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晋

[摘 要]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对教科文组织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要求教科文组织为联合国的干涉行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政策遭到了该组织的部分抵制，美国官员降低了参与该组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内反共事态的发展加剧了政府对教科文组织的怀疑，进一步削弱了该组织在美国国内的合法性。政府与公众对组织态度的变化为日后双方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美国外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朝鲜战争

美国外交史一直是史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然而，有关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问题却相对遭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冷遇”。在联合国早期史的相关研究中，传统著作多从联合国安理会这一政治平台的角度看待美国政策，聚焦于朝鲜战争问题，由此倾向于得出联合国早期遭到了美国政府阶段性绝对操控的结论。但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不同于各国政府的内部机构，其决策过程必然经历各国政府间的博弈。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对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政策的分析对上述观点进行修补，以期丰富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研究。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立与美国政府的态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源于欧洲，1942年11月16日，战时流亡于伦敦的欧洲八国教育部长在英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巴特勒的号召下举行了首次盟国教育部长会议（CAME），商讨战时教育交流与战后教育重建的相关问题。1945年11月，根据旧金山会议的决议，44国代表出席了于伦敦举办的联合国教育及文化组织会议，会议最终确定了新组织的名称、总部暂设地以及组织宪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直接起源于这两个会议。

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国之一。在组织的创立过程中，通过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在CAME逐渐获得的影响力，美国在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与主要职能领域方面都对该组织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之初呈现为一个以西方式自由民主思想为主导、旨在促进全球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国际组织。这与美国在战后初期通过全球合作维护其霸权的外交目标基本一致。因而美国政府曾在该组织创立之初对其给予了高度期望。伦敦大会后，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便宣称就其潜力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组织，因为它可以权衡和平”，且该组织将会成为“全球团队合作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随后，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批准政府加入教科文组织，政府的官方文件也宣称85%的公民对美国加入这一组织表示支持。[2]

然而，冷战的爆发很快侵蚀了美国国内对教科文组织的乐观态度。随着冷战格局的日益凸显，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逐渐从以大国合作维持霸权转向捍卫自由民主制度、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府对教科文组织的政策也相应做出了调整，转而开始在该文化组织内推行冷战性的政治宣传，力图使组织成为“观念的马歇尔计划”，以配合其总体的遏制战略，[3]这一政策目标的转变对双方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朝鲜战争与美国政府对教科文组织态度的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众通讯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在该组织内的关注焦点。早在1946年召开的UNESCO第一次大会上，美国代表便要求将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确立为教科文组织的优先活动，这一提议虽然遭到了与会代表的反对，但在美国的坚持下，1947年大众交流项目仍旧超过了教育成为该组织的首要关注领域。[4]随着冷战的兴起，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UNESCO大众通讯职能的强调，力求将这一旨在促进国际文化性合作的组织转变为传播美国式自由民主思想、遏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政策倾向在朝鲜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激化了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扩张威胁的恐惧感，更进一步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坚信遏制战略的必要性。由此，美国政府内外日益加剧的反共倾向便逐渐开始与UNESCO所持有的文化合作立场产生了矛盾与分歧。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促成联合国安理会达成出兵干涉朝鲜的决议时，也希望UNESCO的各成员国能形成一种反共共识以支持联合国的干涉行动。为此，美国代表在给执行局的报告中表示希望UNESCO能展开一项教育运动，以便世界人民能“获得对联合国朝鲜行动意义的普遍理解、为建立一个能抵御侵略的联合国系统培育支持”。[5]同时，美国代表也要求执行局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该组织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问题，并发布一份谴责朝鲜、支持干涉行动的宣言。在美国代表的压力下，UNESCO总干事博德于1950年8月26日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美国代表的提议。最终，博德制定了一份UNESCO在朝鲜战争中角色的决议。该决议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对联合国的干涉行动表示了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也将UNESCO的角色限定在“援助朝鲜的平民、传播集体安全原则、在敌对结束后参与朝鲜半岛的重建”等方面，聚焦于教科文组织在朝鲜战争后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对美国代表高度意识形态与政治性的建议作出了部分修正。[6]

UNESCO的这份有关朝鲜战争的决议在发表后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该决议因其总体上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意图而遭到了组织成员国的普遍反对。不仅组织的后殖民地国家对此纷纷表示“中立”、法国外交部“消极对待”，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也对这一建议颇感惊讶，宣称自己受到了美国“想要将教科文组织卷入宣传工作”这一举动的“极大困扰”。美国代表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显示美国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普遍批评，各国指责“美国正试图主导教科文组织并想要改变这一组织的性质”。 [2]246-248

