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红利 副教授 段瑞君 副教授 王菁娜 副教授（、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 00 、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郑州45000 、南开大学泰达学院会展经济管理系 天津 0007）

引言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在古代农业社会，城市是被乡村汪洋包围的一片片孤岛。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随着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集中，世界范围内发生着持续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在经济学中，人们一般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或者城镇GDP与总GDP之比来计算城市化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非常低，大约只有10.5%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其中还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军政人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城乡分割政策，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1978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只有18%，三十年的时间只增长了7.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从1978年到2008年，设市城市从193个发展到661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根据最新统计资料，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54%。目前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将会加速发展阶段。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新增3.5亿多城市人口中，将有超过2.4亿的流动人口。

但是，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突出表现在部分城市发展规模过于庞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增加到95%以上，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其中超过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有23座。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城市病呈高发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症状，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目前北京已经开始采取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疏解产业集聚，将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出北京地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北京采取了很多措施限制人口增加，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流向北京，因为北京地区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疏解大城市人口的根本策略还是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均等化。

城市工资涉及到生活在城市的群体切身利益，不同城市工资差异也成为人口流动的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工资有了较大增长，1980年我国城市平均工资仅为762元，1990年增加到2140元，2000年为9371元，2011年达到38640元，可见，我国城市工资增长速度还是较快的。但是，城市之间工资差异也很明显，最高的上海市为77145元，最低的伊春市仅为19266.60，两者相差4倍以上。从分组的情况可以看，表1显示，我国城市工资主要集中在2万元－4万元之间，城市数达到了65.28%，也就是说，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工资收入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工资收入在4万元－6万元之间的城市有95座，达到了32.99%。6万元－8万元高工资收入的城市仅有4个，占1.39%。可见，总体来看，我国处于中高工资收入的城市比例还较小。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何把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的提高结合起来，是城市化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城市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造成城市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何在？本文通过建立要素市场的理论模型，研究工资的决定机制，并且基于288个城市的数据加以实证检验，力图回答以上问题。

表1 2011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工资分组描述统计量

表2 2011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国内外研究综述

经济学中对工资的关注由来已久，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决定，实际工资取决于劳动市场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产出，新凯恩斯主义把长期劳动合同引入到工资决定中，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近年来，对于工资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要素市场，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Glass and Saggi（2002）研究跨国公司和技术转移对工资影响，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为了防止高技术工人流失到本地的竞争对手中，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Sebastian Galiani ＆ Pablo Sanguinetti（2003）研究了阿根廷的贸易自由化与工资差异的关系，认为贸易自由化能使工资提高15%；Dieter（2007）研究了FDI、知识溢出与工资的关系，区分了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工资的影响； Ingo Geishecker＆Holger Gorg（2008）分析了国际外包与工资的关系，认为国际外包增加1%，高技术工人工资增加2.6%。

国内学术界对工资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工资决定机制及其因素加以研究。王美艳（2005）描述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在行业获得和工资上的差异，并且用计量方法对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宁光杰（2007）运用1993－2004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对我国工资变化的影响；黄枫和吴纯杰（2008）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孙睿君和李子奈（2010）利用2002年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我国不同期限类型劳动合同的工资决定机制及工资差异进行了经验研究；胡浩志和卢现祥（2011）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的城市样本，分别用企业任期和在职培训时间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分析它们对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詹宇波、张军和徐伟（2012）基于企业层面的抽样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的工资决定因素，并对集体工资议价协议是否对工资决定产生作用给予了特别关注。李红涛和党国英（2012）使用1992—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进行研究。

既有文献尤其是国内文献主要是基于行业和企业等微观层面对工资决定加以讨论，对于城市工资的研究还较少涉及。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建立工资决定方程，并且基于288个中国城市数据实证检验决定城市工资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城市工资决定的内在机制，也为相应的政府决策提供了较好的线索。

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

（一）模型假定

每个消费者有多样化需求，但不会对某些特定种类的工业品具有特殊的偏好，消费者的偏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不变替代（CES）效用函数，并且需求函数与效用函数是一致的；企业生产差异化的工业品，即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彼此具有对称性，使用资本（K）和劳动力（L）两种投入要素，生产函数符合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性质，不考虑技术进步。同时，我们假定市场是出清的，也就是市场需求等于市场供给。

