通向真理之途，中世纪经院哲学将理性运用于神学解释，启蒙时代的理性则是植根于经验观察与数理分析中。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启蒙思想家们逐步认清自然界的运作法则，从而更促使他们去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的整体使用，被认为是将是欧洲人从承继于‘黑暗时代并阻挠进步的虚伪、限制、迷信中解放出来。理性将创造一种法律和秩序的社会，运行良好的机械主义，其一致与协调性将映照自然宇宙的运转。”[2]

当时，启蒙思想家手中都有一把利剑，或嘲讽，或损益，或臧否，痛击社会的黑暗面，这把利剑的名字就叫“理性”。思想家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智去追溯历史，抨击现实，引领未来。“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当时所有的历史著作，无论是政治史、宗教史，还是经济史、法律史，都在追求一种真实的概念，那就是“理性的真实”。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视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杰作，其典雅的文风和辽阔的精神是其他西方历史经典难以望其项背的。该书所述上起罗马帝国安东尼时代，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期间跨越了1300多年，范围遍及古代社会的三大洲。与中世纪用宗教观念书写历史不同，这本著作首次尝试从文化、政府、社会等方面叙述欧洲古代史，并对基督教、君主专制进行了客观的批判，集中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所追求的历史认识价值观——“理性的真实”。接下来，将以此书为代表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实践“理性的真实”的。

一、理性地批判基督教的教义教规

当时，启蒙思想家唯一的信条就是“理性”，他们充分相信并使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一切社会问题，并尽可能地提出客观公正的观点。面对当时的各种权威，比如宗教或专制君主，他们毫不畏惧，大胆批判。在书中，吉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神学家区别开来，他认为，神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基督教“描绘为降自于天”；然而作为历史学家，他却“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由此出发，吉本对基督教在早期罗马帝国的成长和传播进行了理性、深刻的批判。

首先，吉本对基督教所主张的“上帝全能说”提出了挑战。虽然书中对此观点的挑战手法有些隐晦，但只要读者不是太粗心，还是很容易察觉的。比如，吉本在讲到流行于公元2-3世纪的诺斯替派时讲到，这个教派“对以色列的上帝做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怒时无制，以卑下的妒嫉之心，不容改变对他的崇拜，而且把他的偏私和保佑，仅仅施与一个民族……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3]。表面上，吉本的语调是转述的，而且在讲到诺斯替派时还加上了“不敬”这个贬义词。但是，他的转述其实是以《圣经·旧约》的记载为依据的，紧接着，他就婉转地指出，即使是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最博学的护教者，都不得不承认《圣经》的文字和理性原则是相互矛盾的，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诺斯替派的观点。

其次，他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神迹的做法予以否定。吉本在书中多处讲到神迹的地方。比如第十五章提到关于耶稣受难的神迹，他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讲述耶稣受难时出现过三小时的天地晦暝的现象。按常理，这个神迹应该为耶稣同时代的两位罗马博学家（即辛尼加和老普林尼）所见或者所闻。但可惜的是，在这两位的记载了一切他们所处时代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异的传世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此神迹。可见，吉本认为耶稣受难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种种神迹只能算是没有根据的传闻，其真实性无法得到客观存在的史料的验证，而凡是无法用客观的史料所验证的，必然是虚妄的。

由此可以看出，吉本对基督教教义教规所做出的批判，是理性主义的批判，即以理性的标准衡量基督教教义教规的是非。他的最终目的是主张对基督教做出进一步的改革，因为凡是阻碍人的理性进步的，必须受到人的理性的否定。

二、理性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在历史认识价值观方面追求“理性的真实”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理性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即他们并不笼统地、全盘地反对专制主义，而是能够做出客观的评价。他们主张人类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都受到自然法的支配，这里所说的“自然法”是指以人的理性所能认知的合理的法。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要不对自然法做出人为的干扰和破坏，社会就能实现自然的“和谐”。如在当时居于领袖地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和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都是至交，后面两位算是当时欧洲权力最大的专制君主，但伏尔泰并不反对他们的专制统治，反而觉得凭借这两个人的明智足以改变国家的旧制度，从而有利于俄国和普鲁士建立起符合理性的社会秩序。在伏尔泰看来，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二世虽然实行专制，但同时开明。因其开明，所以能做到理性地立法；因其专制，所以能行使最高权力以确保合乎理性的法律的实施。因此，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对于专制主义，并非不加分辨地一概反对。