另一方面，UNESCO拒绝完全接纳美国的姿态也使得美国政府对该组织服务于美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由于在会议期间深刻地感受到了该组织相对于美国的“中立倾向”，因而美国代表在会后明确向政府建议应该“利用朝鲜事件作为杠杆加强（组织）秘书处跟随联合国及其‘和平与安全发展方向的进程”、要求“在教科文组织各种讨论中盛行的精神，应该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而非‘中立主义或学院派”。[2]248进而，在原先推行的国际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遭遇抵制后，朝鲜战争时期教科文组织再次采取了不完全接受美国政策的现实，使得“美国公众对这一联合国机构的挫败感逐渐增强，因为该机构不能对一个如此显然的决议：披露共产主义对全世界的入侵开展有效行动”。[6]由此，在不断遭遇争议与抵制的情况下，国务院官员开始逐渐降低了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兴趣，一位美国驻UNESCO代表向他的上司警告说，“由于该组织已在它的一些最重要的欧洲当局与公众支持者那里丧失了可信度，因而其应在美国的政策重点中占据较小的位置”。[2]248

三、麦卡锡主义对教科文组织的影响

在美国政府对教科文组织的态度出现了冷淡趋势之时，受朝鲜战争影响而激化了的美国国内反共事态则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趋于恶化。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倡导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教科文组织迅速成为了其攻击目标。“至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成为麦卡锡主义者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将其视为一个颠覆性组织，其中充斥着共产党分子。”[7]受麦卡锡运动的影响，美国国内对UNESCO的支持普遍降低，代之而起的则是对该组织受到颠覆的怀疑。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组建了国际组织就业效忠局，负责监管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工作的美国人，以确保联合国机构内美国籍成员具备同情政府的政治立场。1954年，美国政府向UNESCO总干事伊万斯提出解雇包括大卫·勒夫在内的七名美籍雇员的要求，理由是他们拒绝接受政府的忠诚审查。虽然伊万斯迫于压力最终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要求，表示在合同期满后不会再与这七名雇员重新续签合约，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是在联大会议上对伊万斯未能更加快速与全面的行动表示了谴责。

麦卡锡主义在滋生政府对教科文组织怀疑情绪的同时，也破坏了该组织在美国公众与非政府团体中的合法性。1954年，美国革命儿女联合会等组织联名发表了一份名为“教科文组织研究”的决议。这份决议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雇佣了许多与共产党前线附属机构有联系的人员……已经尝试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忠诚、且也可能有效地介入了美国的学校系统”。[8]直到1956年，一份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仍旧表示，“从国际组织雇佣的美国人的不忠诚与颠覆性活动的角度来看，它到目前为止仍旧是最坏的危险点”。[8]64

综上而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伊始，美国政府与国内各界曾在总体上给予了该组织以相当高的期望与支持，然而，受冷战两极对抗影响，当美国对教科文组织的政策意图从国际性文化合作转为政治性的冷战宣传时，双方的分歧便日渐凸显。与这一时期美国对联合国形成了完全控制的传统认知不同，具备一定开放性的教科文组织并没有完全成为美国的政策工具。在经历了信息自由流动的纷争、朝鲜战争期间谴责共产主义的决议遭遇抵制的相继挫折后，国务院官员对这一组织所具有的中立性日渐不满。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反共狂潮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对教科文组织的怀疑，损害了该组织在美国公众中的合法性。因而，在朝鲜战争后，美国国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所持有的热情与积极支持开始消散，美国政府逐渐降低了对该组织的关注及参与，这为日后双方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Ben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5，1945， FRUS[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523-1929.

[2]Mr. Bloom， “From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pril 12， 1946”，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DB]， No.1927：4.

[3]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63.

[4]S.E. Graham， The （Real）politiks of Culture： U.S. Cultural Diplomacy in Unesco， 1946-1954[J]. Diplomatic History， 2006， 30（2）： 240.

[5]Executive Board document 25 EX/Decisions[R]， p.3.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6/ 001623/162302eb.pdf.

[6]Roger A. Coate， Unilateralism， Ideology， & U.S. Foreign Policy：？the United States in and out of UNESCO[M].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 30.

[7]William Dejone-Lambert， UNESCO： Bridging Three World-Systems？ [J]. European Education， 2006， 38（3）： 88-91.

[8]William Preston et al.， Hope &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1985[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