（二）需求函数

本文的需求函数是基于Dixit-Stiglitz（1977）和Krugman（1991）的理论模型，需求函数在约束条件下满足CES函数形式，方程如下：

其中，CM表示消费者消费不同种类工业品的数量指标，i表示第i个工业品，c(i)表示第i个工业品的消费数量，p(i)为第i个工业品的价格，σ为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EM为对工业品的总支出。建立如下的拉格朗日方程：

对c(i)求导并令该导数为0，可得：

从上式，我们可以得到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工业品的消费量与价格的关系，

由（4）式可得：

把（5）式代入式需求方程，可得：

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总支出为，

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支出就相当于消费者以PM的价格购买CM的工业品集合体，因此可以把PM称为工业品集合体的价格指数。令我们可以得到消费者对第i个工业品的需求函数为：

由方程（10）可以得到第i个工业品的厂商的边际收益方程：

（三）生产函数

根据假设我们知道生产函数满足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因此，第i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由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得到第i个企业劳动的边际产量：

（四）工资的决定方程

要素市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劳动边际收入产出等于工资，由于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因此，第i个企业的工资决定方程为：

计量分析

（一）计量方法

根据理论模型，我们知道决定城市工资的主要因素为产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在把这三个变量作为基本变量的同时，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引起估计偏差，我们引入两个控制变量：城市人口密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城市人口密度表示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人口密度越大，城市劳动力的供给越多，相应地城市工资应该降低。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显示的是经济绩效与城市工资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经济绩效越好，相应地城市工资也应该越高。本文控制这些变量可以更好地考察三个基本变量对城市工资的影响。考虑到产出与劳动投入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采用2SLS估计方法，我们选择政府财政支出和企业数作为劳动投入的工具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1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分别检验各个因素在城市工资决定中发挥的作用，选取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变量数据均来自《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模型选择上，我们将理论模型设定为对数形式。

其中，i代表第个i城市，C为常数项，β为系数值，ε为残差项，w表示城市工资，Q为产出，用工业企业总产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数表示，K表示资本投入，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合计，CD为城市人口密度，PRO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三）计量结果

考虑到理论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尤其是劳动投入与产出之间，因此，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选取政府财政支出和企业数作为劳动投入的工具变量。作为比较，我们也给出了广义矩估计（GMM）的计量结果，表3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结果。

基本模型（1）显示，产出和资本投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劳动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产出和资本投入对城市工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模型（2）为引入控制变量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后的计量结果，模型（3）为同时引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城市人口密度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两个控制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显著性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也说明了我们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与GMM相比较，模型（3）在拟合优度和回归结果方面都较好，因此，本文采用2SLS模型（3）的回归结果。模型（3）显示，在城市工资的解释上，当产出增加1%，将使城市工资下降0.049%，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于产出的增加尤其是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劳动供给的增加使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工资水平下降；资本投入增加1%，城市工资相应增加0.114%，这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相应地对劳动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使劳动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带动工资水平增加；劳动投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不显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产出增加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而减弱了劳动投入对工资的影响；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加1%，城市工资相应增加0.03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加，说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相应地会有助于工资的增加；城市人口密度增加1%，城市工资下降0.026%，这是由于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说明劳动供给人数的增加，从劳动供给角度看竞争加剧，从而造成工资的下降。从城市工资的影响因素的系数可以发现，资本投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最大，虽然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加也有助于城市工资的增加，但影响要小于资本投入的增加，说明城市工资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的数量。产出和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工资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从对城市工资的抑制力度来看，产出的增加对城市工资的抑制更为显著。从回归结果看，与理论模型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进一步讨论

本部分着重从不同城市规模的角度探讨城市工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不同城市规模的工资决定也许更值得进一步研究。1989年的《城市规划法》对城市规模做过规定：按市区和郊区非农业人口划分，大城市是指50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不满20万的城市。2010年的“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中，学者们对划分界定大中小城市提出了新标准：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按照2010年的划分标准，表4给出了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工资描述性统计量。

