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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与《人间问题》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2014-11-22刘翔飞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4年10期
关键词:生死场女性意识

摘 要:萧红与姜敬爱有着共同的生活背景和特有的女性意识,本文基于二者的代表作从女性意识的视角探讨她们对于现实生活书写的不同特点,发掘她们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群体“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生死场 人间问题 女性意识

萧红和姜敬爱同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的著名女作家。1935年,萧红出版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她是“诗之小说”的作家。[1]而朝鲜女作家姜敬爱的创作生涯也只有8年时间(1931—1938),她最早的作品是1931年在《朝鲜日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破琴》,在1934年8月到12月连载于《东亚日报》的《人间问题》是姜敬爱创作的少数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公认的姜敬爱的代表作。

姜敬爱与萧红共同的特点在于她们于民族危难之际借助小说创作表达出的同情弱者、嫉恶如仇的良知与使命意识。她们在苦难深重的社会现实中亲历体验,在小说中书写了弱势民众特别是女性群体生存的艰难和生殖的苦难,鞭笞了病态丑恶的灵魂和世态人情的冷漠,昭示出女性顽强的生命意识。《生死场》与《人间问题》都张扬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作家思想视角的不同,而导致其性别意识的差异。萧红从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出对女性生命悲剧进行独立探寻和反思的强烈性别意识。姜敬爱则多站在男性视角审视女性,展现出的女性意识往往在认同传统家庭文化的基础之上。

鲁迅曾为《生死场》作序:“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生死场》里几乎一切生与死悲剧的承受者都是女人。小说中金枝发出了“男人是炎凉的人类”[2]的慨叹。这既是金枝对男性的最朴素的认识,也是萧红对男权社会中自私冷酷的男性的批判。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里也提到“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那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地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3]《生死场》中的女性面对丈夫的责骂时,只有恐惧和自我反省,却从不敢反抗。面对丈夫的打骂麻面婆从来不敢抱怨或者反抗,总是“像一摊蜡一样消融下来”[2];金枝和福发嫂被男人占有后,传统观念的教化使得她们在亲人面前无法抬头,最终只能嫁过去,之后面对的仍然是男人的斥责和怒骂。

姜敬爱的人生经历使她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生活在男权社会下毫无自主权的女性生活现实,其代表作《人间问题》就是这么一部描写了女性一生的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善婢从童年在龙渊村的生活到临终前在工业城市仁川的经历,最终善婢终于在间男的引导下明白了究竟是谁在榨取着她们的劳动果实,究竟是谁让她们生活得如此辛苦,而最终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人间问题》中,新川媳妇由于总是不怀孕而经常被德浩打骂,当她发现德浩开始注意间男的时候,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德浩家;善婢被德浩强占后,竟然认为:“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如干脆生个儿子以掌握这个家的权力。”[4]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把女性规定为特定意义上的“低级性别”,这从根本上扼杀了女性的主体性,使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她们沦为世界的弱者和陪衬。弱者和陪衬的地位也就自然免不了接受来自男性群体的欺压。女性反而在思想上自觉地维护着男权统治,这正是悲哀的根源。

葛浩文认为“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5],萧红的性别意识鲜明而强烈,她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创作切入点,从社会历史文化和性别压迫的角度对笔下女性在恋爱、结婚和生育上所遭受的悲剧进行反思和评说。月英的惨死,金枝的偷情和失身,小团圆媳妇的夭折与其说是阶级迫害的结果,不如说是由性别歧视和偏见造成的。萧红借笔下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表达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瘫痪的月英夜夜呼唤丈夫给她拿水喝拿饭吃,丈夫却不管不顾,只顾烧饭自己吃,吃完便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坐在一边那个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唤到天明,“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2]萧红笔下的女性们不仅忙着“生”,忙着“死”,还要忍受日寇和地主的暴虐以及提防成为男性的性奴隶。因此,萧红小说从生与死,灵与肉等多重层面刻画出了女性的生存本相,并创造性地从个体生存体验出发表达出集体生存的经验。她指出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和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在对男性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女性自身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和冲动。王婆的形象就是有力的证明,当看到赵三为感激东家的出力相助而失去反抗的勇气,主动向地主认错的同时还把自家的白菜和土豆等蔬菜送给东家时,她怒火中烧,同赵三激烈吵打。她说:“我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狗,到底不是狼。”[2]其性格的刚毅暴烈远远超出赵三等男性。

萧红小说透视出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实,力图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其女性意识多通过女性经历与女性体验的融合来展示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表现出女性对自身悲剧命运的顽强抗争精神。而姜敬爱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往往是因为受到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感召才发生。正如姜敬爱在小说开头《作家的话》中说的:“所谓人间问题,大致可分为根本性问题和枝节问题两种。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努力把握住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指出解决这种问题的要素。什么人具备这样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前途。”[4]作家探讨的重点就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问题,也就是她所说的根本性问题。《人间问题》中的善婢美丽,温柔而善良,却胆小内向,软弱可欺,优柔寡断。小说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写善婢在德浩家当牛做马,忍辱负重的情景,出现在读者眼里的善婢是个默默无言、只知做事的女性形象。她的无言表明她的无权,而地主的蹂躏与欺辱更加剧了她的无言状态。可见,沉默是她身为柔弱女子的本色,同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而不是为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压抑和异化而采取的斗争策略。此时的善婢女性意识是很淡漠的,她总是把监工与德浩划归一类,看作是对自己的阶级压迫,从而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而没有从女性立场出发思考这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性别压迫。

在《人间问题》中,叙述者的叙述策略是将先验的观点与民众视点相结合,从而具有了一种确定性和完结性的意义,使得读者个人难以进行主体价值判断与修正。这种将女性的个体悲惨境遇消解在集体民众的反抗中的做法是以女性特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姜敬爱采取男性的认知视角来看待其笔下受压迫的女性,难以避免地会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广大民众统一起来,而忽略了女性自身,更不会设置女性个人的空间和女性隐秘的身体伦理了。因此,其小说中的女性在阶级意识和性别意识两条道路上都走得不彻底。作家借用了积极进步的男性叙述视角来评判女性,其小说也在表层结构上发现了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不同的声音,而在深层结构上却立足于男性叙述视角,难以免“俗”,从而步入了男性中心的权力场中。这显然是受到时代主流倾向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她认识并探求女性存在的角度有关,反映出作家在朝鲜女性主义近代化过程中的参与度不够,主体身份不明显。这既是作家认识的局限,又是时代女性的局限。

萧红与姜敬爱都以柔弱之躯经历了艰辛坎坷而又短暂的一生,把握当时的社会问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真切地体验生命的深度,思索着人的生命价值。她们从生命尊严的沦丧,人性的扭曲以及生命本体的痛苦中展现着女性生命的悲剧,思考着人为什么生,应该怎样活。她们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在小说中真实地书写了女性的生存苦难与命运悲剧:赤贫、饥饿、疾病和死亡的普遍存在,同时深入探索民族的灵魂,发掘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展示了作为普通人的她们顽强的生命意识。

注释: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页。

[2]萧红:《生死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21页,第32页,第38页,第65页。

[3]鲁迅:《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4]姜敬爱著,江森译:《人间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第5页。

[5]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刘翔飞 湖南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4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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