同样地，吉本在批判基督教时，笔锋冷酷而辛辣，毫不留情，但对于罗马帝国的那些专制之君（除残暴的尼禄外）的批判却常常留有余地。比如，在第一卷的头两章，吉本就大为称赞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的几位专制君主的治理功绩。他说，自公元1世纪末到2世纪后期，历经涅尔瓦（96-98）、图拉真（98-117）、哈德良（117-138）和安东尼王朝（138-161）、马可·奥利略（161-180）诸位皇帝，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最幸福、最昌盛”的时代，“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由一个在道德、智慧指引下的绝对权力统治[4]”。所谓“在道德、智慧指引下的绝对权力”其实与伏尔泰所主张的开明专制无异。

在第十六章，他讲到成千上万的罗马观众吵着要把基督教徒赶进角兽场喂狮子，而“明智”的皇帝却并下令禁止了这种暴动。这其实隐约地向读者表达：开明的专制优于盲动的民主。可以说，吉本以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为当时思想家们理性地批判专制主义的做法做了极好的诠释。

三、理性地批判使用史料

在对待历史资料上，启蒙思想家不以权威为评判标准，而是以怀疑的态度分析、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将历史付之于理性的检验和审查之中。

吉本在书中对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以一万的兵力击败三十万阿勒曼尼人的入侵一事不予相信，“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我们可以归之于历史学家的轻信，或归之于皇帝手下某些将领肆意夸大战果”。接下来，吉本还指出伽利埃努斯实际上采用的是联姻政策来保卫意大利免受日耳曼人的入侵，而罗马人拒绝承认联姻则表明其对野蛮人有偏见和傲慢的心理。

另外，吉本还对波斯王侮辱罗马皇帝的传闻质疑，“这故事十分动人，也颇有教育意义，但其真实性却十分可疑”。他以现存的东部亲王们写给沙普尔的信件为例，指出他们伪托后代对罗马皇帝瓦勒良在波斯的遭遇，所能肯定的只是他在囚禁中度过余生。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考证史料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评价此书的第十五、十六章，“从逐页的注文可见，其征考的文献之广，辨析史事之勤，也就是讲求理性验证之严格，在19世纪西方史学大兴史料研究之前，是难见其匹的”[5]。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那种对史料的审慎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四、对历史研究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随着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的加深，与以前的历史学家不同，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历史事件作出更为适当和持中的评价。

长期以来，人们对戴克里先创制的“四帝共制”多是批评，认为它是罗马帝国分裂的开始。这种观点在我国现在的一些史书中还是可以见到。但吉本通过对戴克里先登位前罗马帝国的混乱状况进行描述，从而说明此项措施并非临时的权宜之策，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戴克里先的设计是合理的，却唯独没有考虑到其体系的实际弊端。当时，罗马元老院作为全国最高议会的作用被取消，于是采君权、行政权和法权均受制于四帝，几个朝廷的并立，虚荣的排场，奢侈的花费及庞大的部门机构，必然使政府开支庞大，加之于人民头上的税收负担必然更重。吉本指出戴克里先是这一体系的创始人，但这一体系所产生的缺陷和弊端却是后来形成的。在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在财政上奉行谨慎和节约的原则，当时国库储备充足，这些弊端是被限制在温和的范围之内的。因此，吉本评论道“他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他开创了那个罪恶的先例，但他并未实施对人民的压榨”，其统治功绩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更为显赫。由此可以看出，吉本在评价“四帝共制”时，考察了实施前后不同的社会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对此制度以及其创始人做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理性批判态度反映了他们崇拜理性、追求真实的信仰，这也促进了历史学朝科学化的迈进。

以上四方面，虽是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进行说明的，但却是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在论及历史时的一种普遍追求。无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是吉本，他们都用自己的理智去批判腐败的基督教，有限度地反对专制主义，提倡开明专制。在引用史料时，他们都持有谨慎考证的态度，最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疑问，那就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著书立作所追求的历史认识价值观概括讲，就是“理性的真实”。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2]Frank E.Manuel.The Age of Reason[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1，pp.1-2.

[3]吉本.《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M]，王绳祖、蒋孟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页。

[4]吉本.《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M]，王绳祖、蒋孟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1页。

[5]吴于厪.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十六章书后>.[J]，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