表3 基于2SLS的城市工资的系数 因变量=ln(w)

表4 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工资描述性统计量

表5 2SLS回归城市工资的系数 因变量=ln(w)

为了进一步对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工资决定进行定量化研究，我们基于城市工资的理论模型，采用2SLS估计方法对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工资决定进行计量分析，表5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5的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为小于50万的小城市时，城市工资的影响因素中资本投入和工业企业利润是显著的，而产出、劳动投入和城市人口密度不显著，说明当城市规模较小时，城市工资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和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资本投入增加1%，城市工资增加0.185%，企业利润增加1%，城市工资增加0.071%。城市规模为大于50万小于100万的中等城市时，计量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都不显著，说明对于中等城市而言，城市工资的决定可能取决于其他外生变量，例如政策性因素，表4显示中等城市的平均工资为36861.74元，是不同等级城市规模中最低的，也许中等城市的工资可能更多取决于政策因素而非市场因素。城市规模为大于100万小于300万的大城市时，只有劳动投入显著，而产出、资本投入、工业企业利润和城市人口密度都不显著，说明大城市的工资主要受劳动投入影响，劳动投入增加1%，城市工资增加0.12%。大城市的结果与理论模型是不一致的，理论模型显示，当劳动投入增加时，城市工资应该下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结果，可能也与政策性因素有关，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护等，也可能与结构性因素有关，大城市工人的民主意识更强一些，如果一些行业工资较高，其他行业的工人会有“攀比效应”，工人会要求增加工资，也会出现劳动投入的增加与工资增加一致的现象。城市规模为大于300万的特大型城市时，产出与资本投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劳动投入、工业企业利润和城市人口密度不显著，说明对于特大型城市，城市工资主要受到产出和资本投入的影响，产出增加1%，城市工资下降0.378%，资本投入增加1%，城市工资增加0.563%。在控制了工业企业利润和城市人口密度两个变量，我们发现特大型城市的工资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小城市，例如，资本投入的系数，特大城市为0.563，小城市为0.185，说明特大型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为发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结论

本文给出了城市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选取288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2SLS估计方法，本文对城市工资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工资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的数量和工业企业利润，资本投入对城市工资增加的影响最大；产出和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将降低城市工资，产出和城市人口密度相比，产出的增加对城市工资的抑制更为显著。本文也从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角度对城市工资的决定加以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城市规模的工资决定并不相同，人口小于50万的小城市，工资主要受到资本投入和工业企业利润的影响；人口在50万至10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工资主要受到市场因素之外的外生变量的影响（如政策因素）；人口在100万至300万之间的大城市，工资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但计量结果与理论模型有矛盾，我们认为矛盾的产生可能是与政策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有关；人口为3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工资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和产出，在控制了工业企业利润和城市人口密度两个变量，我们发现特大型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为发达，工资决定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因素。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在城市工资的决定中，市场因素正在发挥关键的作用，但是，实证研究也发现，非市场因素在城市工资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非市场因素对城市工资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因此，要健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价格决定中基础作用，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城市工资的调节作用。

1.胡浩志，卢现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黄枫，吴纯杰.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J].财经研究，2008（9）

3.李红涛，党国英.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2（4）

4.宁光杰.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工资形成机制[J].财经研究，2007（2）

5.孙睿君，李子奈.不同期限类型劳动合同的工资决定机制及差异[J].财经研究，2010（2）

6.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别[J].经济研究，2005（12）

7.詹宇波，张军，徐伟.集体议价是否改善了工资水平[J]，世界经济，2012（2）

8.Krugman，P.，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9.Dieter.M.Urban.2007.FDI，Technology Spillovers，and Wages.CESifo Working Paper，No，2132，1-42.

10.Dixit，A.K.，and Stiglitz，J.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

11.Glass，A.J.，and K.Saggi.2002.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4，No.4

12.Ingo Geishecker and Holger Gorg.2008.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ume 41，Issue 1

13.Sebastian Galiani and Pablo Sanguinetti.2003.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rgent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72，Issue 2，Decembe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